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钱的问题。他需要完整的心理治疗，医生甚至建议用药物控制。可是你知道，这类药物对人大脑的损害相当大，特别他这么年轻。所以，想先尝试用单纯的定期心理辅导。其实我是个记者，我帮他找了个很不错的心理医师，可是那位医师昨天告诉我，阿宏有个心结，不解开这个心结，他的治疗无法继续下去。”
“心结？什么心结？”游芳急着问。
“单亲家庭的孩子本来就容易出心理问题，而且，你的工作性质也是他患心理疾病的重要原因。不好意思，我说得比较坦率。”
“没关系，我猜到了。”游芳脸上已经找不到一丝红晕，苍白得吓人，好像一下子老了十岁。这让我很有负罪感，但为了六耳也顾不得了。
“不知道你为什么一直不肯告诉他父亲的事，原本孤僻的人就很偏执，现在得了病尤其如此，你越不告诉他，他就越想知道。如今变成了他一块心病，他抑郁病的根源就在他的双亲问题，治疗的时候不可能把父亲绕过去的。”
我直起腰，望着愣住的游芳，严肃地说：“我知道你不肯说他父亲的事，一定有不得以的苦衷。阿宏的性格，现在也不可能缠着你问，像他今天下午就打过电话给你，但你还是不愿意说。”
“我……”游芳呐呐着，还没说什么就被我打断。
“可是站在我的立场，因为一位已经死去的人，而毁了儿子一生的幸福，无论如何都是难以理解的。不要忘记了，你是一位母亲！”
游芳的脸更白了，她闭起了眼睛，然后眼泪就流了出来。
我没想到她的反应这么激烈，顿时不知该再说什么。
她用手背拭去眼泪，然后双手捂着眼睛，好一阵。等她把手放开的时候，眼睛周围已经一团糟，眼影都乱了。
她接过我递过去的纸巾，却没有擦眼睛，而是在上面写了几个字，然后递给我。
“1982·夏天，张金龙”，我念了一遍。
“他爹叫张金龙。”游芳说，她拿起另一块纸巾擦着眼睛。
“那1982年夏天是？”
“他死的时候。”
“怎么死的？”
游芳看着纸巾上黑黑的痕迹，把嘴唇抿成薄薄的一线，过了一会儿，才说：“如果他真的那么有决心查他爹的事，总是能知道的。”
我有点意外，没想到游芳对此还是有所保留，但她提供了名字，这就是最大的线索，也不必现在逼问，看得出她非常爱她的儿子，她不想说一定是有理由的。
“那你先生是八二年几月几日死的？”
“他不是我丈夫。”游芳一字一顿地说。
“啊……”
“我只记得是那年夏天，具体时间忘记了。”
“忘记了？那，他是几岁死的？”
“二三十岁吧，具体不知道。”
“不知道？”我可真的愣住了，怎么会有这样的事。但现在，游芳似乎也没有骗我的必要啊。
这张金龙到底是干什么的啊。
“好了，你也不是来玩的。能说的我都说了，你回去告诉阿宏吧。我这作妈的实在有太多地方对不起他。”
我想摸出钱来结帐，被游芳推了回去。
“你这做朋友的为阿宏煞费苦心，这些费用要让你付，我就真没脸没皮了。”
她这么说，我就不再坚持清空自己的钱包，互道再见后，离开了这男人们纸醉金迷的所在。
六耳父亲的名字已经得到，不管张金龙身上有多大的秘密，顺着这根藤，再深我都要把它挖出来。
找一个二十三年前死的人，说难不难，说易不易。等我开始着手想要查找的时候，才发现忘了向游芳问一个信息，要是游芳不肯说或者不知道，找起来就真的很麻烦了。
好在我电话打过去，游芳很痛快地告诉我，张金龙死的时候在上海。
他是死在上海的，而上海市民政局，该对历年死亡者有统计汇总才对。
普通人去找民政局查死者材料，是一定被吃闭门羹的。这种东西算不算机密不清楚，但民政局肯定没有向市民提供这项服务的义务。记者就不同了。
跑民政的记者陆青书刚参加完民政局组织的记者旅游团回来，拍着胸脯说没问题，政府机关和对口的记者是一种互利互惠关系，虽然常有记者不小心惹某位领导生气，但总的来说，这种无关紧要的小事，还是能办成的。
可是过了一天陆青书很不好意思地来找我，说民政局1982年的死亡信息没输进电脑，查起来太费人工，说要查行，得自己过去。陆青书说可以帮我打个招呼，如果我高兴跑过去查的话。
我当然说愿意。
回去和六耳一说，他高兴之余，表示要和我一起去查。
“虽然没你和我妈说得那么夸张，但了解我父亲的情况，的确是一直以来我的一大心愿。所以，我不能让你代我完成这个心愿。现在我已经可以出门了，两三小时里别人不会发现太大的异状。再说，我一发现毛长得长了，随便找个厕所躲进去刮干净就行。”
上次我问出了他父亲的名字，六耳奇怪的很，逼问我是怎么在他妈嘴里把话套出来的。我把实情招供后，他大叫大嚷，说我太能扯蛋，和我闹了好一阵。我一边和他折腾，心里却挺高兴，这说明他已经渐渐从阴影里走出来了。
所以我稍微叮嘱了六耳几句，就答应了他。
周二的上午我起了个大早（当然是针对我而言的大早），和六耳一起，到了上海市民政局。
宣传处的小吕昨天已经在电话里和陆青书说好，见了我们说了几句客套话，就领我们到档案室。
这个档案室原本的空间相当大，可现在被一排排的铁制档案柜占满了地方，只留下几条狭窄的小路。
每个铁柜的门上都贴着年份标签，小吕把我们领到贴着“1982”标签的两个铁柜前，说：“你们自己找吧，太多了。看完放回去，别弄乱了。”
他打开门，只见两个柜子里塞足了鼓鼓的牛皮档案袋。
“这么多啊。”我惊叹。
小吕苦笑：“是啊，要是少的话，不用你来我就帮你们找了。那时候上海的年死亡率大概在千分之七左右，算下来每个月的死亡人数都快上万，嘿，你们慢慢找吧。”
游芳告诉我的死亡时间是夏天，为了保险起见，我把标着五、六、七、八、九月的档案袋都找了出来，有二十多个。
我和六耳穿的都是牛仔裤，不怕脏，就这样直接坐在地上，一人一个牛皮袋开始看。
一个牛皮袋装了一百张纸，每张纸上是二十个人的简单死亡记录。也就是说，一个档案袋里是两千人的死亡档案。
虽说一张纸一眼就扫了过去，可看到后来眼力明显不行，有时得停一停再看，免得错过。
眼花不算，头也慢慢晕起来，然后是腰。还真是件苦活。
第三个档案袋看到一半，我撑不住停了下来，站起身子松松肩挺挺腰。往六耳那边一看，居然见他已经看好了六个口袋。怪怪，怎么会比我快一倍，我已经看得很努力了啊。
再看六耳换纸的速度，果然迅疾的很，基本拿起来停留一两秒钟就换另一张。这种速度只看一张两张拼一拼还可能行，这么一大堆看下来还保持这样的速率，真是太牛了。
“六耳，你怎么看得这么快，有练过吗？”我忍不住问他。
“有吗？”他停下来看看我。
“怎么没有。”我指了指自己看好的两包：“你比我快一倍多呢。”
六耳瞧瞧我的战绩，又看看他自己的，也有些意外：“真是这样嘛，可我也没觉得自己有多快，读大学念书的时候也没觉得自己比别人看书快啊。”
我心里暗自琢磨，我看东西绝不能算是慢的，如果这是六耳的正常速度，早该在读书的时候体现出来了，没道理自己不知道啊。
“或许他体内又有了什么新变化，但是表面看不出罢了。”忽然之间，我想起梁应物对我说的这句话。
他只是无心之语，难道竟然说中了吗？会不会这一目十行的能力，就是多出来的那0。3％所造成的？
我瞧瞧继续以惊人速度看档案的六耳，轻轻摇了摇头，给自己做了套眼保健操，坐下接着看。
“张金龙！”六耳叫起来：“找到了！”
在我连忙凑过去的时候，六耳突然垂头丧气地叹了一声：“唉呀，57岁死的。”
“张金龙这个名字很普通，同名同姓的一定很多，这些档案我们总得都看一遍，然后再把叫这个名字的人列在一起筛选。”
档案室里纸张“哗哗”地翻动声一直持续到上午十一点十五分。所有的档案都看完了。由于六耳一个顶俩，比我预计的要提早不少。
我站起来挺腰的时候，一阵头晕眼花，这活劳神费力，多干肯定折寿。
加上最先找出的那位57岁的张金龙，一共找出三个。年龄分别是57、69、24，哪个才是我们的目标十分明显。
我和六耳凑在一起看这短短的死亡档案。
死亡时间是1982。8。13。张金龙，死亡年龄24岁，火化地西宝兴路火葬场。
这份档案是我先找到的，那时我在震惊之后，默不作声地放在了一边，就是希望六耳能晚些看到，或者找到另一个符合条件的张金龙。
因为，在死亡原因一栏里，写的竟然是“枪毙”！
六耳的脸离我不到十厘米，可我不敢转头看他此时的表情，我甚至不愿意去想象。
他寻找了这么多年的生父，多少次令他午夜梦回，多少次想象过父亲的身影和面容。我想，在他越来越憎恨母亲的时候，也一定把父亲的形象塑造得高大而完美。
可是现在，“枪毙”这两个字把一切瞬间敲得粉碎。
粉碎！
“这，就是爹？”六耳问。
我不知道他在问谁，问我？问他自己？还是问老天？
我沉默着。
这就是游芳始终不愿告诉儿子的原因吧。
他的父亲是个枪毙犯！这样的事实，怪不得要对年幼的儿子隐瞒。
可张金龙是犯了什么重罪才被枪毙的呢？
这份档案上没写，简单的几栏，再没有其它信息。
“我去一次厕所。”出民政局前，六耳对我说，尾音有些颤抖。这是从刚才开始，他说的第二句话。
我在厕所门口徘徊了很久很久，他刮手和脸上的毛原本用不了这么多时间。
我看着他的脸。在眉角、脸颊和嘴角，有三道伤痕。
我能想象他在刮的时候，手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