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开始降落，他再次向舷窗外眺望，远处的高大建筑物渐渐地出现在眼帘中，蓝天越来越远，人群中出现欢呼的低喊……而就在这时，他感觉到头脑中“轰”的一声，仿佛有个炸弹在身体里面炸响，他的眼泪几乎突眶而出，他猛然地产生这么一个预感：他也许永远也见不着她了！
杨妮。
一阵对地心引力的紧张感受之后，飞机已经着陆，在跑道上奔跑。艺术家在兴奋地说着什么，扩音机里的音乐换成了巴赫的交响乐，窗外的北京已经越发亲切。他的眼前却空茫一片。
下了飞机，他一眼看到了罗京京。她正在那里朝飞机张望，看见他，立即奔上来，眉开眼笑地看着他。他拉拉她的手。
“我在国内报纸知道了你在那儿的情况。”罗京京说。
“变成个名人了吧？”
“当然。可不要冲昏头脑。”
“怎么会，我本来就不图这个。况且，其实在国内我就早已小有名气了。”
“国内开始出现一些评论你的画的文章，让人高兴的是，连王月明都提到了你。”
“是吗，王月明？我可是他的崇拜者。”
“你也有崇拜的人啊？”
“我崇拜的人多着哩，王月明就是其中一个。”
“呆会再说吧，我们先上车，我送你回去，下午我还有个采访任务，明天我会陪你。”
他们向同行的画家们挥手告别，打了辆计程车，往市内开去。春天的北京，凉风从窗外吹进来，带着风沙。他裹了裹风衣，感觉好象回到了家。罗京京把车窗关好，挽着他的胳膊。
“王月明刚从伦敦回来，他说他在那儿见到过杨妮。”
“真的？他怎么说起杨妮的。”王月明是国内炙手可热的明星作家，这一年国内影坛正被称为“王月明年”，尽人皆知。
“他说杨妮在欧洲走一程唱一程，卖唱为生。”
“她说过她会回国吗？”
“这我怎么知道？王月明怎么会跟我说这个。那点信息也是我去采访他时他偶然提到的。”
“能不能介绍我认识他？”
“就为了问问杨妮的事？”
“不全是。主要的原因也是因为王月明一直是我仰慕的人。要知道，他的《一半是云朵，一半是波浪》我看过七遍，他的《植物凶猛》我也看过四遍。他也认识杨妮，这让我高兴。”
“以前怎么不去认识他？”
“这……”
“就是为了杨妮嘛。你这人，就是个不切实际的幻想主义者。杨妮和空中的一朵云有什么区别？”
“你别生气。”
“我生什么气呀，你想谁跟我有什么关系。你要去找王月明，我给你联系。”
他们在清华大学北门下车，他付了车钱，拎着箱子，和罗京京一起走向他的小屋。
他的小屋朴素而温馨，离清华北门才二、三百米左右的路程。房子正是罗京京替他租下的。以前他都住在圆明园，那儿由于象他这样的流浪画家的聚居，而形成一个后来世人皆知的“画家村”。但画家们于去年被遣散，说是由于治安问题。他当然也被迫撤离。有着不错的社会关系，被他称为他的“经纪人”的罗京京迅速地给他找到了房子。
去了欧洲一个多月，房子还保留着。他跟房东大嫂打了招呼，从她那儿拎了壶热水，就开锁进门。
“我先走了，明天再来看你。”
“OK！”
他送走罗京京，把门锁上，揭开床罩，躺到床上，望着天花板，开始发呆。飞机上这个可怕的预感使他对杨妮顾念不已。枕头底下杨妮以前的信还在，他取出来又读一遍，不祥的感觉始终笼罩。喂，陪我去北京，敢不敢？”
“有什么不敢的。”
“去了就不回来喽。”
“什么意思？”
“我想到北京去，我觉得我们这么大了，应该出去了，出去自由飞翔。飞呀飞呀自由自在地飞，像翅膀刚刚丰满的小鸟那样‘突’地飞走。”杨妮把手往天空一指。
“我不想去。”当时他正在画即将新上映的电影《有话好好说》的海报。
“老在这儿，老在一个小城有什么意思呢？你应该出去看看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我是再也不想呆在这儿啦。你不走我一个人也会走。”
“可我觉得这样活着也挺好，每个星期画几张海报，然后随便干点别的。”他往穿警服的葛优的脸上勾了几笔说。
“你这样画呀画呀有什么意思呢？一辈子都不会有出息。你得有出息，连我都想做个红歌星，你就更应该有自己的理想啦。你得有。你让自己有，好不好？”杨妮走到面前，遮住托着瞿颖的脸的姜文噘着嘴说。
“你非得让我有出息不可？”
“唉，”她说，“当然也不是要有出息没出息，我的意思只是我们得争取自由，然后可以满世界地走。”
他在这个中等城市的某家渐趋衰败的电影院做美工，杨妮则在差不多已经衰落的地方剧团拉二胡。他们都毕业于省城一家艺术学院，一年前毕业回了这儿。
“可是，太突然了。”他停下笔，画面上姜文只戴着半顶帽子。
“不突然，说起来很简单：我要去北京，你陪我去。就这么简单。”
“可是你也太突如其来了。”他站起来，拉过一条长木凳，让她坐下。她崇拜三毛，向往流浪，一直有出去的念头，这他知道，可他没料到她会突如其来地要去北京。
“那么多的外地歌手，在北京都出名了，你看，张楚、艾敬、解晓东、孙悦……到了那里我先争取做个歌星，然后呀，我可以背一支吉他，穿越撒哈拉大沙漠。”
“我看你是迷三毛迷得走火入魔了。”
很多很多年前，11月份，三毛来中国大陆，当时还是很小的毛丫头杨妮就见过她。她后来，也许会毕生，对那一童年场景记忆犹新。
当时杨妮正在读中学，当她放学回家，打开她的小收音机，得知三毛正在他们的省城时，毫不犹豫地缠着她的老爸带她去了省城，并且使尽一个漂亮小女孩所能使的一切手段，和三毛见了一面。
“这跟三毛无关，没有她我照样走我的路。你到底敢不敢去？不敢去我一个人去。”
“你真想好了？准备辞职？让我也辞职？你妈妈怎么办？到了北京我们又怎么生活呢？”
“你怎么管这么多？我们年纪轻轻，我会唱歌、你会画画，怎么会生活不下去；妈妈有自己的工作，也有自己的麻将伙伴，有什么好担心的。你到底愿不愿意陪我去？”
“既然你已经想好了，我有什么好说。去就去！”
她开心地笑起来：“我就知道你会依着我的，不然，我也不会喜欢你啦。”
“可是，你对唱歌有把握吗？”
“你知道的嘛。”
的确，他觉得她也许真会成功。她不但歌唱得颇有香港王菲的风格，甚至也会自己作词作曲。她写过不少歌，自己在磁带上录了几首给别人听，听过的人都说好。
就这样，经过几天的谁备，他们竟然真的双双辞了职，踏上了一条流浪之路。
他常常想，要是不来北京呢？在南方那个单调的小城市，我们会怎么样？在那里没有艺术的氛围，甚至没有文化的气息，人们只有一个心愿，并从小到大，从年轻到年老，从生到死地力求实现它，那就是：物质生活要比人家稍微丰富一些，至少不能比别人差。如此之外，别无所求。他也是这样的人，除了物质，别无所求，画画只是一种职业。这么过下去，一切都是平静的，在没有波澜的物质追求中，度过一生。虽是单调，常常会有空虚和无聊，但不至让人时不时地心惊魄动，并随时想到生和死、爱情和背叛。
他猛然地又想：在到北京的路上，我们说了些什么来着？
“哇，到北京的路这么远，简直没有尽头嘛！”
“以后路还要更远哩。”
“怕啦？”杨妮眯着一只眼笑他。
“怕？”他说，“你都不怕，我怕什么？”
“你怕我。”她说，从她的铺位上伸过手来刮他的鼻子。他把她的手拨拉回去：“我怕你？嘁。”
列车发出低沉的哐当哐当声，一片片原野、一个个山岗、一棵棵树木、一个个村庄、一座座城市从外面哗哗地无声掠过，就象关了音量的电视机中的长江流水一般。
“我来唱一首歌吧？”杨妮从身边拿过吉他，翻身坐起。卧铺车厢里的乘客们都伸长了脖子看她。
她会拉二胡，当然也会弹吉他。在她洁白纤细的手指的轻轻弹拨下，吉他发出了他没有听到过的曼妙的乐曲。在乐曲声中，她看着窗外飞速流逝的风景，轻轻吟唱：
北京北京你怎么那么远
走了一千里一万里
还没有走到你的身边
我走过长江
我走过黄河
我走过城市和村庄
走过平原和高山
走过昨天
走过我会唱歌的学生时代
走过我拉二胡的二十岁
走过现实和梦幻
走了一千里一万里
还没有走到你的身边
北京北京你怎么那么远
…………
“没啦！”突然一声喊，伴以一个重重的音符，把所有听得入迷的旅客吓了一跳。他惊讶地抬头看她，她正调皮地笑着，把吉他放到吉他袋里去。
“才一半嘛！”他说。
“没啦，”她歪歪头，“只能作一半，余下的绉不下去了。绉呀绉呀绉不下去喽。”说完嗬嗬地笑。
“你应该先把这一半歌词记下来，以后把整首作完。”
“对，我得把它记下来。”她从包里取出一支铅笔和一个小本本，“你帮我回忆。”
他们一句一句地回忆着，时不时地旁边的乘客提醒一句或者半句。等她把所有已经唱出的的歌词和曲调记录到本子上，他说：
“你瞧第一段的曲调有了，就意味着第二段的曲调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