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他的手掌里摇摇头，“我都跟他结了一半婚了。我对他老是说话不算数，这一次，我，我不能再不算数……”
“璐璐。”他哀求我。
“不要。”我也哀求他。
我们久久地凝视着对方，直到把彼此眼睛里的痛苦都看了个透透彻彻，又变成一种凄凉回到心里去。突然间，我抱住他，把头紧紧地贴在他的胸口，因为我体会到了那次郑滢说的感觉：我们像一对告别的旅人，一个在船上，一个在岸边，他拉着彩带的这一头，我拉着那一头，眼看着船慢慢地开出，带子越拉越紧，直到绷成细细的一根线，然后“啪”的一声断开，断头弹在手指上，先是没什么知觉，而后是麻辣辣的痛。原先或许不用告别的，总是一个先去买了船票要走的，或许也挽留过，也哀求过，然而终于还是走了；到了此刻，真要拼了命，跳下水去或许也能游回岸边，然而船开都开了，渐行渐远，有多少人会那么做？历来不是只有泪眼相对、无语凝噎的吗？
郑滢没说错，最坚决的告别是在床榻之间，在本该最最亲密的时候。这样的告别，连后路都一起切断了。我，放弃了他。
程明浩又抱了我很久很久，终于慢慢放开。我穿好衣服，他掏出一支烟，又放了回去，“带你去看样东西。”
半个小时后，我叫他把车子停在路边，“我不去了。”
“我答应过要带你看浪管风琴的。”
“我不要看了。”
“那好，”他沉默良久，把车门打开一点，让灯亮起，然后把那个玫瑰花纹的戒指递过来，“帮个忙，把它戴上，让我看看，好不好？”
我把戒指戴在左手无名指上，那颗小小的钻在暖融融的灯光下微笑，他脸上露出一种满意的神情。戒指稍微大了一点，我说：“总比太小好。”
我把戒指拿下来还给他。他把它放进项链上的挂件盒，看了一会儿，摇下车窗，猛地把它扔出窗外。链子在夜色中划了个弧线，迅速消失得无影无踪。我惊愕地看着他。
他转过头来，“这样也好，以后就可以不想你了。再也——不想你了。”他垂着眼睛，语气却又坚决了起来。
我的心里一阵痛，“你，你要给我好好的。”
他点点头。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他说：“走，送你回去。”
我叫他在离我家一个街区的地方停下来，“我自己走回去。”
他伸手过来轻轻抚摸了一下我的头发，“小不点，好好过日子吧。”
我的眼泪顺着脸颊无声地往下流。过了半天，我哽咽着说：“我希望你也幸福。”
他点点头，淡淡地朝我微笑一下。
终于有机会说“希望你幸福”。只是，我们之间，已经分不出谁是浪子，谁是倒霉蛋。
我们都那么辛苦地辜负过，也守候过对方，到头来却是这样。
我站在街沿，看程明浩的车亮起红灯，缓缓开动，喷出一股白汽，散进夜色，像一声叹息。
我回到家，杜政平正站在冰箱旁边喝一杯酸奶。他问我哪里去了，我说出去随便走走。我脱下鞋，光着脚走到他面前，“什么时候回来的？”
“刚回来，”他正舀起一口酸奶，勺子停在嘴边，又送到我面前，“要不要吃？蓝莓的。”那是我最喜欢的牌子中最喜欢的口味，上星期他去买菜时忘记了，回来后想起又专门跑了一趟。
我点点头，张开嘴，他把勺子送进我嘴里。酸奶又酸又甜，小粒的蓝莓滑过我的舌头，凉凉的。
他自己也吃了一口，“你吃东西怎么总喜欢舔勺子？”
“不浪费啊。”
他又舀一口送到我嘴里，“傻瓜，又少不了这么一点。”
刚才进门前的刹那，我的确闪过念头，把下午的一切都告诉他，然后去找程明浩。可是，那个念头像霉菌一样被一杯Yoplait的蓝莓酸奶消灭掉了。酸奶杯对面的人，跟我相依为命。
二〇〇二年八月的某个星期四下午两点三十分，我和杜政平结婚。我穿着上次去参加郑滢婚礼时的那条裙子，那是我来美国以后买的最像样的衣服——其实是郑滢替我买来衬她的新娘装的，婚礼结束后就送给了我。
郑滢和她先生当证婚人。她很担心，在洗手间里对我说：“这样的话，你的负担就重了。”
我淡淡地说：“会过去的。”
临近年底，郑滢辞职，因为她怀孕了。我有点失落：刚刚有了那么一丁点儿“拉帮结派”的可能性，“帮派”却扔下我走了。
我们公司在高科技泡沫期间的最后一次“资源重组”进行得相当丑陋。二〇〇三年一月，一批重要项目完工后，好几个测试和客户服务部门被连窝端掉，一间间空旷的办公室像一个个被拔了牙的牙洞，看得人心里发涩。两年来，我们所有人像参加了一整套海军陆战队心理训练，由手忙脚乱、惊慌失措变得训练有素、沉着冷静，真正做到“前面的人倒下去，后面的人不动声色端起他的枪接着往上冲”。如果大家集体度假，完全有实力组团去非洲原始森林探个究竟，什么食人部落，发扬团队精神，三下五除二把部落酋长捉来，然后就地开会讨论怎么个吃法，清蒸还是油炸，刺身还是叉烧。吃得饱饱的，回来以后，用软件画出电子版路线图贴到内部网上，推荐别的部门去。
二〇〇三年初，杜政平收到南加州一所大学的奖学金去念博士学位。他说：“真好笑，我天天开着宝马车去上课。”我听得出他声音里的苦涩，生活中有些圈子实在兜得莫名其妙。
杜政平的学校在洛杉矶，他每隔两三个星期回一次旧金山。杜政平对我很好，记得我喜欢吃什么牌子的酸奶，记得给我带他们学校附近面包房某种很好吃的巧克力面包，记得天天准时打电话来说“晚安”。正当我们开始逐渐习惯婚姻和各自的角色时，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发生了。
六月的一个周末，我从纽约出差回来，不知是不是在外面吃错了东西，我的手臂上长出一些小小的红水泡，根据经验，那又是过敏反应，我立刻拿出一颗抗过敏药吃下去。
可能是舟车劳顿加上抗过敏药的作用，不到十点钟，我就昏昏沉沉了。那天，杜政平回旧金山，我们莋爱之后，他突然问我：“刚才你在想什么？”
“什么？”我迷迷糊糊地问。
他打开台灯，“我是说，刚才，你在想什么？”
“我没想什么。”
“你好像……很不起劲。”
“我累了，坐了六个小时飞机。”
“我也累了啊，开了六个小时车。”
我睁开眼睛，“你到底想说什么？”
他咽下一口口水，“也没什么……我刚才看你那么冷淡，以为你想起了他……”
“活见鬼！”我抓起枕头朝他打过去，一面打一面开始流泪，“你冤枉我，你冤枉我，你冤枉我……”
我的眼睛像坏了的水龙头，泪水不住地往外流，夹在眼泪里翻来覆去只有一句话“你冤枉我”。我从来没有觉得这么委屈：我知道他以为我想起了程明浩才表现冷淡，其实，我刚才什么也没想，真的什么也没想，我只是吃了一粒抗过敏药而已。
他到底还是介意的，因为程明浩是我第一个男人。他或许以为我冷漠的时候是在想程明浩，我热情的时候是把他当成了程明浩，然而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可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他也并没有完全冤枉我，无论怎么刻意遗忘，回忆中的一个片段常会猝不及防地浮现在眼前：雨夜里，他温柔地抱着我，轻轻解开我胸前的一颗纽扣，手指触到了我的皮肤，犹豫了一下，又轻轻地把纽扣扣了回去，然后摸摸我的头发说‘睡吧’，像查理·布朗抱着史努比。我的心在他的掌心上跳动。捧着我的心睡着的男人，我能忘记吗？ 花生漫画已经五十年了，史努比有时候也不听话、也会走失，但却总是能摸着回家的路，去找到它的查理·布朗，我呢？
我很想忘记，也忘得差不多了，可是，很不巧，这个片段偏偏从记忆的墙缝里漏了下来，能怪我吗？ 我哭了整整一夜，毫不怯场，杜政平一个劲地在旁边认错。以前我说过每人身体里都有个孩子，现在我身体里的孩子不知是饿急了还是尿湿了，哇啦哇啦哭个不停，我根本无法控制。真的，不是我想哭，我管不了她。
杜政平给我倒了一杯水，我喝下去，接着哭；他又倒来一杯，我又喝下去，接着哭；最后他拿来一整瓶矿泉水，我“咕咚咕咚”灌下半瓶，还是接着哭。好像已经没别的事情可以做，只能哭它个地老天荒。
哭到后来，我的喉咙哑掉，眼泪把床单打湿一大片。杜政平把一条毯子盖在我身上，隔着毯子抱住我，央求我不要哭。
那是一种很苍凉的感觉：你要问我人与人之间最远的距离是什么，我会说，就是一条梅西百货买来、二十九块九毛九的毯子的厚度。
快天亮的时候，他终于忍不住，穿上衣服出去了。
孟姜女用眼泪淹倒八百里长城为了寻找一个男人，现在我用眼泪活生生把一个男人淹走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跟她有得一拼。
二〇〇三年八月，杜政平提出离婚，我答应了。我们的情分，仅仅捱到纸婚年。
我们没什么家当，加上分居两地，一拍两散，简直像玩了一场过家家。最后见他那一次，他买来很多Yoplait的蓝莓酸奶放进冰箱，上下两格都塞得满满的，够我吃起码两星期。临出门，他转过头来问我：“关璐，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我看着他，点点头。
“不够跟我过日子对不对？”
我犹豫了一下，摇摇头。
他沉默了一会儿，苦笑一下，“你怎么……怎么就不肯努力一下呢？”
我低下头。
这个被我用眼泪淹走的男人把门轻轻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