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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定夺”，其实就是明摆着说，再打过来一次也不是不可能，反正已经熟门熟路了。
一提到打仗，对清政府当局来说就成了一件大事，而此时的乾清宫弘德殿中除了载淳之外的所有人眼里，这场大祸的责任承担人应该是沈哲，而且，以目前的情况来看，仅凭这个在朝野中还没站稳脚跟的年轻人是难以把这个失误弥补妥当的。
因此，无论是荀同庆还是李鸿藻，甚至是恭亲王都认为沈哲看完这份奏折时的表情应该是惊恐万状，跪下请罪才对，但是，他们至始至终都没有在这个少年的脸上看见一点惧怕之意，甚至连眉心都不曾皱一下，比看《论语》还平静淡然，唯一的反应就是在合上奏折的时候轻笑了一声然后喃喃自语了一句：“法兰西啊。”
而且这就这短短的四个字还带着些许轻蔑，好像从他最终说出来的国名不是十几年前才直入紫禁城，烧了圆明园的法兰西，而是仍对大清俯首称臣，毫无威胁的高丽、暹罗之流一般。
载淳皱了下眉头，凭载淳跟沈哲的交情和对其的了解，自然不会像在场的其他人那样天真地等着看沈哲会如何出丑，不过在他的想来，沈哲虽然会显得自然平静像是什么事都没发生那样，但至少也得给他来个语出惊人，一句话点破其中奥妙，让整个问题迎刃而解才对。只有这样，才够得上当今圣上首席幕僚的身价和载淳对他的寄望。
可是，这个在载淳和他母亲西太后眼中的周公瑾在世的才子谋臣却仅仅甩出了这四个毫无分量的字眼就没了下文，着实是很调他的胃口，于是不无威严地道：“沈卿家，你这是什么意思？”
沈哲仍是一脸玩世不恭地笑意，没有一点要收敛的趋势，淡淡道：“如果我大清还是这么要买法兰西的面子的话，英吉利那趟不就白走了吗？”
载淳眯起了眼睛作思索状，沈哲的话他是听明白了，反正大清已经跟英吉利签订了秘密同盟条约，跟法兰西和俄罗斯翻脸也是迟早的事儿，倒不如趁此机会和法兰西做个了断，这个算不上是办法的解决方案理论上说不是不可以，但载淳总觉得心底有些悬得慌，似乎是直觉告诉他，要和法兰西一刀两断还为时过早，具体是什么原因，他却一时没想到。
好在这个房间里，持这种观点的不只载淳一个人，而这个人对此事的认识层面可比载淳要深刻得多。
只见一直面色无悲无喜，始终保持沉默的恭亲王奕䜣上前一步启奏道：“臣以为，此时言及与法兰西决裂为之尚早，贸然决断，说不定会置我大清于险境。”
载淳一听来了兴趣，做出一个“请”的手势“六皇叔但言无妨。”
恭亲王沉吟片刻道：“依臣愚见，我大清虽与英吉利签订同盟条约，但彼此仍缺信任，英吉利的确欲借我大清之力南向以制法兰西于缅甸，暹罗；西向以掣肘沙俄于西域各国，却也都不急于这一时之功，此时，我大清若与法兰西为仇，英吉利虽不至于倒戈而向法兰西，却也多半是处于中立，两不相干，未必会助我大清一臂之力，若是法兰西对我大清兵戎相向，北方之沙俄也必然会来与法兰西‘分甘同味’，如此，我大清之危则决不逊于十余年前之境。更何况，法兰西方面只说是请国内定夺，我大清贸然以武备境，防范法军，此理亏则在我大清。”
第二十九章 苦守危壤，不如施之于民（11
沈哲对恭亲王所谓的“以武备境”是大清理亏的说法很是反感，心想着您好歹也是个亲王而且见过大世面，这主权意识是不是也太薄弱了一点，做好国防工作是国家机器分内应该履行的职责，做不好那叫失职，管洋人怎么想干嘛，就算现在调一二十门大炮到京城来，把炮口就对着法兰西大使馆，只要这炮台还在中国的土地上就轮不到外人来干涉。
但是转念一想；虽说道理是这么个道理；但现在毕竟也是一个特殊的时代，这个时代像远古时候的侏罗纪，强者的意志是这个世界上最不容置疑的道理。
不过沈哲相信，如果法兰西真的要打过来，那一定不会为了清政府在沿海停了几艘在他们国家老早就绝版的“军舰”，而是清政府挡了他的财路，虽然现在江南制造局是抢了他们一些生意也造成了他们经济上的一些损失，但很明显，法兰西在华的最大利益肯定不在于在长江上跑航运，之所以这次要想清政府方面施压，无非是想取得清政府的重视；亦或者是在投石问路，看看自己的话究竟能在这个远东的政坛中还有多少分量罢，就算是把情况通电回国，法兰西如果没有英吉利或者其他西方强国承诺合作的话，应该不会在这个东南亚吃紧的时候轻易对华使用武力。
想来现在的清政府是有点被洋人打怕了，洋人稍微给点儿脸色就觉得人家会立刻打过来，所以处处揣着小心，不敢对这些白皮肤，黄头发的人有半分的忤逆，这虽然是这个政府的病态，但现在对于沈哲的整个计划而言，他们把后果想象得越严重，对他越是有利。
好在恭亲王的话虽不符合沈哲的整体价值观，却是帮了沈哲的忙，在沈哲眼里，恭亲王有一点没说错，那就是如果此时清政府和法兰西真的掐起来了，英吉利的态度并不能保证。
中英两国的“秘密同盟条约”粗略算算签订了也有一年多的时间，但是这并不代表清政府和英吉利当局已经日久生情，双方难舍难分，不管对方有什么事都会两肋插刀，肝胆相照，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清政府方面不但不能指望英吉利能真正给予自己多少支持，还应该充分认识到这张已经存在了将近两年的协议实际上还可以说是一纸空文，原因很简单，正如恭亲王所说的那样——双方都还没有给予对方多少好处和关照，或者更明确一些应该是说大清还没有真正意义上是因为双方的同盟协定给予英吉利多少特殊优待，这就相当于订了货没付定钱，而且对方还不急于要这份定钱，那协定的生效就更加是遥遥无期。
这层关系沈哲想得明白，自然不需要恭亲王来提醒，只不过，这话不能由他来说，本来最开始的主意就是他沈哲出的，现在再在朝廷上说这些西方国家得罪不起，必然会让其他人怀疑他居心不良，别说他心里本来就有鬼，就是真的心中坦坦荡荡，忠比比干，这瓜田李下的，他也总得避这个嫌。
本来他还想着怎么样诱导载淳自己去想到这层，现在好了，被恭亲王说穿，他也不用费那个心思，等着看事态怎么按照他所预计的发展下去就可以了。
荀同庆听完恭亲王的话立刻紧张起来，他虽是清流派的中流砥柱，却也不是不知道洋人有多厉害，不承认洋务的价值固然，但也绝不会天真的以为凭清政府此时的心态和军队的素质可以在与洋人的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儒学的孔孟之言教导过他“士可杀不可辱。”，而数十年的官场磨砺更是用荣誉和教训教会了他“大丈夫能屈能伸”“忍小忿而就大谋者”方能成大事。
荀同庆很清楚，这仗，此时的大清肯定是不能打的，既然不能打就只有言和，在这方面清政府的经验可是比打仗要丰富得多。
更何况，在他看来这次与法兰西言和的代价比起当年的《江宁条约》和《北京条约》又是割地又是赔款的，简直就是九牛一毛，不过就是让江南制造局别再揽长江航运这个生意而已，而且江南制造局再怎么都是朝廷的下属单位，本来就不应该掺和经商这种不上档次的事务，自降身份。
李鸿藻更是深谙自己这位老上司的心意，没等荀同庆开口，就抢先一步道：“臣以为六王爷所言句句在理，我大清如今稍有兴旺之态，万不得在此时惹上战乱之祸，上上之策当勒令江南制造局停止长江之载客航行，以平法兰西之怨气，还望皇上忍一时之忿而顾全大局。”
李鸿藻是载淳自六岁开始就朝夕相处的教书先生，十几年的斗智斗勇，载淳对李鸿藻的声音老早就产生了由“审美疲劳”导致的强烈的厌烦感。
此时再听李鸿藻强调大清“稍有兴旺之态”，更是大为不屑——心说这些人跟朕要钱的时候一个个都说大清今时今日是如何的如日中天，堪比是堪比康乾的中兴盛世，那意思好像是说如今就是没有和洋人一决雌雄的机会，若是有机会，大清肯定能一雪前耻，如今这真有洋人来找麻烦，怎么就一下子变成了“稍有兴旺之态。”了？
要说江南制造局在长江航运业上站住脚也就只有个把月的功夫，但就是这区区个把月却已经让朝廷尝足了甜头，因此在载淳的心里，无论是出于个人的民族情感还是朝廷收益的考虑，他都不想轻易放掉这棵他迄今为止见到的最大的一颗摇钱树，而且他坚信，他此时正在颐和园凉快的亲娘也不愿意。但是他的六皇叔所说的又的确在情在理——现在这种情况下，法兰西不是他载淳所代表的这个清帝国能得罪得起的。
载淳没有说话，只是不由自主地将目光又锁定在了他最重要的幕僚身上，他绝对不相信，沈哲两个月前敢跟他提这个建议，现在不过是出了个小岔子，这个人就拿不出一点解决办法；更加不相信恭亲王方才所说的，他沈哲一点苗头都不曾看出来过。
沈哲也感觉到了来自载淳目光的威逼，心想看来是到了开门见山的时候，于是道：“诚如六王爷所言，如今的确不是我大清与法兰西撕破脸皮彻底决裂之时，不让江南制造局做出些许退让恐怕是难以平息事态。”
载淳是越听越糊涂，心道你这说了等于没说，不过是将李鸿藻的话在转述了一遍而已，到头来还是得把这个还没捂热的聚宝盆给送出去，心道自己这个生力军不会这么没用吧。
却见沈哲稍稍顿了一下，立刻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