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稜的南海水师所部，由岭南义安郡移驻厦门镇，并接管台南镇防务。
张镇周是忐忑不安地返回厦门的，流求用兵，杀戮太甚，显然有悖朝廷当初的旨意。
靖海侯张镇周念其劳苦，着任东路水师大将军，率部移镇定海镇（今浙江宁波）。
不罚反升，张镇周可谓喜出望外。
不管怎么说，张镇周把流求大半平定了，虽然杀人多些，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倘若不是土著非要保留“猎头”的恶习，起兵反叛，原也不必如此。
况且此时朝廷开始大力建设“海军”，正是用人之际。
大业二十二年（公元六二六年）五月初一，诏改北路水师为北海水师，暂以东莱为基地，同时命河南道在文登郡以北的海边筑建威海镇（今山东威海），作为北海水师的永久性基地；改南路水师为南海水师，以厦门镇作为南海水师的永久性基地；新设东海水师，命江南东道在会稽郡以东筑建定海镇，作为东海水师的永久性基地。加上去年新设的安东水师，大隋有三大（战略性）一小（战区性）四支水师，水陆总兵力近十万。
中华帝国，不仅要成为陆上最强，还要做海上最强。一个强大民族的命脉，是在海洋。
那么，林那这匹“野马”又跑到哪里去了？
大业二十一年十一月初三，林那到了花莲溪以北，今天的台湾花莲一带。
在这里，林那得到一个消息………大约半个月前，一批不是当地的人乘船出海，往东而去。
凭着直觉，林那断定，这一定是阿来一伙。
我行我素惯了的林那二话不讲，抢了土人几十条小船，带着五百人就出了海，还留下一点人，就在河流入海的地方（今台湾花莲）构建了一个小山寨。
不过，留下的人毕竟实力弱小，大业二十二年二月，薛仁贵领三百军士赶到时，已经只剩下一百多残兵，还在苦苦支撑。
薛仁贵听说林那又出了海，不禁大吃一惊，流求就已经够陌生了，流求以东的大海中是个什么样子，当时的中国人更是一无所知。
薛仁贵一面巩固山寨，平定土著人的反抗，一面遣人去向张镇周、裴元庆汇报。
裴元庆听了，自然也是大惊，不敢告诉林娜和阿莲，就去向张镇周请兵请船，准备出海接应，不想土人突然大举反叛，只好将此事暂且搁下，对林娜与阿莲，只讲林那在东面平叛，有薛仁贵扶持，一切安好。
第一百六十七章 疲扰之计
大业二十一年九月十五日，李世民所部北进，在辽东半岛南端，今旅顺一带登陆，不料遭遇高句丽军顽强抵抗，只好退回海上，暂住海岛（今山东省长岛县庙岛群岛北部）。
九月二十五日，隋军水师占据了几座海中荒岛（今辽宁省长海县长山群岛），李世民在此设置“长山巡检司”，请朝廷命河南道由东莱、文登等郡移民屯垦。
十月初七，隋军水师占据鸭绿江口一处较大的海岛（在今朝鲜薪岛），李世民命名为东江岛，设置“东江巡检司”。
十月十九日，隋军水师又占据了东南几处邻近陆地的海岛（今朝鲜椴岛、身弥岛、大和岛等），李世民再设置“太和巡检司”。
十月二十八日，在鸭绿江口，高句丽拼凑起的一支有两百多条小船组成的“水军”企图夺占东江岛。
这种小船，打渔还凑合，打仗嘛……要知道，高句丽是没有像样的水师的，这些“战船”，还不如当年周法尚在黄海敲掉的那些“东洋货”。
结果可想而知，隋军仅损失战船一艘，两百多军士，就击沉敌船一百四十余艘，俘三十七艘，毙敌两千余，俘八百。
至此，凭借“海上优势”，隋军以三个巡检司为基地，并开辟了由东莱、威海经庙岛至长山至东江再至太和的海上交通线。到大业二十二年二月，隋向三处移民两百户，七百余口。
不需要再冒险去占据陆上基地了，高句丽陆战的能力还是很强的，凭着这些海岛，李世民已经足以完成袭扰高句丽沿海，使其不得安宁的“疲敌”战略。
三月，黄海。
周法尚再度督师后，已经和倭军打了三仗，规模不大，皆是隋军小胜。
但是这一次，圣德王子亲领六万倭军主力，将周法尚的不足一万隋军围困在洛东江西岸。
这一次，圣德太子有效的使了一个计谋，佯攻新罗国都金城，以三万兵力将联军主力吸引开。
面对绝对优势的敌人，没有城池可以依托的隋军只能结成方阵，用弓弩防御。
但是倭军这一次显然有了准备，队伍之前，排列着两排手持一人多高的方形长盾的士兵，后面的士兵，也都举着一面圆形小盾，护住头顶。五万倭军，组成十个方阵，从三面隋军压迫过来………另外一面是大海。
隋军的弓弩威力，显然大打折扣。
周法尚见此，也不得不感叹：“倭军不可小视，假以时日，必是我中华第一劲敌，此战之后，本大将军当禀明皇上，早日征讨倭国，以绝后患。”
副将在旁听得，苦笑道：“大将军谈什么日后？眼前若是不能退敌，我辈皆无葬身之地。”
周法尚笑道：“只可惜，倭人的盾牌，挡得住箭支，却挡不住火，传令下去，改施火箭。”
众将闻言，皆道：“我等何以竟想不到此着？”也有部将道：“可惜连弩不能施放火箭，大打折扣，敌军势大，不知可否奏效。”
“倭军威力，全在结阵而行，以盾护身，使我箭羽无用，然结阵最忌火攻，虽不能使其葬身火海，但足可破了他的阵势，他无了盾牌护身，如何敌的？只好退却。”
然而战局却是出乎周法尚的预料，火箭的确使得倭军阵型散乱，但是冒着隋军如雨的飞箭，倭军却依然凶猛地继续冲了过来，眼看越来越近，弩箭的威力也就大减。
“结阵！”周法尚下令，只见令旗摆动，两千名手持两米多长的长矛的隋军步兵上前，排成四行，半蹲身子，如峰的矛尖在太阳下闪射着寒光。又有五百藤牌手，蹲在长矛手身前，用藤牌组成防护。
倭军如海浪般冲了上来，又好像被海岸边的礁石拍散，挡了回去。
倭军也开始向隋军射箭，虽然没有连弩射速快，但胜在人数多，隋军方阵中也开始出现伤亡。
倭军一次又一次冲击长矛结成的“堤坝”，以至于一些矛尖居然折断。
眼开“堤坝”在“巨浪”的冲击下开始动摇，周法尚立刻下令：“骑兵冲击！”三千隋军铁骑席卷而去。
这是一场恶战，三个时辰，一直杀到天黑，隋军三千骑兵，竟然损失到只剩下四百，步兵也有两千多人的伤亡，当然倭军损失更是惨重，六万大军，居然损失两万余。
战场暂时陷入了沉寂，两军都已经是伤亡惨重。
从损失来看，倭军当然大得多，但隋军骑兵已经没有了战斗力，弩箭也几乎消耗殆尽，明日若是再战，只怕大约一万隋军，难以是三万多敌军的对手。
天无绝人之路。
周法尚的水师船只前来接应了。当夜，隋军登船离去，等到圣德太子第二天得到消息，隋军已经远去。
大业二十二年三月，于阗的于田镇和于阗府军夺取了葱岭（今帕米尔高原）西部的要地和盘陀（今新疆塔什库尔干），在此设置盘陀县，归属于阗州莎车郡，又设置了“葱岭屯田校尉府”。
大业二十二年四月初一，皇太孙杨侗上书，请交还越王封地所属田产六百顷；
四月初三，代王杨侑上书，称所属田产，超出规定一百二十顷，愿意交还朝廷；
四月初四，燕王杨炎请退田地六十顷。
四月初五，宗正府称赵王、齐王降爵后，依例应当削减封地，一直未行，现经宗正府核查，恭顺伯杨杲当退田四百二十顷，齐郡王杨正道当退田二百六十顷。
表面上，似乎是皇家内部在“发扬风格”，但其实，是对关陇贵族的“土改”，终于提上了日程。
四月初七，诏许杨侗、杨侑及宗正府所请，表彰杨侗、杨侑的“高风亮节”。
四月初十日，沈光、韦云起、魏征、张须陀等三十余位亲信大臣上书，愿意交出“超标”的田地。
其实这三十余位亲信大臣，都是新贵，与关陇贵族没有什么瓜葛，所谓“超标”的田地，根本就是“扯淡”。这些公爵、侯爵、伯爵，都是我这几年所封，房子、钱我都比较大方，唯独这地，却是一直小气得很，所以这些人，大多只有几顷“职分田”和十几几十顷象征性的“封地”，根本不可能“超标”。
说白了，这帮人就是我的“托”。
其实对于贵族的“封地”大小，历朝历代都是有规定的，只是一直没有认真执行过。
实行“新政”，我却打着“遵循旧制”的旗号，没法子，在中国办事，经常得“迂回”。
四月十五日，颁布“限田诏”。
亲王，五百顷；郡王，四百顷；国公，三百顷；郡公，两百顷；县公，一百顷；侯爵，八十顷；伯爵，六十顷。
要知道，那些关陇世家，一个国公，可能拥有上千顷的土地。
实行“限田”，对那些“新贵”是有好处的，因为“出道晚”，好山好水早教那些世袭的关陇贵族们占去了，“新贵”们心中大半是不服的。如今“限田”，老世族们损失的，正好给他们………当然只是一部分。
五月初一，李世民、宇文成都、李靖等二十余人上书，支持“限田”。
这些人都是出身关陇世家。
不错，可是这些人大多有一个共同点………都不是老大！也就是说，家里的土地财产，他们是没有什么“继承权”的，不过是分一杯羹，既然都是分一杯羹，跟着皇帝分岂不更好？
宇文成都倒是长子，不过他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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