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报会开得时间虽短，但应该说很完满。临毕时，省委书记乔伯年和省长汪昭义也表了态，说中央这样关怀黄原，省上也要努力支援这个地区的建设。
汇报会结束后的几天里，地区领导和各部局来的人分别与中央有关部委、有关单位搞起了“横向联系”，很快就落实了二三十个项目。仅劳动人事部就给了三百五十万人民币，为黄原修建一个劳动服务公司。地区有些单位闻风而动，纷纷带着南瓜、羊杂碎和软小米油糕，来北京搞“横向联系”。连地区文联都跑来向全国文联和作协要了近一百万元，修建“创作之家”，让全国的作家艺术家来黄原休假和搞创作。黄原的“新招”名扬四方。省内其它地区对黄原发“浮财”除眼红外，也不无讥讽，说田福军带了个“讨吃团”，到北京讨吃去了！田福军和呼正文不管三七二十一，缠住个乔伯年，主要为黄原“跑”铁路。经过艰难的谈判，终于达成了协议，由铁道部、省上和黄原地区一块投资，先搞第一期工程，将铜城的铁路修到黄原原南县的煤炭基地……当田福军和他的“赴京讨吃团”返回黄原后，万万没有想到，有人却写信把他们告到了中共中央纪律监察委员会，说他们铺张浪费，以权谋私，搞不正之风，去北京开会每人做了一套高级西装……富有戏剧性的是，由中纪委常委高老亲自派出的调查组跟着他们的脚后跟到了黄原。告状信反映的情况属实。田福军和呼正文分别做了检查，并决定将所有人的西装都收回来，由黄原驻省城办事处在其新开的门市上折价售出；所短的钱由每个人自己垫付。
福军为这个错误感到很痛苦。他在忙乱中竟然没有想到这是一起违纪事件——世宽为什么事先不按价向每个人收钱呢？唉，当初就不应该听从生民这个馊主意！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时，他就感到不舒服；西装革履，灰蓬蓬坐下一片，哪象贫困地区来向人家求援呢……几天以后，调令下来了。田福军带着某种内疚的情绪，匆匆告别了亲爱的黄原，赶赴省城去接受新的使命。
………第三十章
第三十章
有时候，现实生活中某些引起社会强烈震动的突发性事件，往往是历史所发出的回声。
为了探寻此类事件的起因，我们常常不得不回过头从遥远的过去说起……二十五年前，也就是那个有名的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浪潮席卷了中国大陆。从群众运动的规模来看，简直可以说是文化大革命的一次预演。那时间，浪漫主义进入了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治生活。为了“超英赶美”，把国家富强的标志钢铁产量搞上去，人们连吃的锅也砸了，用砍倒的树木代替焦碳，大炼钢铁。中国大地火光熊熊，其非凡气势令全世界瞠目。其结果把一点好钢好铁也炼成了废钢烂铁。
与此同时，全国各行各业都在争抢着大放“卫星”——自人类历史上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之后，“卫星”一词就成了“超级成就”的代名词。在农村，某地亩产刚宣布超过五千斤，另一地的“卫星”立刻放到亩产一万斤。报纸每天都用套红大标题庄严地报道这些弥天大慌。记得笔者那时刚上小学，为了使本村亩产成为全公社之最，曾在秋夜时跟随大人们把其它地里割倒的庄稼，偷偷集中背运到一小块地里。新成立的人民公社领导人来这里装聋作哑目测了“亩产”，就厚颜无耻地向县上“如实”作了汇报，从而使我们村和我们乡分别获得了县上奖励的两块丈二长的大红绸绵旗……放“卫星”已使全国处于谵妄状态。连作家协会的某位老诗人也拍着胸膛吼叫说，他要在一九五九年就把荷马踩倒在脚下！全国都实行了“食堂”制，人们“各取所需”，随吃随拿，喜气洋洋地踏进了光辉的“共产主义社会”。
不过，据说上层还在争论：是先让“老大哥”苏联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呢，还是我国先宣布已经进入了共产主义社会？
当然，“结论”还没有得出，中国不久就进入了骇人听闻的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许多人。在以后著名的七千人大会上，据说发动这嘲运动”的毛泽东主席做了检查。遗撼的是，这位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伟大老人，并没有记取这个教训，以后又一错再错，从一九六六年开始导致了中国更大规模的混乱，使得整个国家陷入了痛苦与绝望的深渊……就在那个大跃进年头，离省城六十公里的某地区，决心放一颗大“卫星”：在位于中部平原和南部峻岭间的黑龙河上，修建本省最大的水库。其气势之大，令人咋舌。全区动用了两万民工，费时一年零四个月，动用一千万方上，在这个浅山区修起了占地一万二千亩的“跃进”水库。
水库要淹没许多村庄，牵扯两个公社的几千人口。于是，只能把这些人撤出，另寻安插之地。
但这几千农业人口的大迁徒决非易事。平原地区本来人口就已爆满，哪里愿意接受这些占地吃粮的人呢？而这些祖辈生活在浅山区的人又宁死也不进入贫瘠的南部大山之中。经劝说和强迫相结合，好不容易才将这些人疏散到了几百里路以外的铜城地区——那里有一个自然环境看起来与此地差不多的无人区。
当时这些人迁徒他乡的场面十分悲惨。几千人哭声恸地，喊声震天。是啊，这里是他们不知生息了多少辈的故土；现在，他们自己连同祖先的骨头都要搬到一个陌生而荒僻的地方了。不久，这里的一切将要永远地埋葬于深水之下！
但他们无法抗拒残酷的现实，立刻被汽车和火车拉到了远方的“新垦区”。初到异地的几年里，由于不服水土，有一百多位老人相继离开了人世。这是一场人为的大悲剧！至于那个劳民伤财的“跃进”水库，好景不长。没多久，山洪过后所沉积下的淤泥开始逐渐把这个水库变成了一座土坝。到七十年代中期，库区完全淤成了平地。滚滚地黑龙河拦挡不住，它带着嘲弄人的哗哗声响，依然如脱缰的野马，从旁择道而继续往北方的平原上奔腾远去，丝毫也没有放慢奔向黄河与大海的步伐。
这时候，根据新的行政区划，水库所在地的区域归属了省会所在市。市上决定，在这个一万二千亩的坝地上建立一个国营农场，职工逐步扩大到了六百人。沧海桑田，当年万顷绿波变成了金色的麦浪。这里先后起楼盖房，出现了商店、医院、俱乐部和学校……在这些漫长的年月里，当年那些迁走的老乡，不时从几百里路上来到这里。通常都是一些老者带着一些青年和小孩，在这里转悠几天；晚上，他们就分别露宿在一个固定的地方。这是一种悲伤的“寻根”活动。当年这里搬走的那些老人，几乎都已客死他乡。现在的这些老者，那时还都是青壮年，可是，二十来个年头过去了，他们仍然在怀念这块母土。母土啊！对于一个人来说，永远都不可能在感情上割断；尤其是一个农民，他们对祖辈生息的土地有一种宗教般神圣的感情。现在，他们要带着自己的儿孙来这里寻找他们生命的根。
所有这些人都能根据周围的环境，准确地追寻到他们当年老住宅的所在地。他们一般都要在那地方露宿几天，才含着泪水带着痛苦，怅然若失地离开了。不用说，他们对这里的农场职工怀着一种仇视的心理。在他们看来，这是自己的地方啊！怎么能让这些陌生人盘踞在自己的土地上耕作和收获呢？
八○年以后，随着整个国家政策的放宽和改变，一场酝酿已久的危机开始在这里露出了苗头。有个把外迁的乡民，把“寻根”活动放在了农场的收麦季节。他们甚至携儿带女，就在周围搭个窝棚，开始抢收农场的麦子。农场职工劝阻不下，结果发生了多起斗殴事件。
到了一九八二年夏天，此类事件愈演愈烈，更多的外迁乡民涌到了周围，纷纷安营扎寨，开始哄抢着收割农场的麦子。这一年，农场损失了三分之一的粮食，事件反映到了市委。但市上拿不出行之有效的办法。派去的几个公安人员，被乡民们打得鼻青眼肿回来了。
逮捕闹事者吗？闹事者有几百人，该逮捕谁？市委的这种无所作为的态度，终于导致了不可收拾的局面。
在此期间，从黑龙河库区迁往铜城周围的乡民中，有几位“领袖”人物组成了“返乡委员会”，发起了一个颇有声势的回乡运动。当年迁出的几千口人现已繁衍成了几万，“委员会”的号召如干柴上浇油，立刻燃起了一片大火！今年一入夏，黑龙河农场的麦子还没完全成熟的时候，上千愤怒的人就从铜城涌到了这里，一天之内把农场全部的麦子收得一干二净。更为严重的是，所有农场职工的房屋，甚至校舍，都被乡民们占据了。他们声称，这是他们的土地，他们永远不准备再离开自己的故乡；他们振振有辞，说他们是当年极左路线的受害者，按现在的政策，理所当然要纠正这个历史错误！
就这样，一夜之间，农场职工和他们的家属就从家里被赶到了野地里。庄稼被乡民们抢收光了，他们连吃饭都成了问题。学校的教室睡满了拖儿带女的农民，他们的孩子没地方去上课……事件很快上报到了市委。市委书记秦富功这才动了肝火，指示市公安局出动大批武装警察赶到黑龙河农常这个行动实际上愈发刺激了事件的恶性发展。手无寸铁的农民根本不怕全副武装的警察。有些老汉泪流满面，扯开衣服，露出干瘦的胸膛，对警察说：“打吧！打死我也不离开这地方！宁愿死在故乡田地，也不活着回铜城去！”警察也是人，他们怎忍心用暴力去对付这些年纪象自己父亲一样的老人呢？警察和农民僵持在那里，毫无办法。
农场的职工家属一看事情仍得不到解决，也开始采取他们自己的行动了。他们把单位上所有的汽车和拖拉机都隆隆地发动起来，几乎所有的职工家属，包括老人和儿童，都纷纷上了车。有的人还把红布标语围在车帮子上，上面写着“我们要吃饭！”“我们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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