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沈哲那时空的暴尸街头加为虎作伥来得体面。
不过，在这个时候沈哲的首要目的还是让眼前这个在压迫中长大的皇帝看到他翻本的希望。
但是，同治也不瞎不聋，他是大清国开国至今最窝囊最懦弱的皇帝的儿子，也经历过有清以来最大的耻辱，而经受了圣母皇太后这十几年的垂帘加锤炼下来。就算载淳真看不清欧美列强的本质，看不出他的母亲慈禧太后在朝中的势力基本上可以说是处在无可撼动的状态，也不会对自己这个皇帝的价值和大清国力究竟是几斤几两没有一个基本概念。古人的故事听得很爽很安慰很气势如虹但轮到他的身上成败到底还是个未知数。载淳不可能就为此就觉得自己可高枕无忧。
这个事实载淳已经回避了很久，今时今日不愿再避而不谈：“先生不必给朕留这份面子，大清如今比之秦汉若何，先生心中应自有方寸。”
沈哲见载淳已是百无禁忌，也不再为他构造什么美好梦境，如此看来，此时的皇帝更需要的莫过于前景：
“皇上既有此心，微臣定当知无不言。臣以为大清处境虽至危至险，但这未必不是上天想成就皇上千秋功业的一番心意。”
“愿闻其详。”如果是哪怕三天前，载淳听到这话，必然会报以嘲笑，虽然他也分不清这份嘲讽是对对方的还是自己的，但他的心里想的必然应是：成就千秋功业的心意？是存心让朕当亡国之君吧。但现在他却更愿意听到一个解释，或者说现在的载淳更加倾向于相信以他现在的处境仍然可以大有一番作为。
沈哲沉吟片刻道：“愿少闻。”
载淳有点莫名地看了看沈哲又看了看身边的钱喜，心想您沈大人还真是好眼力呀，这个大活人杵这儿半天了，你才想起来把他支出去，早干什么去了，这亏了是自己人，要是有异心那沈大人这不得落个英年早逝。回了一句：“先生但言无妨，钱公公是自己人。”
沈哲暗自一笑，他自然不是才发现有个“局外人”在场，只是料想载淳既然只留了这一个那就意味着，这个小太监是个靠得住的人，但是靠得住也分两种，一种只能告知心意，而另一种则可以参与细节讨论，前一种靠的是忠心，后一种除了忠心还得嘴严甚至一些时候可以指望他办事，载淳此言一出，沈哲立刻明白，这个靠得住的钱公公是属于后者的。立刻将他打好的腹稿付诸实践：
“夫秦一统六国，其功在废周制而用商鞅之法；夫汉武平诸侯，去匈奴，乃其废黄老之学而尊儒所致，此二君者，得以功成万世，在于一字曰‘变’。水者可不亡，在乎其因地而变形，兵求不败，在乎因时变用；魏晋变举荐而置九品中正之制，遂并蜀吴；隋唐变三公九卿而设三省六部，四海之内莫不闻天朝之威；因势变者存而不变者亡，先代旧事皆陛下与吾辈之明鉴也；况如今实乃我大清危急存亡之秋，以不变求应宇内之巨变，其亡无日矣，欲夹缝求生，成就大业，必废祖制而不法旧道。陛下心怀鸿鹄之志，气匡天下，臣以为必不会拘泥于故制。”
载淳思索了片刻问道：“先生所言皆在理在情，然而先生还未予朕解释为何大清之险乃朕之幸？”
沈哲淡淡一笑，答道：“吾民皆以更为也，其心在乎守本，其思在乎安稳，此民顺而难违故法，惟穷可使其思变，惟危可使其思迁。而新法一出，必损众多豪绅大族之利益，陛下推行新法亦难仰仗旧族宗亲。欲成大事则惟令民与上同意，北宋之时，范文正公与王荆公所谋变者，皆良法也，其所以中道败溃者，皆因北方虽有契丹为乱然尚未动摇赵宋根基，举国之内仍诸侯亲服，百姓安乐，国人无危机之感，举世无变革之思。然我大清则不然，太平之乱历经十数年，江南膏腴之壤尽为战事所毁，农人流离，无所依托，至今未复元气；清军二度败于外夷，八旗绿营几近全军覆没，都城为其所克，宫室为其所焚。举国无不以此为耻，痛定思痛。民愈穷，国愈危则其思变之心愈盛，而大清如今已至亘古未有之危镜，陛下因此时机变古制，立新政，非但布衣黔首可与陛下生死共之，官僚豪绅中之开明正义，心负天下兴亡之任者必亦愿损私利以救国于危难。如此，陛下虽无缘以承康乾盛世之利，然愿忠者众矣。”
载淳听得甚是激动，他长这么大从来没人跟他说过类似的话，他的老师们口口声声地说忠于他，但不论讲什么仍然不敢得罪了圣母皇太后半分，顶多借洋务派犯的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咋呼几句；而慈安太后只会和他一起唉声叹气。他对自己的前景从来没有过明确的目标，也没有想过自己还可以争取到与圣母皇太后抗衡的资本，虽然这些支持中的一大部分，可能来自于他曾经根本都没放在势力分配中考虑过的布衣百姓。
载淳的确没什么民主思想，但是好歹知道孟子他老人家说过“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君都是轻的，那臣子自然就更轻，虽然老百姓不能上阵打仗但至少可以代表天下大势，说白了就是舆论，而大清的官吏们都是见风使舵的好手，大势成形，自己就知道该往哪边站，用不着教甚至连提醒都可以省了。更何况他载淳这边也不会除了搞好民众基础其他什么都不干了，至少圣母皇太后的权，他夺定了，虽然他并没有一个完善的计划，但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何突然觉得这似乎是自己注定可以完成的事，
载淳用了片刻功夫压制自己的情绪，猛地站起身来，把钱喜吓了一跳，只见载淳双目通红，胸口在龙袍下剧烈起伏着，突然向沈哲拱手一拜：“朕愿成大业，请先生教之。”
第二十八章 百足之虫，温汤烹之（上）
京城的人们都觉得这一年热得格外早，似乎皇帝亲政大典上的大雨才刚刚停下来，处处就已经透出盛夏的浓绿色，无论是槐树上有气无力的知了还是庭院池塘里已经开得恰到好处的粉荷都在提醒着达官显贵和平头百姓们——夏天到了。
稍稍反应过来一些的众人赶紧掰掰手指头算了算日子，这一算，立刻顿悟了这“反常”的天气——哟，可不是吗，这不知不觉地竟然已经到了六月上旬，一年都跑了一半了，就连似乎前两天还在打地基的城郊的“万国公馆”都早已经有了雏形。
京城犄角旮旯里的闲人们，这才意识到这同治十二年反常的不是天气，而是国事。
自从正月二十六日老天爷莫名其妙地发了脾气，一把天火烧了太和殿，圣母皇太后降下懿旨改“撤帘归政”为“撤帘训政”，这全国的官员们上至京城的各路亲王、皇亲国戚，下至各地知府知县，甚至是顺天府里没有品级的衙役都在眼巴巴地盼望着观赏气血方刚的同治皇帝和老谋深算的圣母皇太后之间的那场惊心动魄的母子大战。
“战争”的“乌云”在紫禁城的上空盘旋了数日，就是一滴雨点都没有打下来过。非但如此，同治皇帝还一改对洋务的憎恶接受了慈禧太后为他选定的新老师，一时间母子关系顺势缓和了下来。
见此情景，一众似是唯恐天下不乱的王公大臣们也多少有些失望，不过托先帝短命的福，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算得上是两朝元老，这样“暴风雨前的寂静”他们见得多了，并没有因此放弃看戏的兴趣，仍保持观望状态。
果不其然，年轻人就是冲动，还没过两天，年轻的皇帝突然头脑发热突然自作主张，非得要搬到乾清宫居住，用的借口竟和当年雍正皇帝把寝宫从乾清宫改为养心殿的理由一样——住在先帝住的地方，睹物思人，无限感伤，所以得搬。
要说这个借口找的并不高明，放在雍正身上还好说，放在载淳身上的确是有点儿牵强，且不说咸丰在世的时候没多少时间关心皇长子，其仙去的时候载淳又只有六岁，记不记得清他爹的长相都是问题，就算真的是父子情深，这养心殿载淳也住了十几年了，要无限感伤也不至于现在才想起来这是他老爹曾住的地方，开始睹物思人。
但毕竟皇帝是以百善之首的“孝道”为后盾提出搬家提案，连西太后也不没理由提出什么反对意见，而这次同治皇帝也一改以往干打雷不下雨，拖拖拉拉地劲头，说搬就搬，早晨圣旨下去，中午就住进了乾清宫。
各路官员得到此讯，立马明白了导火索已经被他们的圣上点着了，又激动起来，像古时候盼着郎君凯旋而归的小媳妇一样，三三两两，倚柩扶枢，翘首而望，望眼欲穿，就等着瞧瞧这盼望了大半个月的大戏开眼。
可红顶蓝袍们侧耳倾听了半天，连脖子都别了筋儿，不但没有他们预想的暴风骤雨，连点聊表慰藉的毛毛雨都没有，甚至皇城之内还有了点儿雨过天晴的气象。
众人各自心中揣测了好一会儿，才听见各自在宫里的眼线来报，说是万岁爷今年怕是真的转了性儿，搬进乾清宫的头一天晚上就招幸了当初被西太后看定的皇后人选，却被慈安太后以其“多动轻佻，不堪母仪天下”的罪名一票否决，无缘母仪天下，入宫个把月都没着载淳待见过一次的员外郎凤秀之女慧妃富察氏。
第二天一大早，天还没擦亮，圣上就紧赶慢赶地跑到储秀宫给慈禧太后这个亲额娘问安。
当时刚刚二月中旬，大冷的天，国事内务一把抓的西太后自然起不了这么早，迷迷瞪瞪地听见李莲英来奏报说是“皇上来给圣母皇太后问安了。”也不闹不清楚是真的还是自己在做梦，想也不想就习惯性地说了一句“让他候着。”自己又昏昏沉沉地睡去。
这回笼觉一补耗掉了一个半时辰，待慈禧太后醒了天已经大亮了，人一清醒竟把她亲儿子还在等着给她请安的事忘得一干二净，直到看见李莲英魂不守舍几次露出“欲说还休”之态，才想起来自己好像有什么挺重要的事儿落下了，一问之下才知道，自己以为是做梦的情节居然是真事儿，大清国九五至尊的皇帝已经在殿外跪了快两个时辰。
慈禧算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