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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脸色严肃起来，“那你要什么？”
“我要你。”
他审视着我的脸，我努力不让眼泪掉下来。他苦笑着摇摇头，“关璐，你不要孩子气了。”
“我没有孩子气，谁说我孩子气？”我怒气冲冲地瞪着他，一面用力咬着下嘴唇，“我们其实根本就不应该分手的！”
他抬起头越过我看着远处的山，过了好久才把眼神拉回来，好像在想什么很重要的事情。终于，他一个字一个字地问：“你既然觉得我们不应该分手，那你为什么不多给我一点时间？”这个时候，我看见他的眼睛里有一种积郁许久、受了伤的愤怒，像闪电一样灼着我的心，“其实……只要……只要几个月就够了呀……”
“我怎么知道？！我给过你机会的呀，‘九一一’那天你给我打电话，我不是说我想你吗？你叫我自己保重，是你叫我自己保重的呀！”
“那你怎么不想一想，我干吗要给你打电话？那天我一直都在担心，上班也心不在焉，生怕旧金山万一也出事情你怎么办，做了一整天思想斗争，还是忍不住给你打电话。璐璐，你从前说过我个子高，所以反应迟钝，你忘了吗？你既然知道，你，你，你为什么就不等等我呢？”
一阵山风吹来，蓦然刮下一阵眼泪，“你让我那么伤心，”我冲着他嚷嚷，“还来怪我？你怎么好意思？”
他一把抓住我的肩膀，“可你知道，你让我多伤心吗？那次我下定决心去找你，心里想，随便你怎么骂我，要我怎么样都认了，可就是没想到你已经……小杜还告诉我你们要结婚，这种味道，你倒是自己去尝尝看？”
我抓住他的袖管，“我不是……”话却说不下去了。事情到这里，好像已经分不出谁对谁错。就像一个水彩画盘上，左一道右一道颜色飞上去，越描越黑，再也看不出底色。
许久，他扳开我的手，“对不起。我这个人不会说话，也不喜欢什么事情都挂在嘴上，所以比较吃亏，也让你受了很多委屈，我自己知道。不过，有一点我一直弄不懂，我有了你之后，心里就装不下其他人，你总是不相信我，怀疑这个怀疑那个，我以为总有一天你会明白，可是，你自己却一跟我分手就……你让我怎么相信你呢？我虽然不太聪明，可也不是傻瓜，只要你等一等，稍微等一等啊……”
我的眼泪一个劲往下流，流进嘴里，咸咸的、涩涩的。他去车里拿纸巾给我，我不要，把眼泪都擦在衬衣袖子上，左边擦湿了擦右边。
等我把眼泪差不多擦干，他也平静下来，柔和地说：“我说你小孩子气，是因为我觉得有时候，你可能不知道自己究竟想要什么，得到了又觉得不好。所以，以前的就算了吧，我送你下去。”
“你觉得我朝三暮四，对不对？”
他默默地、久久地看着我，那种目光让我彻底绝望。查理·布朗不要史努比了。查理·布朗怎么可以不要史努比呢？
很多决定在刹那间做出，做完就没有回头的余地，也不应该回头，只好往前看。已经发生的事情，一定是对的。
回到家，差不多筋疲力尽。杜政平正在看一部很老的越狱片，我把程明浩的名片放到桌上的名片盒里。
吃饭时，我问他：“有个地方叫大溪地，什么地方？”
他看看我，“是太平洋里的一个岛，度假胜地。”
“在哪里？”
“靠近夏威夷吧。想去吗？”
“我不是想去，只是想告诉你，下一次同人家说我们要去度蜜月，起码挑个我知道的地方，我可以替你把话编圆，免得穿帮。”
他转过头来，我趁他发问之前说：“我今天碰到程明浩了。他们公司组织活动，正好和我们在一个地方。”我把程明浩的名片拿给他看。
“这么巧？”
“嗯。”
他不说话了。
那顿饭吃得庄严肃穆。我收碗的时候，杜政平指着那张名片，“这个，你觉得有必要留着吗？”
我们对视了半分钟，我微笑一下，把名片拿过来，慢慢地撕掉，“我觉得没有。”然后把碎片扔进垃圾袋，又把垃圾袋扎起来。
晚上，杜政平已经睡着，半梦半醒之间，我忽然想起好久以前想了一晚没想明白的问题：程明浩的手机号码是多少？今天他写给我的时候，我看了一眼，又忘记了。我对数字、尤其电话号码的记忆能力很差，不写下来根本记不住。最后四个数字是“3457”？不对，是“3754”？好像也不对，“3547”应该差不多了吧？这个毫无意义的问题把我越弄越清醒，搞不好又要一夜无眠。
我轻轻下床，踮着脚走到厨房里，小心地解开角落里的那个垃圾袋，在一堆菜叶、剩饭、脏纸巾、塑料袋和可乐罐当中寻找那张名片的碎片。不是余情未了，只是，只是我想看看我自己记的对不对。
“关璐，你在干什么？”
我的手猛然一抖，回过头，杜政平正站在水槽前看着我，他的脸色在日光灯下白得可怕。
“我，我在找一张发票……昨天去超市买的那瓶、那瓶洗发液有三块钱的厂商退款，我突然想起来……”
他默默地点点头，“啊，是这样。明天再找吧，我帮你一起找。”他好像很相信我的话。
“好。”我听话地跟他回房间去。回想起刚才的事，觉得不可思议，而日光灯下的两个人都面目可憎、行为猥琐。爱情，真的能让人沦落？
第二天一早，我醒来，杜政平在桌上留了一张字条，说他去公司了。我去厨房做早饭，发现那个垃圾袋已经被扔掉了。那天是星期六，他们公司也并没有忙到要加班的程度，我心里明白，他只是为了避免和我见面。晚上七点多钟，我刚把饭做好，他开门进来，把一盒德芙黑巧克力放在桌上，“给你。”
我拿起来看看，对他笑了笑，把巧克力放进冰箱，“谢谢你。”我没有告诉他，其实，上次去检查牙齿，医生说我有两颗牙齿变得“敏感”，列出很多种建议少吃最好不吃的食品，巧克力首当其冲。我很怀疑是那次一口气吃完一大袋椰丝巧克力的恶果：吃的时候纠集了太多的情感，连牙齿都吃不消，变得“敏感”，用实际行动抗议：“不跟你玩了。”
以后几个周末，杜政平没来找我，我也没去找他。我们心照不宣地保持距离，连打电话也客气了几分。我们的感情好像被放在了秋千架上，一下一下地在风里晃荡，越晃越高，随时可能会飞出去。两个人一起胆战心惊地看着，却不知该怎么办。
八月份一个星期五早上，十点多钟，杜政平突然打电话到我办公室，告诉我一个触目惊心的消息：他那家公司为了节省开支，决定关闭旧金山分公司，大约百分之三十的员工有机会转去东部另一家分公司，剩下的百分之七十就地解散。杜政平的整个部门，包括主管，都属于那百分之七十。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二〇〇二年夏天，由于“九一一”和安龙事件导致的经济衰退，在高科技行业找一份工作比登天还难。而难上加难的是，需要在一定的时期内找到工作，否则，杜政平在美国的身份就会过期，他如果不想“黑”掉，就要在限期之内离开美国，而那个“限期”，是可以扳着手指数完的。有工作的时候，人称“高科技精英”；一旦丢了饭碗，就立刻成为超市打折架子上的罐头。
当生存都成为问题，没人去顾及晃悠在秋千架上的感情了。我们拿出各自的通讯簿，把认识的所有有工作的人不论亲疏不分种族列成一张表，准备一个一个去联络。那张表极其详尽，一切我们能想到的社会关系统统包含在内。杜政平甚至问：“郑滢以前不是有好多追求者吗？”我想了想，说：“算了，这种人情，一旦欠下来，你叫她怎么还？”
我的手指一页页翻过他的通讯录，快翻完的时候，停在了一个名字上。我看看他，他沉
默了一会儿，点点头。
我把程明浩加到表格最后一栏。他的公司有一个IT部门；而他，说过把我们当朋友的。
那个周末，我们打了整整两天的电话，把一张表格划得五花八门，可是，大部分的人给出的答复都让人当场失望，剩下那一部分也是要了简历，却加上一句“不要寄太大希望”。也可以理解，大家都自顾不暇，帮忙更是力不从心。
星期天晚上，我终于给程明浩发了一个电子邮件。一个小时之后，他打电话来，“你马上寄一份小杜的简历给我，我明天晚上给你们答复。”
我说声“谢谢”，把简历寄给他，疲惫不堪地站起来，发现杜政平已经不在屋子里。我打开门，看见他坐在外面的楼梯上喝啤酒。我也拿了一罐啤酒，坐在他旁边，一边喝一边告诉他我替他寄了简历给程明浩。
他自嘲似地笑笑，“真是不争气，要情敌来帮这种忙。”
我说：“他现在不是你的情敌了。”
他低下头，“我还是不争气。”
我转过头，吃惊地发现突如其来的失业可以让一个人发生这么大的变化：他的胡子两天没刮，眼睛充血，脸色发青，原先的神采飞扬、热情开朗消失得无影无踪，整个人颓废了一圈，让我越看越难过。
我拉住他的胳膊，“说不定明天就会有好消息的。”
他看看我，“你觉得会吗？”
我避开他的眼睛，说实话，我一点都不乐观，一般公司都在年底进新人，八月份的工作机会凤毛麟角，而且竞争肯定非常激烈。
“你们公司真不是东西，这么大的事情都不早点打个招呼，让人家怎么办？”
他叹口气，“就是因为事情太大，才绝对不能打招呼，否则还不天下大乱？算我倒霉，”过了一会儿，他看着手里的啤酒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