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件里的那些话是德费尔挑选的，摘自福柯《性史》第二、三卷的那篇干巴巴的序言——他的最后几篇文章之一。这些话很像是一种概括，它阐明了这位大思想家的投身极限体验的“耶稣受难”举动究竟妙处（亦即苦处）何在：
至于我的动机，那很简单。我希望它在一些人看来是自足的。这就是好奇心，一种绝无仅有的好奇心，它是值得人们去加以满足的，哪怕执拗一点也行。这种好奇心无意于找出任何适合知道的东西去加以玩味，而毋宁是要让人们摆脱他们自己。求知的顽强决心如果只保证了认识的获得，而保证不了认识者以某种方式和在可能的程度上发生偏差，又有何益？
生活中常常有这样的时刻，这时绝对必须知道人们能否用非常规的方式来思想，能否用非常规的方式来观察，——如果人们打算继续观察和思考的话。
人们会说，这些同自己玩的游戏只需在幕后继续；这些游戏至多只是那种准备工作的一部分，这种准备工作一旦有了结果就会自我抹消。但是，既然如此，当今的哲学（我指的是哲学活动），如果不是关于它本身的批判性思考，又该是什么呢？而且，如果这种哲学仍只在乎证明人们已知的事物有理，而不在乎去弄清楚怎样和在什么限度内有可能用异样的方式思考，它又能是什么？
仪式结束了。人群踌躇了片刻，便开始散去。灵车则开始了返回普瓦图省（哲学家的诞生地和最后归宿）的漫长旅程。它载着遗体，驶上街道，转过街角，不见了。
题记
勒内·夏尔，“死亡的同伴”，见《全集》（巴黎，1983）第363—364页。“有些生物/人具有某种不为我们所知的意义。他们是谁？他们的秘密隐藏在最为深邃的生命奥妙之中。当他们向它靠近，生命却将他们毁灭。但是，那被他们窃窃私语唤醒的明天，却将他们转变和创造。啊！这极端的爱的迷津！”英译本见《勒内·夏尔语案》“死亡的同伴”，玛丽·安娜·考斯（Mary Ann Caws）和乔纳森·格里芬（Jonathan Griffin）（Prhcetrn；NJ；1976）。
第一章 作者之死注释（1）
①“主体与权力”（The Subject and Power）（1982），载BSH，第211页。参见迈克尔·唐纳利（Michael Donnelly）等：“星宿福柯”（La planète Foucault），《文学杂志》（Magazine littéraire）总207期（1984年5月），第55—57页。
②有关福柯去世的吊唁文章，参见：《世界报》1984年6月27日（韦纳），《新观察家》1984年6月29日（达尼埃尔，布劳代尔），《解放报》1984年6月30日—７月１日（１２版副刊）及《解放报》1984年６月２６日。
③“癫狂只在社会中存在”（谈话），《世界报》（1961年7月22日），第９页。参见罗贝尔·马乔里（Robert Maggiori）：“米歇尔·福柯：关于捷径的一种思考”（Michel Foucault； une pensée sur les chemins de traverse），《解放报》（1984年6月26日），第２页。
④MC，第398页；英译，第387页。
⑤SP，第22、23页；英译，第16、18页。
⑥VS，第62页；英译，第45页。
⑦NC，第176页；英译，第172页。
⑧MM，第54页；参见MＭ*，英译，第83页。我对“萨特一代人”的理解源出詹姆斯·韦尔金森（James DWilkinson）：《欧洲知识分子的抵抗》（The Intelectual Resistance in Europe）（Cambridge； Mass； 1981）。
⑨参见“作者是什么？”（Questce quun auteur？），《法国哲学学会会刊》（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franaise de philosophie）（1969年7—9月），第89、92、93页；英译，载LCP，第131、135、136页。如福柯所指出的，对“论述创立者”的观点不可避免的“曲解”，不可避免地引起向作者的著作（以及生活）的返归。
⑩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我和福柯的一次谈话”（An Exchange with Michel Foucault），《纽约书评》（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1983年3月31日），第42页。杰拉尔德·魏斯曼（Gerald Weissmann）：“福柯和丑女人”（Foucault and the Bag Lady），《医院实践》（Hospital Practice）（1982年8月）。
麦基奥尔（JGMerquior）：《福柯传》（Foucault）（London； 1995），第160页。参见斯通：“我和福柯的一次谈话”，参见注释前文；阿莱特·法尔热（Arlette Farge）：“面对历史”（Face à lhistoire），《文学杂志》总207期（1984年5月），第40—42页。关于对标准的要求，参见南希·弗雷泽（Nancy Fraser）：“福柯论权力”（Foucault on Power），载《蛮横的作风》（Unruly Practices）（Minneapolis；1989），第33页。关于菲力猫，参见米歇尔·德·塞尔托（Michel de Certeau）：“语言的黑日：福柯”（The Black Sun of Language： Foucault），载《反常现象研究》（Heterologies）（Minneapolis；1986），第183页。
“作者是什么？”（1986），参见注释前文，第77页；英译载LCP，第115页。AS，第28页；英译，第17页。亦可参见米歇尔·德·塞尔托：“福柯的笑”（The Laugh of Michel Foucault），载《反常现象研究》，第193—198页。该传记即迪迪埃·艾里邦《福柯传》（Michel Foucault）（Paris； 1989）；英译：《福柯传》，贝齐·温译（Cambridge； Mass； 1994）。
“作者是什么？”（1986），参见注释前文，第93页；英译见LCP，第136页。AS，第28页；“政治与伦理：一次访谈”（Politics and Ethics： An Interview，1983），载TFR，第374页。参见“JP理查的马拉美”，《年鉴》1964年9—10月号，参看第997—998、1000页。该文为理查德的著作《马拉美的幻想世界》（Lunivers imaginaire de Mallarmé）作了有力的辩护。文中，福柯讨论了文学分析的“新目标”，这个新目标是由19世纪以来新发现的档案材料所开启的，其中尤其包括一些著作的提纲和草稿，以及有关作者生平的传记式的证据。在福柯看来，理查德这部著作的巨大功绩就是它在处理这个新的“文献总体”时所采取的灵活巧妙的方式：“在他的分析中，马拉美既不是纯粹的语法主体，也不是深度心理学主体；毋宁说，他是一个在其著作、信函、草稿、提纲、个人隐秘（les confidences）……中述说‘我’的人。”
“和米歇尔·福柯的一次谈话”（An Interview with Michel Foucault）（1983），载RR；英译，第184页（着重号是我强调的）。
参见RR，第10—12页；英译，第3—5页。参见“作者是什么？”（1969），前引书，第78页；英译见LCP，第117页：如果我们想解释“作家的标志”，我们就必须“掌握死亡在写作中所起的作用”（在第三章里，我们将看到，这是福柯和莫里斯·布朗肖的共同信念）。
RE，第71—72页；英译，第54页［福柯在这里明确地谈到了死亡和“确实性”（authenticity）问题］。“作为一种自由实践的自我关怀的伦理学”（1987年的谈话），载TFF，第9页。NC，第169、170、175—176页；英译，第165、166、171页。参见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约翰·马克加里（John Macquarrie）和爱德华·罗宾森（Edward Robinson）英译，（New York； 1962），第302—303页。
吉尔·德勒兹：《福柯传》（Foucault）（Paris； 1986），第102、106页；英译：《福柯传》，肖恩·汉德（Sean Hand）译，（Minneapolis； 1986），第95、99页。
NC，第176页；英译，第171页。德尼·奥利耶（Denis Hollier）写过一篇文章，对其中的某些主题进行了探讨：参见“上帝的名言：‘我死了’”（Le mot de Dieu： “Je suis mort”），载MFP，第150—165页。
《世界报》，1984年6月27日，第10页。
《解放报》，1984年6月26日，第2页。
艾里邦：《福柯传》，第351页；英译，第327页。
米尔柯·格麦克（Mirko DGrmek）：《艾滋病史》（History of AIDS），Russell C Maulitz和Jacalyn Dufflin英译，（Princeton； 1990），第4页，参阅莱博威治（JLeibowitch）：《一种来自外界的奇怪病毒》（Un virus étrange venu dailleurs）（Paris； 1984）。
格麦克：《艾滋病史》，第70页。我要感谢我的妻子萨拉·明登（Sarah Minden）——作为一位亲身参与艾滋病研究的医生，她向我概括介绍了关于HIV病毒的最新医学研究成果。
关于法国传媒有关艾滋病的早期宣传，参见米切尔·波拉克（Michael Pollak），《同性恋者与艾滋病：一种流行病的社会学》（Les Homosexuels et le SIDA： Sociologie dune épidémie）（Paris； 1988），主要参看第144—151页。关于艾滋病是一种“男同性恋者癌”的误传，在法国的影响比在美国要持久一些。段末引用的这段话来自批评家拉比·朱利亚·纽伯格（Rabbi Julia Neuberger）写于1985年的《守护者》（the Guardian）；引自西蒙·沃特尼（Simon Watney），《管制欲望：色情业，艾滋病与传媒》（Policing Desire：Pornography； AIDS and the Media）（Minneapolis； Minn。；1987），第3页。
参见“论述和真实：‘说真话’的疑难”（Discourse and Truth： The Problematizat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