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在宫城门口热切地期盼我们的归来，顺妃挺着大肚子在她身旁，还有一个多月，她就该生产了。淑妃、德妃和萧妃自然也在。 这一刻，就宛如经历了一场生离死别………只有我知道，杨广是不该死在雁门的。 我只好劝慰她们无需过分忧伤：“朕不是好生生回来了吗？”同时在心中再次提醒自己：“过两年可千万去不得江都啊。” 杨暕凭借在崞县的表现，也终于获得了我一定程度上的谅解，摆脱了“监视居住”的待遇。 皇帝的工作其实真的不轻松。 刚到东都，就有一大堆事情等着我。 说起来，倒也不全是坏事。 首先，李靖和杨玄挺他们已经平定了西南，濮部、望部、茫部、和部都已经降服，并且又北进收服了金齿部（今云南德宏一带）。 我下旨李靖等班师回朝，昭通、东安郡划归西川道，曲靖、安顺郡归黔中道，改南宁州总管将军府为南宁都护将军府，迁昆明郡，在昆明设通海镇和两个屯田校尉府；在云南郡设大理镇，也带两个屯田校尉府；设宁边镇（今云南普洱）和两个屯田校尉府，驻节都护濮望（在今云南临沧一带中缅边境一带）茫（今西双版纳中缅老边境一带）和（今云南红河中老越边境一带）诸蛮车骑将军府；设都护金齿校尉府和永昌郡（今云南保山）。以上及所属各土司府，统归南宁都护将军府。地盘虽然去掉一些，权限倒是大了，因为屯田等民政，也尽归其节制。我对杨家兄弟这些年的表现，还算满意，再说西南少数民族事务，各有土司负责，汉官在民政方面的权限，也是有限。 第二起是湖北。 谯郡的城父县（今安徽亳州东南），原本有个小吏朱粲，在杨广东征时被征入军中，因为不愿到辽东“送死”，开了小差，跑到山上做了土匪，人称“可达寒贼”，自称迦楼罗王，多的时候有十万人马，不过张须陀平定黄淮，朱粲的人或死或降，越打越少，只剩下几百号人，逃到荆州、襄阳一带，远远躲开了张须陀。 起先，根本没有人把朱粲这几百人放在眼里，朱粲虽然继续占山为王，却也不敢声势太大。等到我被困在雁门，朱粲个把月居然又有了上万人马，盘踞在汉水山地，劫掠附近的房陵、巴东、襄阳、夷陵诸郡，官军人少，又比较分散，居然处处被动。这朱粲为人残暴，凡是对他的劫掠稍加抵抗的村镇，几乎杀的鸡犬不留。官军集结一万人马，于九月对其进剿，朱粲在当地呆不住………老百姓当然都很恨他，于是一路向东流窜，据说行军没有军粮，就杀人充饥，到了十月，流窜到蕲春郡一带。 我于是调窦建德领兵平叛，对付民变………顺便提一下，我实在不愿称朱粲为农民起义军，窦建德比普通官军更加拿手。张须陀我要留在身边，也该让他歇歇了。 窦建德手下一批六、七品的郎将，如单雄信、杜伏威、刘元进，本来就是变民军出身。 第三件是辽东。 八月，就在我被围雁门的几天前，渤海郡王达隆死了。本来，达隆死了，达荣继位也就是了，他是长子，又是我册封的王世子，接替达隆，顺理成章。 可是有人不乐意。 达隆的弟弟，达荣的叔叔达非。 靺鞨人的风俗，类似于突厥，或者说更早的匈奴。首领的位子，除了传给儿子，也可以传给兄弟，关键还要看实力。糟糕的是，达荣和达非都各有实力。 达非的优势，在于他先有准备。特别是在龙泉府（扶余城）一带，达非的实力，还要超出达荣。 所以，在达隆死后的第二天，达非发动了政变。好在达荣也非全无防备，带着妻儿和一干亲信，逃回了粟末故地，在那里，达荣有父亲留下的一班家底。接下来的事情可想而知，两边自然杀做一团。李密虽然是都护靺鞨诸部的中郎将，可是还要防备高句丽，加上不知朝廷旨意，除了照会双方，却也只能作壁上观。 事实上，李密也不可能去干预，因为高句丽得知粟末部内乱，果然起了“收复失地”之心，起兵来攻，李密急忙上报李子雄，李子雄亲自率了怀远镇（泸河镇已经为了解雁门之围去攻突厥）东援，加上李密所部和新城都督拉洛所部（他是高句丽的“叛徒”，自然比其他几部更加卖力），侧击北上的高句丽军，而达荣和达非外敌当前，也只好先摈弃前嫌，一边相互搞点摩擦，一边有共同抵挡高句丽。李子雄又以安东都护大将军的名义，调铁力、莫吉等靺鞨诸部都督助战，到了九月底，终于击退高句丽军。可是达荣和达非外敌一去，又彼此攻杀起来。 我于是下旨调停，本来，道理应该是在达荣一边，不过我早已顾忌粟末部势力太大，将来会“尾大不掉”，正好借机削弱，便出来和稀泥，一面让达荣继承渤海郡王的位子，一面却又封达非哥勿都督、哥勿郡公，名义上要向达荣称臣，其实却是独立，取得包括龙泉府在内相当于三分之一的地盘和人口。达荣于是在故地修筑新城，仍称龙泉府，而扶余则改哥勿城。
第五十四章 安边之策
我在离开东都前，给臣下们布置了一篇“作业”，而今我回到东都，自然是该交“作业”的时候了。 大臣的奏章，递上来不少，可是能让我满意的，却很有限。 有的建议放弃“夷地夷民”，说什么“华夏人自居华夏，蛮夷人自居蛮夷”之类，不看也罢。 有的建议“占其地而驱其民”，把少数民族赶走，这样的建议，我恨不得扇他耳光，只是当初一再声言“言者无罪”，只好隐忍。 还有的建议采取高压政策，“不归王化者，尽可诛之”，也是混账话。 相对有些见地的，所提也还是裴矩、韦云起的老法子，“分而治之”，倒是可取，其实这几年我也在力行，不过仅靠如此，也还不够。 有两篇奏折引起了我的注意。 一篇是秘书右丞魏征的，建议“化蛮夷为王民”，在少数民族地区兴办教育，传授汉族的先进文化，并使少数民族的知识分子也可以参加科举，有参与国家政治的可能。 我一直以为，古代中国最有影响的，不是武力，而是文化，魏征所言，倒与我的想法相近。 另外一篇是正六品民部粮部侍郎房玄龄的，建议笼络少数民族上层人物。其实这一点我一直有做，不过房玄龄认为力度不够，对其中多数待遇偏低。此外，房玄龄还建议可以允许少数民族与汉族通婚，从少数民族中选募士兵并且选拔将领。 十月初十，设立“理番司”，以魏征为正四品理番侍郎，房玄龄为其副手，正五品理番大夫，理番司直隶门下省，虽然品级较低，却与六部并列，可以列席内阁会议，全权负责少数民族事务。 理番司成立后，实施了一系列政策： 边疆各郡学、县学和育所等，招收少数民族子弟入学，与汉人（当然也包括鲜卑人，其实这时除了留在北方游牧地区的一些鲜卑人，其他鲜卑人已经汉化，以下同）子弟一视同仁，可逐级升学，直至参加科举； 鼓励汉族知识分子到少数民族地区“授学”，官府予以资助、保护，提供便利； 允许各族通婚，“夷人”可以到汉区生活居住，不过由于除了少量与汉族男子通婚的少数民族女子，其他人很难在汉区获得土地耕种，所以多数人一般是在城镇从事商业活动，对于这些人，地方官府要在税收等方面予以照顾； 汉人到“夷区”，则要受到一定限制，不得强占“夷人”土地，而是限定在屯垦区； 御林卫和禁军、卫镇招募少数民族士兵，有功者也和汉族士兵一样升迁。不过除了少数情况，一般而言，这些少数民族士兵的招募，通常并非通过鹰扬府，地方政府也不能参与，而是兵部和理番司直接派人征募，与府兵制的“义务兵役制”不同，类似于志愿兵或者说雇佣兵； 重新厘定给少数民族首领的爵位。隋的封爵，最低为伯爵，往上是侯爵，再往上是公爵，公爵又封三级：县公、郡公、国公，而后是王爵，分郡王、亲王，亲王往往是皇帝的子孙或者兄弟。 我原本在东北封的都督，依其实力，多是县公郡公，个别国公，比如新城都督拉洛，就因为近来的“战功”，由郡公升到了国公，个别是郡王，比如渤海都督达荣，其他一些藩属………南突厥处罗可汗、西突厥射匮可汗、林邑国王（这些藩属归鸿胪寺而不是理番司管，理番司管“内附”的少数民族）等，还有等同软禁的曷萨那可汗，享受“郡王”待遇。这些关系也还顺当，不过提高些待遇罢了。 西边的党项八部，原是封的土司，我此次也不计前嫌，一律改封都督，和其他原有的几个都督，都是县公或者郡公的爵位。南方土司，原本不过按县令稍加优待，此次皆依其实力大小，给予伯爵、侯爵，云南郡（今大理）附近六个部族，实力尤强，称六诏土司，当然更是封侯。其实笼络少数民族上层的做法，就是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也依然被采用。 此外，处在“夷区”的一些边郡如昆明、交趾，都增设一个通守（副太守），由当地夷人出任。 突厥！突厥！ 发动百万大军，一举平灭阿史那咄吉？广阔的草原，骑在马背上居无定所的突厥人……百万大军，散入茫茫戈壁草原，其实是那么渺小！后勤如何解决？都是相当困扰的问题。 与以后的宋比起来，隋因为刚接受了大批鲜卑，以及之前的羌、氐、羯、匈奴等民族与汉族融合，民间尚武，骑兵还是比较强大的，但是这也只是和南朝相比，与草原骄子突厥比起来，却又要差上许多。 并且隋的养马之地，主要是陇右道（今甘肃和青海东部）以及关内、河东两道北部如五原、定襄，其中五原、定襄等地，与突厥相连，极易受其侵袭。 而在广阔的戈壁草原，步兵无论行军还是战斗，比骑兵都要差太远。没有一支强大的骑兵，是很难与突厥抗衡的。 但是此次阿史那咄吉无疑是和大隋撕破了脸皮，中原与突厥之间，不久必有一场决战！战备必须及早开始。 “皇上近来，有很久没有去元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