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选为中央委员，参与 领导了 1905年的莫斯科革命。因为奔走革命，经常来往于国内和国 外，多次被捕。就像他说的那样， “没有一所我曾经呆两个月以上 的住宅”。 （21）最后一次的流放地是纳雷，俄国1917年二月革命 解放了他。不久，他和布哈林、 Г·A ·乌西耶维奇、B ·Л·诺金、Г·N ·洛莫夫等，成为莫 斯科布尔什维克组织的主要领导人。 十月革命胜利后，李可夫担任苏维埃政府的内务人民委员，从 1918年4 月至1929年2 月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在国内战争的年代，他担任劳 动与国际委员会的特别委员，负责红军和红海军的军需供应。1921年任俄罗 斯联邦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和劳动与国际委员会副主席。列宁逝世后，于 1924 年继任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和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主席。是俄共 （布）和 联共 （布）第三、四、六、九至十五次代表大会的中央委员和十七大的中央 候补委员。1922—1930年任党中央政治局委员。 李可夫跌落的主要原因是他在关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与斯大林 有重大政治分歧，以及他和布哈林、托姆斯基等与斯大林斗争的失败。他和 加米涅夫一样，曾较早地在党的会议上表达过反对个人专制的明确立场。在 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加米涅夫说： “我们反对制定‘领袖’的理论， 我们反对制造 ‘领袖’。我们反对书记处把政治和组织实际上合为一体，从 而凌驾于一个政治机构之上。我们主张我们党内上层应这样地组织，即能使 政治局成为真正的全权机构 我确信，斯大林同志不能成为团结布尔什维克 司令部的人。” （22）在同一次代表大会上，与加米涅夫站在对立立场上的 李可夫表达了同样的反对专制的观点，他说： “不论何时，不论在谁面前， 不论在斯大林面前，也不论在加米涅夫面前，也不论在别的什么人面前，党 都不会屈下自己的双膝。” （23）然而，4 年以后 （多么快呀！）布尔什维 克党就在斯大林面前屈下了自己的双膝。又过了不多几年，党受到了斯大林 的任意宰割。1929年以后，李可夫在党中央和政府的职务相继被撤销。1931 —1936年担任邮电人民委员。 李可夫的女儿娜塔利亚·阿列克谢耶夫娜·李可娃有一段对父亲的回忆， 生动简洁地描绘了李可夫。 娜塔利亚·阿列克谢耶夫娜说：“他身材匀称，个子略高，深色的头发， 诚恳的面孔，不同寻常的蓝眼睛，颜色深浅不一的胡须。我的母亲也是一位 老党员，在她同父亲初次相识时，曾因他的胡须发生过误会。母亲说，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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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在巴黎，在列宁的住宅里。克鲁普斯卡娅那天不在家，伊里奇在同皮亚 特尼茨基 （24）下象棋。突然铃声响了。她打开门，看到一个留着 ‘杂色’ 胡须的男人 尽管他说对了暗语，可她还在犹豫：是不是密探呢？她低声向 伊里奇说了情况。伊里奇放下象棋，走过来一看，哈哈大笑起来： ‘嘿，原 来是你这个密探！’ “上面谈的是他的外表。他的性格欢快。像布哈林一样，他喜欢开玩笑， 但有分寸，适可而止。他热爱大自然，但不像布哈林那样，带着画夹乘车外 出打猎，他更喜欢步行到郊外，看看燕麦长势如何，黑麦成熟了没有。 “他的工作？我们住在克里姆林宫的时候，有时他回来休息，吃完饭， 躺在沙发上说： ‘7分钟后要到人民委员会去，5 分钟后叫醒我。’他常常工 作到晚上 11点才回家，喝完茶后就读书。偶尔晚上有空闲时，全家就去剧院， 但这种机会很难得。 “他的朋友？很难说他跟某人特别要好。他几乎和所有同志都保持着公 开的友好关系。我记得他的脾气变坏的时间是 1930年。我还清楚地记得那最 后几个月和最后几周。因为我记得这牵涉到我们全家。1936年夏，我从师范 学院毕业，父亲当时任邮电人民委员，他带我到远东去出差。我先是当他的 秘书和打字员，到了秋天，我开始到边防学校教俄罗斯语言文字。不久，我 们全家从克里姆林宫搬到一所 ‘沿岸街的房子’。一天，有人把我从学校里 叫出来，让我离开学校。我明白，固执己见是没有用的。我清楚地记得，当 我离开学校时，学员们出来看着我。 “家里沉闷压抑。十月全会以后，父亲变得越来越悲观忧郁，他常常在 屋里一连数小时不声不响地踱来踱去。我们和妈妈都相信他， ‘只要是正确 的，就要坚持到底’。有一天我们读到了布哈林写给政治局的一封信，信中 指出强加给他与父亲的罪名是荒谬不实的。这封信写得如此令人信服，我们 突然觉得屋里出现了光明。妈妈对父亲说： ‘你也应该写这样一封信。’父 亲看着她，苦笑着说： ‘你想一想，谁会需要这个？’至今我对这句话还记 忆犹新。 “我清楚地记得那一天，在下一次全会，即2—3 月全会之前，奥尔忠尼 启则死了。妈妈听说后，低声说了一句 ‘最后的希望’，然后就因中风而倒 下去了。 “这次全会之后，一连几个晚上，父亲完全绝望了，他几乎不同任何人 说话。在最后两天，他已经不吸烟，不吃饭了。最后一天，天还不黑时，他 回到家里，然后又走出自己的房间。我问： ‘你还去那儿吗？’他没有回答。 这时我决定给克里姆林宫打电话。 381 波斯克列贝舍夫接的电话。我问： ‘您还要找我父亲吗“’他回答： ‘过一会打电话给您。’电话铃响了，他说：‘汽车已经派出去了。’我帮 助父亲穿好衣服，送他走出家门，向他告辞。他在一座石桥旁坐进了汽车， 然后车开走了。从此我再也没见到他。” （25） 李可夫在前右翼反对派中的仅次于布哈林的第2 号领袖的地位，使他成 为莫斯科第三次公开审判中仅次于布哈林的第2 名主要被告。由于他长期担 任国家的最高行政领导，因此 “右派—托洛茨基反苏中心”中原来担任中央 和地方的行政领导人似乎自然是他的部下，他们的恐怖和破坏活动自然都是 在他和布哈林指使下进行的。 1938年 3 月 3 日，克列斯廷斯基“认罪”后，他便被叫起来接受审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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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话的声音不高。他承认 1930 年他就组织了一个右派的地下组织，承认 1932年的柳金反革命集团案及其反革命的行动纲领要由他、托姆斯基、布哈 林、瓦西里·施密特和乌格拉诺夫负责，因为柳金只是行动纲领的名义上的 作者，而他曾经校阅过这个纲领。他说，行动纲领的实质就是认为有必要使 用他们掌握的一切手段通过暴力夺取党和国家的政权。李可夫还承认由他的 女秘书阿尔乔缅科成立了一个恐怖组织，密切地注意着政府的动态。当他的 供词中提到布哈林而布哈林受到维辛斯基的询问时，他和布哈林都承认组织 了另一个恐怖集团，由前社会革命党人谢苗诺夫领导，目的是谋杀斯大林和 卡冈诺维奇。但是，他和布哈林都否认他们对恐怖集团下达过任何具体指示， 也不知道这些集团的具体活动。不过，他们表示愿意为此承担责任。李可夫 还承认，一些右派分子和叶努基泽、雅哥达、彼得松等人，包括图哈切夫斯 基元帅等，都是 1934 年夺取政权计划的参加者，但没有采取夺权的实际行 动。李可夫承认自己与国外法西斯，与孟什维克、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的 联系。但是他被问到具体人和事件时，他都记不清楚，他甚至不知道格林科 是什么人，但他承认图哈切夫斯基参加了他的“右派—托洛茨基阴谋集团”。 李可夫表示要为他的阴谋集团许多罪行负责的同时，否认自己分裂苏联和阴 谋使苏联在未来战争中失败的罪行。李可夫承认了许多重大的耸人听闻的罪 行，但缺乏具体内容，也没有具体行动。 李可夫： 一些最大的民族共和国要脱离苏联 维辛斯基：就是说，这是肢解苏联，许多共和国要脱离它？ 李：是的。 维：为法西斯主义者准备进攻和取胜的前哨阵地吗？ 李：是的，无疑是如此。 维：您是以叛卖的代价达到自己罪恶的目的吗？ 李：当然。 （26） 3 月 11 日开庭后，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沙兰戈维奇受 审。他的罪行也是多方面的。他承认，他从1921年起就充当波兰特务，是民 族法西斯组织的重要成员，该组织包括白俄罗斯共产党的大部分领导人。他 领导了 3 个恐怖小组，隶属布哈林和李可夫的 “中心”。恐怖目标是1936 年军事演习时刺杀伏罗希洛夫。破坏经济的罪行有：制造猪瘟、马匹贫血症， 使大量牲畜死亡。强迫白俄罗斯的 10万单干户入社，说什么谁不入社谁就是 苏维埃的敌人。他这样做的目的是故意挑动群众的不满。很显然，审判组织 者强迫他作出这样的供词是要他为集体化的严重后果负责，从而转嫁人民对 党的政策及党的领导人的不满。 维辛斯基：让我们简单地总结一下，您在本案中承认自己有罪的地方。 沙兰戈维奇：第一，我是祖国的叛徒。 维：一个老牌的波兰特务。 沙：第二，我是一个阴谋分子。第三，我直接进行了破坏活动。 维：不对。第三，您直接的身份是白俄罗斯民族法西斯集团的主要领导 人之一，是 “右派—托洛茨基反苏集团”的积极参加者之一。 沙：对。然后才是我个人进行了破坏活动。 维：暗中破坏。 沙：对。 审判长 （乌尔里赫）：对党和政府领导人采取恐怖行动的一个组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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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是的。 啼判长：而所有这些的目的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