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玉亭坚定地说：“谁反对社会主义，我就反对谁！别说是我的侄儿，就是我父亲现在活着，他反对社会主义，我也坚决不答应！
田福堂说：“不论怎样，你侄子已经闹腾成了这个样子，你说怎么办？”
“把那小子捆起来！扭送到石圪节去！”孙玉亭气愤地说。“也不必这样。咱是不是先开个支部会，看他们其他人怎说？”
“这还要开什么支部会哩？”孙玉亭说，“这明摆着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嘛！他们其他领导人还敢支持吗？干脆，别再费这神了，你赶快到公社汇报去！”
孙玉亭一下子提醒了田福堂。对！这么严重的路线斗争，不是双水村能够解决了的，应该马上向上级汇报！田福堂说走就走，骑上自行车很快动身去石圪节公社，找白明川和徐治功汇报去了。
与此同时，孙玉亭连家也没回，火急火燎地找到他哥孙玉厚，让他赶紧说服孙少安不要再执迷不悟；否则，恐怕公安局的法绳就要套到他娃娃的脖子上了！
那晚上的社员会孙玉厚没有去参加，因此并不知道儿子闯了这么大的乱子。
他紧张地听完玉亭的叙说后，立刻拉着弟弟到一队饲养院去找儿子。
老兄弟俩来到饲养院，因为秀莲坐月子，按乡规他们不能进家去。
他们就把少安从窑里叫到院子来。
兄弟俩立刻围住他，连说服带吓唬，让他赶紧声明不再“胡闹”了。孙玉亭还建议侄儿主动到公社投案，好争取党和政府从宽处理。
少安一看两个老人这么惊慌，心里烦乱极了。说心里话，他对这事也没有什么把握。但现在已经骑到了老虎背上，也不好轻易下来。尽管一般情况下他都老成持重，但有时也有年轻气盛的一面，事情究竟怎样，现在还没最后定论呢！他不能答应两个老人的要求。再说，事到如今，这事就不是他孙少安一个人的，而牵扯一队的几十户人家呢！他平静地对两个老人说：“我知道你们是为我好。但既然已经这样了，那就要好汉做事好汉当！你们先不要管，有什么差错我自己承担！”
这老兄弟俩没想到少安这样回答他们，气得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孙玉亭一看侄儿冥顽不化，干脆一拧身回家去了。哼！到时吃了亏，甭怨你二爸没提醒你小子！
孙玉厚一看玉亭走了，自己便抱住头蹲在寒风地里，急得几乎快要哭了。
少安见父亲这样痛苦，就劝他说：“爸，你别这样。你先回家去，让我一个人想想再说……”孙玉厚看当下说不转儿子，只好骂骂咧咧地走了……当田福堂气喘嘘嘘地赶到公社，向白明川和徐治功汇报了双水村的“严重政治事件”后，公社的两位主任也惊呆了，从白明川来说，他不久前心里也闪过这种设想，但很快就知道这不过是一种天真的想法而已——他没想到，孙少安这家伙竟然这样干开了！
两位主任意识到事情非同小可，公社也不敢处理，就立刻用长途电话向县革委会的领导作了汇报。
这消息顿时使原西县革委会炸了！
冯世宽很快召集常委们紧急开会——讨论双水村出现的严重的资本主义复辟倾向。
在会上，冯世宽没等大家说话，他自己先严肃地对这件事进行了批判性分析发言。在发言中间，他停顿了一下，立刻指示一名常委出去给各公社打电话，看其它公社有没有出现类似的情况；如果出现，要立即制止，狠狠批判，严厉打击！
冯世宽发完言后，李登云和马国雄接着发言，坚决支持冯主任的意见。但副主任田福军提出，县革委会能不能心平气静地研究一下这个新情况呢？另外，是否可以不必忙着处理这事？他建议先由县、社、队三级组成一个联合调查组，把具体问题调查清楚再做结论也不迟！
田福军由这个问题，转而很沉痛地论述了全县的农业生产情况。他大胆地指出，他们村子出现的这个情况，也许能反映了全县农民的一种情绪。孙少安的这种做法是否正确，可以讨论；但目前农村既然已经贫困至极，人们就得想办法维持自己的生存。作为管农业的副主任，田福军立刻给常委们摆出了一滩数字：一九五三年全县人均生产粮九百斤，而去年下降到六百斤，少了近三分之一。从五八年到七七年的二十年间，有十六个年头社员平均口粮都不足三百五十斤；去年仅有三百一十五斤，而其中三百斤以下的就有二百四十一个大队、四万一千多人，占全县人口的三分之一。四九年人均生产油品九斤二两，去年下降为一斤九两……社员收入低微、负债累累，缺吃少穿。劳动日值只有二、三角钱，每户平均现金收入只有三、四十元。超支欠款的达二千三百户。去年国家贷款金额近一千万元，人均欠款五十多元。社员欠集体储备粮一千三百多万斤、相当于全县近一年的征购任务……田福军罗列完这些数字后，痛心地说：“我们是解放四十多年的老革命根据地，建国已经快三十年了，人民公社化也已经二十年了，我们不仅没有使农民富起来，反而连吃饭都成了问题……”田福军发完言后，常委们都沉默了。
大家知道，他说的是事实。但事实归事实，问题归问题。
归根结底，总不能让农民去走资本主义道路吧？
冯世宽的激动情绪也平息了一些。他沉吟了一会，说：“你们先谈着，让我打个电话，把双水村的情况向地区领导汇报一下，看上级有什么指示……”说完他就出去了。
一刻钟以后，冯世宽回到了会议室。他向常委们传达了地区革委会主任苗凯同志的指示：坚决制止！
这是“终审判决”。大家都再不言语了。
常委会决定：立刻通知石圪节公社，坚决制止双水村的资本主义复辟倾向。对于当事人孙少安，因其计划在事实上还没有实行，不予处分；但责成公社通过适当的方式，严肃批评教育这位生产队长。另外，针对这种新出现的问题，县革委会要立即专门发一个文件……这也许是整个黄土高原农村的第一次自发性改革尝试——在短短的时间里就以失败而结束了！
………第五十四章
第五十四章
一九七八年初，临近春节的时候，原西县革委会主任冯世宽，因为领导原西县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做出显著成绩，被提拔到了黄原地区，任了地区革委会副主任。
与此同时，县革委会副主任田福军也被调回了地区，另行分配工作。本来，地区革委会主任苗凯准备把这位他很不满意的人，调到地区防疫站去任副主任，但地区分管组织工作的副主任呼正文提出不同意见。呼副主任指出，把一位很有能力的同志这样使用显然是不适当的，会引起各方面的反应。其他几位地区常委也都支持老呼的看法。苗凯只好不再坚持把田福军打发到防疫站。但他暂时也不准备安排田福军的工作，指示组织部门把他调回地区浮存一段时间再考虑任用。
这样，三把手李登云同志就擢升为原西县的一把手了。这个任用在原西县的干部们中间引起一片哗然。当然，冯世宽的提升是预料之中的事。但大家没想到，竟然不是田福军，而是李登云接替冯世宽任了原西县革委会的主任。大部分干部认为，论水平，论作风，论品质，不管论什么，田福军都在冯世宽之上；他即使不被提拔当地区领导，最起码也应该让他当原西县的一把手。李登云无论如何比不上田福军。而更叫人莫名其妙的是。福军调回地区还暂时浮存着，不给安排工作！
在县上的两个主要领导调出后，石圪节公社主任白明川和柳岔公社主任周文龙，波增补提升为原西县革委会的副主任。这两个人的同时提升，是县领导班子中两种力量斗争或者说是调和的结果。紧接着，两社原来的副主任徐治功和刘志祥，分别担任了本公社的正主任。
石圪节公社原文书、孙少安的同学刘根民也提拔成了公社的副主任。总之，春节前后，原西县上上下下进行了一系列的人事调动……田福军完全明白他自己目前的处境。
他难受的倒并不是职务高低，而是将在一段时间里，他没有什么事可干——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啊！他知道苗凯同志对他不感兴趣，什么时候给他安排工作，还很难说。那么，他就这样无所事事地闲呆下去吗？
这时候，他想起了他的老上级石钟同志。老石文革前是省农工部部长，现在任省革委会副主任。他和老石相识多年，他是很了解他的。
田福军于是很快给老石写了一封信，含蓄地告诉了他目前的情况。他在信中向老石提出，看省上有没有什么临时性的工作，他可以在自己浮存的这段时间里帮忙去做。
双水村的秧歌是全石圪节公社最有名的。在这个秧歌传统深厚的村庄里，大人娃娃谁都能上场来几下。往年，一进入冬天，这个村就为正月里闹秧歌而忙起来了。所有的家户都在准备招待秧歌队来为自家“转院”时的吃食；每一家都要借此机会来夸耀自己的“门户”好。有的家庭，仅仅因为一回秧歌招待得好，来年就有好多人家给说媳妇。因此，就是光景最破败的家庭，也要省吃节用，把那些红枣呀，瓜子呀，核桃呀，挑最好的留下来，准备撑这一回门面。一旦进入正月，双水村的人就象着了魔似的，卷入到这欢乐的浪潮中去了。有的秧歌迷甚至娃娃发烧都丢下不管，只顾自己红火热闹。人们牛马般劳动一年，似乎就是为了能快乐这么几天的。
但文化革命一开始，闹秧歌就作为“四旧”而被禁止了。打坝修梯田代替了这传统的节日。那些年提倡“吃罢饺子就大干”，人们在正月初一就被赶上农田基建工地。可以想来，这些年里，双水村人在一个正月，那情绪是多么灰啊！那胳膊腿是多么痒痒啊！伞头田五急得没办法，常常在工地上以锨代伞唱上几段，众人就一边劳动，一边给他呼应。过去的十来个春节，对于双水村来说，那不是过年，而是过晦气。好！现在政策松动了，双水村的人就立刻把熄灭多年的红火又扇起来了；双水村的火一起来，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