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学问也不咋地，只是在那里摇头晃脑听着众人按照教的词句诵读。
教谕的身后有一块黑漆的粉板，可以用石灰棒在上面写字。粉板正上方，悬着一方朱漆黑字的匾额，上了两道清漆，显得略微有些油光发亮——这也该是整间屋子里唯一上清漆显得光泽熠熠的东西了——上面书写着四个正楷的大字“训民正音”。而下面众人也少有桌椅，却放着不少筛子一般的扁箩，里面铺着细细地海砂，显然是反复习字的沙盘。
如果说这一幕足以说明此地文教昌明、贩夫走卒都愿意读书的话。那么要是告诉你这一幕发生在肥前国的长崎港，定然会让汉人当中的学究们惊讶得掉了下巴。
读了半晌，众人堪堪念了约摸二三十句四字短句，想来是这个月的教学进度也就只到这里，于是大部分人便可以自己在沙盘子上用树枝写写画画，比照着粉板上那些人脸大小的样字抄写。其中约摸有一二十个，是这两三日内新来读书的，这时候便要接受考校了。
只见那学问粗浅的教谕走到后排，对着一个看上去朗朗上口、但是明显心口不一的少年人“pia”地一打戒尺。随后拿出一张字纸，问道：“这个字怎么念？”
那少年被教谕打得一惊，原本正好念到“寒来暑往、秋收冬藏”见到教谕手上一个字形相对冷僻的字眼，有些吃不准，便懦嘘着不敢说。
教谕扫视着旁边几个新生，指着一个中年人问道：“他答不出来，罚用树枝在沙盘上反复抄写这十句文字二十遍。你说，若说不上来，一并责罚，相互监督。”
那中年人赶忙擦了擦眼睛，仔细看了一下，肯定地回答道：“念‘昃’字。”
“按《汉和字典》，如何拼写？”
“该是拼作‘ぜ’（ze）。哦对了，是‘去声’的‘ぜ’。”
“pia~”戒尺重重地敲在那个中年汉子的手上，随后教谕便黑着脸，转向另外一个新生。有些少年人还仅仅是答不上来，也就罢了，只领到了罚抄的惩戒。而另有三四个中年人甚至上了年纪的新生，则往往是答成了“ぜ”或者“じ”（zi）、“ぞ”（zo）之类的音，然后都额外收到了重重地戒尺责打。
“森（sen）塞（sei）……唔，先生，这个字该拼作じ（zi）え（e）‘昃’（ze）。”
终于，又问道一个十岁出头的少年时，这少年一开始似乎被教谕反复戒尺责打给吓怕了，居然喊出日语音的“先生”这个词发音，后来见教谕神色不善，马上改口用汉语的语音纠正过来，然后用工工整整的《汉和字典》切音法，把“日月盈昃”的这个“昃”字拼读了出来。
那教谕一开始听到“森（sen）塞（sei）”的时候脸都快黑了，后面见对方马上改口，而且拼读对了，这才露出一副和蔼的表情：
“这便对了——万不可觉得你们少年时候记熟了那些粗陋随性的伪假名，便一直那样错用下去。原本你们那五十伪假名标注的音节，我大吴越国广陵郡王殿下新纂的《汉和字典》上，只要十四个新假名，便可以抵得五十个旧假名。即使旧假名一个音直接就能读出来的，也不许投机取巧，必须按照新法，一丝不苟地拼读。还有，你们平素说惯了日语的，只能分辨平声和去声，但是阴平阳平之间，往往分不出来，转声去声，也是懵懵懂懂，这些都要仔细了！明白了没有！”
“明白了！”一众新生嘈嘈嚷嚷地回答，显得虽乱却有些争先恐后。
没办法，有些东西必须争先恐后。如今这个时代，日本的平民税赋负担可是很重的，朝廷的国税虽然几乎形同虚设了，但是普通贫民是没有丝毫领地的，只有租种名主的“名田”过活。而名主的名田抽取的地租，动辄便是三抽一，比中原朝廷十五税一重了五倍。
而现在，在肥前国治下，蒋国司居然下了敕令，说是但凡一年之内认全五百个汉字、会用汉音日常说话的，便免了当年租种国司名田的租税，若不是农户而是工匠，则免去一年的徭役派差。一年认全一千个字、而且会用全部新假名拼音法的，则租庸调一切行政义务全免、为期三年！
如此优惠之下。肥前国的日本人，哪有不拼了命的学汉语的。而且还别说，如今国司大人请了好几十个老儒作为教谕免费教书、还筹了一百套《汉和字典》、供各处现场借阅研读，这般好的免费读书条件，却是去哪里找？学了汉语可以给汉人豪商的商座货栈、作坊工队帮工办差、比在日本人的作坊里做事，起码收入倍增……
偏远的乡下暂时还说不得，若是光看长崎城内，八千民户起码有四五千人已经在学说汉话了。想来按照这个速度，不出两三年，那便是每家每户至少挑的出一个说汉话的。
语言这种东西，是有从众效应的，如果形成了语言环境，学起来便快得多。就好比同样一个人，丢中国的大学里学半年英语，和丢到殖民地国家学半年，效果进度迥异。日本人训民正音学汉语也是一样的道理。等到每天都可以在日常生活中找到说汉语的人实操之后，进度就会以网络结构的张力迅速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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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5章 大名起源
在日本史小白眼里，似乎日本从上古时代直到明治维新为止，都是被一群“大名”所割据并实际统治的。以至于后世看穿越小说的时候，都能看到一些小白写手写的隋唐航海文，里面主角到了日本后，居然有和当地各大名结交的白痴情节。
对于老白来说，他们对于“大名”的认识，则会严谨一些，一般觉得大名是随着幕府时代的开启、武家政治的确立，而应运而生的。这种认识相对来说要靠谱一些，不过对于一些历史的演进过程，似乎还是一团云雾。
那么，大名究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在这一次来到日本之前，因为对畿内地区以外的日本偏远领国几乎没有深入了解、山阴的几座银山虽然在钱惟昱直辖管理下两年、却几乎是施行的汉制，所以钱惟昱对于日本的社会形态制度也知之不详。经过在博多、长崎等处，深入地以太宰府和具体的肥前国司等多个角度体察了西国的民情，才算是对这个时代日本中下层的情况得到了一个详实的认识。
在平安朝之前，是奈良朝。奈良朝国初时分，和中原的唐朝初年时间基本相当，也就是约摸高宗和武后夫妇当政的年代。当时借着“大化革新”之余威，日本建立起了最早的封建税赋和生产制度——班田制，来取代原始的奴隶主庄园制。班田制要想展开说，会占用大量的篇幅，所以就不细讲了。
一言以蔽之，班田制是一套类似于中国两晋南北朝时候均田制的制度。也就是所有土地收归国有，每个公民由朝廷按照人口发给土地耕种、然后按照唐朝的租庸调制，对公民直接收取租税。只是日本地狭田少，所以在《班田收授法》中规定的男丁和妇人所能得到的分田数量，足足比中原的均田制少了一个数量级。
班田制成功运行了将近两百年，贯穿整个奈良朝和平安朝的前一百年。那是日本天皇式中央政治的黄金时期，因为国家的税赋都可以集中到中央，朝廷富庶远胜日本历史上其他时代。但是因为损害了地方庄园主势力和贵族势力，自然会遭到反扑。班田颁发下去后，渐渐地公民死后却因为种种阻力、作假收不回来，逐步成为贵族领主的私田。
到了平安朝中期以后，按照《班田收授法》规定，政府每隔6年都该对新成年公民进行授田，但是因为常年只授得出去、收不回来，朝廷就没田可以发了。到了距今一百三十年前，嵯峨天皇在位的时候，班田的实际时间间隔从法定的6年拖长到了17年。
这一次班田之后，又过了足足53年、到嵯峨天皇的曾孙清和天皇在位时，才再次班田——这也是日本中央朝廷历史上最后一次名实相符的班田。再往后班田制便名存实亡、朝廷再也班不出田来了。
班田制的灭亡，是日本历史发展的必然，因为只有在中国这种有长期中央集权权威的政体下，这种损全体权贵而富国库的税赋田亩制度才有可能成功。而日本大化革新之后，几乎是从奴隶主庄园制直接跳跃式发展嫁接了两晋的田亩、唐朝的税赋，所以水土不服遭遇反扑在正常不过了。
既然班田收授法已经没有价值了、朝廷发不出田也收不上税，从清和天皇开始，皇权终于向私吞班田的贵族庄园主妥协了——朝廷从班田制时期的“不承认土地私有、一律国有、人民只能是在活着的时候租种朝廷班法的土地、死后收回”正式改制为“田堵制”。
田堵制有些类似于后世的承包责任制，朝廷对于已经被私占的田地进行追认，你占了也就占了，但是要求颁发“负名”的田契——比如这三町的田地，在班田制崩溃之前，世代都被你家占有耕种了，那朝廷就检地后发给你某国某郡某村、三町田地的契约，写上你的家名，然后你便包干这三町田地应该纳完的国税。
这种制度，相当于是在土地国有制崩溃之后，朝廷放弃了对土地“所有权”的追求，退求其次保留“征税权”。可惜，清和天皇自认为做出了大让步，权贵们却更加不买账——在改革之前，班田制已经完了；朝廷几乎查不到班田的归属，所有在朝廷籍册上显示该纳税的人，几乎都是老死了七八十年的死人。所以说，在田堵制改革之前，大庄园主贵族，本来就处在几乎不给朝廷纳税的状态下。
现在，朝廷相当于是说：“你们偷了的土地，咱朝廷追认了，这些田以后就归你。但是这些地该交的税，你还是交了吧。”
这种让人多交钱粮的改革，如果没有武力支撑，又有谁会鸟你呢？清和天皇到死都没解决这个问题。又往后拖了一代天皇，终于在这个问题上做出了更大的让步——朝廷公布了一批拥有免税权的贵族阶级，这就是“庄田不输不入”制。
不输不入，就和后世明朝时候士大夫不纳税、不服役的特权差不多。只不过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