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三次公开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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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三次公开审判- 第9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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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诺格拉      多夫教授,д·M ·罗西扬基教授,医学博士      B ·д·济帕洛夫      1938年3 月9 日,莫斯科。” (19)      然后,维辛斯基宣读了卡扎科夫在预审中的供词。卡扎科夫经不住如此 的压力,最后承认了自己的罪行。于是维辛斯基宣布:根据技术鉴定和卡扎 科夫本人的供词,问题已经解决。对普列特尼奥夫和莱温的相应问题也作出 了类似的技术鉴定。      很显然,专家的技术鉴定是预先拟就的,或者说他们是被召来随时准备 拟就任何需要的鉴定的。      事实确实如此,受命组成的技术鉴定委员会根本不能客观和公正地进行 工作。维辛斯基预先给他们规定了要调查的问题,比如所开药品,用法用量 等。为了使鉴定专家对其使命心中有数,懂得调查哪些问题和如何作出鉴定, 维辛斯基给他们列出了一些用意十分明确的问题。比如,第 7个问题是:“可 否认为,有相当业务水平的医生能够使用这种不正确的医疗方法但却是没有 恶意的?”在这里,检察长已经预先定下是 “不正确的方法”,而对于有经 验的医生来说,其行为就只能是蓄意的了。再如对高尔基等三位 “受害者” 的医治情况所提出的问题: “可否认定,对高尔基(古比雪夫、明仁斯基) 的医疗方法是旨在加速其死亡的明显有害的方法?”鉴定委员会对问题的回 答完全一样: “是的,可以绝对认定。”(20)值得一提的是,鉴定委员会 的成员布尔明是普列特尼奥夫的同学,而著名的大夫维诺格拉多夫则是他的 学生。在当局的胁迫下,维诺格拉多夫也被迫参加了鉴定委员会,写下或签 署了诬陷自己老师的鉴定。当然,像对于其他许许多多的人一样,当时他们 最大的朋友和老师只有一个人,维诺格拉多夫常在自己讲授课程结束时,把 自己在肠胃病学上的成就归功于他的天才。他的名字叫约瑟夫·斯大林。每 当他这样讲的时候,课堂上便自然地爆发出欢呼。两年以后,维诺格拉多夫 成为功勋科学家;1944年被选为医学科学院院士。后来,他成为斯大林的个 人医生。但是,1952年他也被塞进大冤案 “医生案件”中去了。      维辛斯基不仅使用了所谓医学鉴定,而且使用了证人,向法庭宣读了克 里姆林宫卫生局大夫 M ·别洛斯托斯基的声明。别洛斯托斯基因这一声明而 身价倍增,成为有名的 “人民英雄”,类似于1937年乌克兰的小丑尼古拉延 科和 50 年代初揭发 “医生案件”的季马舒克。他在揭发声明中说,1936 年 高尔基最后一次患病时,他到高尔基的别墅去给病人注射,发现了一些疑点, 其中他惊奇地注意到,普列特尼奥夫和莱温特别喜欢给病人开的药是德国产 品。这就是说,是法西斯的药品!      最后,古比雪夫的秘书马克西莫夫一季科夫斯基受审。      韦尼阿明·阿达莫维奇·马克西莫夫一季科夫斯基1900年出生于维亚特 卡 (基洛夫的旧称)一个手工业者家庭。犹太人,受过高等教育。1920年入 党。国内战争期间他在军队服务,后担任乌克兰 “五·一”边疆区区党委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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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1927 年进入红色教授学院学习。毕业后,于 1932 年到国家计委工作, 任苏联人民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古比雪夫的秘书处副主任。后担任交通人民 委员部的负责工作。1937年 12月11 日被捕。      马克西莫夫一季科夫斯基供认,叶努基泽把他安排到古比雪夫的秘书 处,对医生们谋害古比雪夫的行动进行了协助。最后法庭听取了技术鉴定委 员会认定 “医药谋害案”的声明。      在最后两天的审判中,除了关于医药谋害案外,布拉诺夫于3 月8 日晚 受审时供认了阴谋中心的其他重大问题。      帕维尔·彼得罗维奇,布拉诺夫 1895年出生于摩尔达维亚。俄罗斯人, 中等测绘学校毕业。1918年入党。曾担任奔萨省伊萨尔县县党委书记。从1921 年开始一直在契卡工作,是内务部的老干部。1929年 1月驱逐托洛茨基出境 的事宜就由他负责。1937年 3 月 29 日,他被作为右派—托洛茨基集团的案 犯予以逮捕。      布拉诺夫在法庭上交待出一个夺取克里姆林宫的政变计划。政变领导人 是叶努基泽和雅哥达,他们得到图哈切夫斯基和卡拉汉的支持。他还供认, 雅哥达在审讯中包庇乌格拉诺夫和斯米尔诺夫,指示逮捕季诺维也夫和加米 涅夫时不要搜查。他说,前内务部领导人都是阴谋集团成员。雅哥达命令扎 波罗热茨 “促成”基洛夫之死,于是扎波罗热茨在尼古拉耶夫第一次潜入斯 莫尔尼宫失败后释放了他,在基洛夫被害后消灭了基洛夫的贴身警卫鲍里索 夫。他还说,负责斯大林安全的保克尔和沃洛维奇也是阴谋集团成员。奇怪 的是,他们手持武器,服侍于斯大林左右,为什么不能轻易地制造杀害斯大 林的事件,而让他们的同伙空耗精力?      在审讯雅哥达时,维辛斯基又试图把布哈林说成谋害高尔基的同案犯, 证据是托姆斯基和布哈林的一次谈话,托姆斯基侧乎谈到了托洛茨基对高尔 基的敌意和怀有敌意的行动计划。布哈林理直气壮地进行了自我辩护。他说, 无论如何,这样一次谈话也构不成参与谋害高尔基的证据。他的有力的辩护 使不放过任何机会攻击他的维辛斯基又一次灰溜溜地罢手。      对 “医药谋害案”的审讯就此了结。从对审讯过程的简要叙述中已经可 以看出案件的真伪。首先,除雅哥达之外,本案所有被告都没有参加右派一 托洛茨基集团的间谍活动和经济破坏活动。他们作案的内容比较单纯,即用 医药手段害人。像对这样的有时间、地点、参加人,有作案手段和工具的具 体案件,法庭本应拿出犯罪的证据。但我们看到,法庭对被告罪行的认定全 凭被告的口供。法庭对卡扎科夫的犯罪行动的技术鉴定的出笼过程说明,这 样的鉴定显然是钦命的,是非科学的,是不能作为判罪的根据的。卡扎科夫 明显地是在法庭的压力下认罪的。维辛斯基对卡扎科夫的供认所做的结论只 是一种简单的推论,根本不能作为判罪的根据。莱温和普列特尼奥夫依照在 刑讯室里准备好的供词在法庭上作了供认。他们的供认就是在当时也是经不 起分析的。他们曾给古比雪夫和高尔基等高级领导人治过病。这些病人不过 是他们治过病的高级领导人中的几个,因此给他们治过病的事实根本构不成 犯罪的证据。他们犯罪的证据应从他们的医疗方案、所用药物和医疗过程中 去获得。几位所谓谋害事件的受害者都死于30 年代,高尔基死于 1936年, 就在办案的前几个月。在当事人都活着,犯罪环境依然存在的情况下,犯罪 的证据是不难获取的。即使一些证据已经被破坏,但至少可以作出许多实地 调查。尤其是卡扎科夫的药水,完全可以取得样品进行化验,取得注射过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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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药水的病人血液进行化验,作出有关药水是否有毒的鉴定。可是,法庭并 没有出示任何类似证据,或者法庭根本就没有去作这方面的任何调查。之所 以这样,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是高尔基和古比雪夫等根本不是被谋害的,用 不着去调查和取得证据;二是他们是被谋害的,但谋害者不是法庭上的被告 而是别的不能去调查的人,因此审判组织者要回避。雅哥达藏头露尾或寓意 明显的供词和法庭不敢往下追问的情况,更使人疑窦丛生而自然作出许多推 测和联想。他的口供起码给人三种推测: (1)医药谋害事件根本不存在,雅 哥达不过是奉命交待而已。 (2)医药谋害事件是存在的,但不是法庭上被告 的医生和秘书们之所为,另外,也不是按照叶努基泽的指示去实行的。后一 种说法显然缺乏起码的说服力。因为当时叶努基泽无论地位或实权都赶不上 雅哥达,根本不具备向雅哥达发命令或指示的条件。当时能够指示雅哥达谋 害高尔基和古比雪夫的人是屈指可数的。假定高尔基和古比雪夫果真是被雅 哥达等人谋害的话,那么可以肯定,雅哥达在交待中把真正发指示的人换成 了叶努基泽。(3)雅哥达确实了解高尔基和古比雪夫等死亡的内幕,但是他 不能如实交待。通过以上分析可以说明,所谓莱温、普列特尼奥夫等的医药 谋害案是不能成立的。      从政治上讲,古比雪夫和高尔基为所谓右派阴谋集团所谋害的说法更是 令人难以置信。高尔基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好感,对反派的同情,是 党内外许多人所知道的。古比雪夫反对恐怖政策的立场也是比较明显的。基 洛夫、古比雪夫和奥尔忠尼启则是联共 (布)中央政治局中三个反对恐怖政 策的主要人物。所谓右倾反对派的头子布哈林是最不愿意他们去世、最希望 他们健在的人。基洛夫死后,古比雪夫成为恐怖政策推行的主要障碍之一。 当障碍需要消除时,他去世了。高尔基去世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被公开 审判前几个月。可以预见,凭着高尔基的正义感和倔强的性格,如果他活着 的话,肯定会反对肆意践踏社会主义法制和道德原则的公开审判的。可是, 他也正好在公开审判前去世了。后来,布哈林和李可夫寄于厚望的奥尔忠尼 启则也在人们需要他站出来的时候离开了人间。为什么他们的死像按照计划 发生的呢?难道这不令人怀疑吗?另外,恐怖政策的直接打击目标之一是前 反对派。稍有一点政治头脑的人都能正确地推论:反对派假如真的进行谋害 中央领导人的罪恶活动,他们也决不会去谋害古比雪夫和高尔基这样的人。      50 年代和 80 年代,苏联政府对 “右派一托洛茨基反苏集团”案进行了 重新审查。该案除雅哥达以外的其余被告已全部平反昭雪。在对普列特尼奥 夫等恢复名誉以前,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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