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农村处于封建社会末期，是典型的自主自给的小农经济。沿海地区已先后和数量不等地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在农村中占统治地位的仍然是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和小农经营的自然经济。
4）自然生态环境好
拥有清新的空气是乡村的一大优势。由于村庄一般较分散，需要大量排放废气废渣废液的工业等部门较少，空气质量好。即使是人们对环境有所改变，但在有些生态环境很健全的村庄地区，由于力度不大或者利用范围不广，不至于破坏生态环境的自我恢复力。因此，总体而言，生态环境相对城市来说，是一大优势。
3中国著名村庄北宅村编辑
北宅村位于怀柔水库上游，是怀九河的必经之路，距怀柔城区10公里，全村面积29500亩，耕地面积2568亩（其中新栽植板栗1400亩），农户600户，其中民俗旅游户181户，占总户数的31％。
北宅村三面环山，一面临水，是北京生态示范村之一。整洁的村庄、别致的农家小院与“鹅和鸭农庄”、“北京人济山庄龙祥湖旅游度假区”交相辉映，构成了北宅生态旅游村的独特风景。村北是“世纪公园”，占地40亩，总投资46万元。该公园位于村北一处荒山坡，站在山坡顶上，北宅村的秀丽全貌尽收眼底。为增加村内景致和村民休闲健身的好去处，该村对山坡进行了整体规划。在山上建起了名为“平安亭”的仿古凉亭，修建了1000米上山的水泥步道，四周栽植了油松、桧柏、黄芦等绿化树木5000株，村民茶余饭后，登山观景，心旷神怡。
村南是“水上公园”，占地8亩，投资80万元。该公园以前是一个全村的生活污水和两个猪场的污水、粪便排放的废水坑。经村里多方联系，建成日处理污水120吨的环保型的污水处理厂，废水可以浇灌粮田、养鱼，进行二次利用。
北宅民俗生态村空气清新、街道整洁、路旁花草丛生。村民喝的是深410米经检测为天然矿泉水的水，洗的是太阳能热水澡，吃的是绿色食品。村里建起了民俗大院一条街和健身一条街。村里有公园、文化站、健身器材等娱乐设施，这里是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它既有都市的特点，又有乡村的气息。
4中国著名村庄小岗村编辑
小岗，真小，一个行政村，两个村民小组，400多人，1000多亩耕地。小岗，真大，名气很大——“中国农村改革发起村”。1978年年底，在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中央两个农业文件的过程中，小岗村牛作价两户一头，国家农产品交售任务、还贷任务和集体提留以及干部误工补助，按人包干到户，包干任务完成后，剩少归自己。当时社员把这个办法叫“大包干到户”。几经磨难，大包干的做法终于得到了党中央的肯定，紧接着迅速推向全国，自此，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吹响中国农村改革第一声号角的《大包干歌》与闻名中外的凤阳花鼓一起载入了史册。
中国改革开放的领导者邓小平说：“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了面貌。”
上个世纪80年代之前，小岗村是全县有名的“吃粮靠返销，花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村；“大包干”的实行，使小岗村甩掉了“三靠”的落后帽子。引资建起了“小岗村葡萄基地”，大力发展以养猪为主的养殖业，通过“调整产业结构，发展现代农业；发展红色旅游，带动小岗经济；着力办好工业园”等“三部曲”，扎扎实实推动着小岗经济的全面发展。＇1＇5村庄类型的影响编辑
自1987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颁布以来，在中国广大乡村全面铺开的村民自治就面临着基于不同立场的争论。村委会的选举作为村民自治最为标志性的环节，更是集中体现了这种理论和现实的各种分歧。
一种观点可以称其为肯定派。持这一观点的人们普遍认为，承载着大国民主建构理想的村委会选举，从制度外壳上直接来自于当代民主价值和民主实践的基本通则。对长期以来要么实行乡绅自治要么实行权力控制的乡村社会来说，这种全国性的制度安排无疑具有“破天荒”的政治突破意义。因此，即使在具体实践中出现了一些“不尽如人意”的面向（现象？）如选举细节上的笨拙或疏漏，又如选举之后村庄治理的糟糕依旧，这些都是“前进中的困难”，是最终会解决的“阶段性问题”。只要我们将按此这一制度不动摇，不断完善具体*作规程和相关制度，不仅村委会选举将逐步走向规范，更重要的是，以村委会选举为标志性环节的村民自治也将获得持续发展，村庄治理也由此获得保障。
另一种观点可以称其为怀疑派。持这种观点的人们往往强调，村民选举所发生的空间并非国家权力空间，相反，它只是社会最基层。民主，包括选举，作为现代政治制度的重要安排，其首要的功能是解决民众与政府之间的互动关系。在一个中央集权的政治框架下，即使在基层社会实行标准样式的民主制度，其意义也不应过于放大。更何况，因为所处政治框架的区别，中国的村委会选举不仅与一般意义上的国民选举存在本质区别，其具体运行效果也与现代意义上的“地方自治”存在具体差异。加之，中国乡村在近代以前最为习惯的是宗族式权威，近代以后逐渐习惯的又是来自外部社会的党政权威。村民的政治习性和村庄的社会特点，一直对具有规划色彩的民主选举进行着事实上的消解。
村民选举之所以从一开始就面临尴尬，就在于它的统一规划面临的是性质不同的村庄。众多不同地区、不同发展水平的村庄，它们之间存在巨大差异，这是我们思考村委会选举时不容回避的社会事实。一方面，不同类型的村庄已有的治理基础不同，另一方面，不同类型的村庄对选举的客观需求不同，对选举的影响也不同。
划分村庄类型有不同的标准，单从对选举的需求和影响而言，可以采用两个分析唯独，一个是公共利益存量，另一个就是村民间关联的紧密程度。这样，我们就可以首先划分出四种典型的村庄类型。
第一类村庄是公共利益存量比较丰富，而且村民之间存在比较紧密的社会关联。这一类的村庄往往经济发展状况比较好，村集体经济比较发达，存在集体资产，因此，竞争村委会职位往往意味着相当的诱惑。而村民之间存在着比较紧密的关联，往往体现为村民内部存在组织纽带，或出现了组织性的分化。这个最明显的就是宗族和“村庄派系”。如果一个村庄既有一定的集体资产，又存在一定的宗族分化或派系分化，这就意味着，村庄客观上需要一套公共规则来安排相关职位。因此，选举的必要性自不待言。
但这样的村庄，村委会选举的竞争也将是非常激烈的，相关的非规范运作也就更应运而生，尤其是对金钱的运用比较突出。而选举完成之后，如果相关职位的安排不能很好地整合不同宗族或派系的利益，这个村庄因为选举引发的纷争也将持续不断。
第二类村庄是公共利益存量比较稀缺，村民内部却存在比较紧密的社会关联。如有的村庄，经济发展基础薄弱，村集体资产缺乏，经济发展的前景有赖于长期的艰苦努力，这就意味着，在这样的村当村长并没有多少可见的好处。但村民内部存在比较紧密的关联，比如村庄内存在明显的宗族和派系，这种社会结构将推动选举竞争。因为，在这样的村庄，村民们竞争的是“面子”。哪个宗族或派系的人物当选村主任，就意味着他们获得了某种相对优势。在这样的村庄，选举往往不是基于对职位“含金量”的预期，而是村庄面子竞争的需要。
这里的选举往往也可以有充分的参与，但同样也有部分非规范选举的产生。因为，相关的精英也要动员并讨好各自的“忠实群体”。但因为经济不发达，非规范选举过程中的金钱因素往往不如第一类村庄，选举之后的村庄整合同样是非常紧迫的难题。
第三类村庄是公共利益存量丰富，但村民之间关系比较松散。如山西的某些煤矿村。这样的村庄，由于村长职位具有相当的“诱惑力”，所以，对村庄里有实力的精英来讲，他们是非常愿意去竞争相关职位的。但由于村民之间的关系比较松散，村民更多的处在个体化状态，自发的村民之间的组织和联合进而影响选举结果的事情就很少发生。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村庄选举更多地成为少数几个精英人物的“寡头游戏”，另一方面就为这些精英煽动村民争取选票提供了土壤。这种类型的村庄，选举竞争的实质不是一部分村民与另一部分村民之间的竞争，而是村庄精英之间的竞争影响并支配着村民的意向。
与前面第二种类型村庄不同，这种选举中的非规范化具有普遍性，也就是说，每一个试图当选的精英都要去讨好没有个村民，诸如争相请村民吃饭，争相给予村民一定的好处直至买选票。就直接效果来看，村民因此而普遍“受益”。但因为村民之间缺少有机关联，选举之后村民无力制约村庄的领导人物。在部分这种类型的村庄，非常容易形成新的“强权”以至于“豪强治村”，而这些“豪强”当初照例是被村民选举出来的。所以，对于这种类型的村庄而言，最为重要的是，如何让村民组织以来监督村委会。如果村民之间是个体化的，就算我们对选举过程作出“规范化”努力，不仅其难度可想而知，而且其效果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