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一会儿，感觉差不多喝到位了，我开始琢磨汪洋接了电话，我要怎么说。
预演1：
（欢快的）嗨，汪洋，你好吗？想看看你在干什么，所以打个电话。——这个不行，太假了，前几天还见了呢，好不好我自己都看见了，再说也没有早上六点多打电话问人家干什么的，还能干什么——睡觉呗！
预演2：
（忧伤的）汪洋，遇到你的时候我还很年轻，可现在，我的心已经因你而苍老的面目全非。你根本不知道这么多年来，我是如此深情，缠绵，持久，忧郁的爱着你，我好像被困在在一个涨潮的海滩，每思念你一秒，就潮涌一次，再等不到你，我就要被自己淹溺了。——咣当，这是什么！汪洋听了得把隔夜饭都吐出来。还“潮涌”，又不是卫生巾广告——护舒宝卫生巾，能够迅速吸收高达n次的潮涌，防止侧漏，一个好词儿算被护舒宝给糟蹋了。
第一个太假，第二个太恶心。
我想了半天，反正自己也喝的差不多，舌头已经打结了，捋也捋不直。干脆就趁喝醉，上来直接说“我喜欢你”，也不喊名字。不论汪洋说什么，我都是这四个字。如果他也喜欢我，就万事大吉，如果他不喜欢，我也没什么好尴尬的，睡醒了再打给他，就和他说喝多打错电话了。
我真是由衷的佩服我自己！
拿起手机，拨出去之前，我还大舌头的练习了几次“我喜欢你”“我喜欢你”“我喜欢你啊”……对效果非常满意。
一想到这么多年了终于可以和汪洋说这句话，心里就暖暖的，还有点儿酸。
我把手机紧贴在耳朵上，想象汪洋睡得正香，突然听见铃声，闭着眼睛迷迷糊糊骂骂咧咧到处摸手机的情景，心里生出了恶作剧的小快感。
兴奋期待又焦急……
……
对不起，您所拨打的用户已关机，请稍后再拨。
我情不自禁笑起来，我把一切可能发生的情况都想到了，唯独没有想到最重要的那个，就是他完全有可能接不到这个电话。
这像是什么？一个人开心的吹着口哨在洗澡，他约了心爱的姑娘一会儿去约会。于是，他心情轻快的左搓搓右搓搓，口哨也吹的欢快又轻浮。可就在他打了一身泡沫的时候——突然停水了！他之前想到约会的时候两个人可能会甜蜜的看电影相互喂饭，也想到也许也会有争吵，然后谁也不理谁，各回各家，各找各妈。可是他想了一百种可能，唯独没有想到他会顶着一身泡沫根本无法赴约。
这算是笑话吗，应该是吧。要不我怎么会笑的止不住流眼泪了呢。 服务生这时候过来提醒马上要到7点了，我和他说知道了，就去摇吴棠和陈一新。
吴棠先睁开眼睛，喝了口水说要去卫生间。
我接着去摇陈一新，摇了半天他也不醒，还一直不耐烦的用手拨我。我于是脱了鞋站到沙发上，开始抱着他脑袋摇，越摇越难过，我容易吗我，刚刚听了个那么好笑的笑话，都乐的乐极生悲了，你他妈还在这儿让我闹心。
我摇了一会儿胳膊累了，停下来歇歇，抱着陈一新脑袋，自然的就像抱着公园里的一棵矮树。我闭上眼睛，甚至还感觉到了阳光明媚，风和日丽，不禁微张着嘴用力深呼吸，贪婪的想要把树香草香统统都吸进肺里。
突然……有一股酸水儿从胃的最底层翻腾嚎叫着往上蹿，一路上还有好事儿的沿途加入，队伍越来越壮大，噌一下就一大团堵到了喉咙，我闭着眼睛使足了劲儿往下吞，才把阵势压下去。可转眼，它们又重振旗鼓发动了更猛烈的进攻，轻而易举攻破喉咙的防线直接“潮涌”到了嘴里，这回我实在吞不下去了，低头一开闸门，“哇”一声全吐在了陈一新脑袋上，一点儿没浪费。
陈一新被我迎头给洗了个淋浴，猛的张开眼睛，显然还没搞清楚发生了什么事儿。伸手摸了摸脑袋，还自己说“怎么有点儿黏糊”，之后把从头顶抓下来的东西拿到眼前看了看，问我“这是什么啊？”
“你不觉得这东西似曾相识吗？”
陈一新茫然的摇摇头。
“这是我们昨天晚上吃的……没有消化的饺子皮儿。”我害羞的说。
陈一新嗷的一嗓子，蹿起来就往卫生间冲。
大学里最后一个光棍节就这么以这场闹剧开心的收尾了，起码，对我来说是开心的。对陈一新，也许是一生都忘不了的噩梦吧。不过这也不错，至少肯定印象深刻。现在，这件事儿已经有了即时影响，谁也不能在他面前提“饺子”两个字，一提，他就止不住的干呕伴随歇斯底里的惨叫。至于长期影响，暂时还没发现。
我一直在好心的给他做心理建设，和他说我是在以一种我自己的方式为他醍醐灌顶，还一个劲儿暗示他“你有没有觉得最近聪明了，有智慧了？”可陈一新对我的苦心完全不领情，“饺子”依然是他的开关，你如果想看一个一边蹦跳着惨叫一边干呕的人，不用装电池，不用上发条，直接绿色声控。
上了大四之后，大家突然开始珍惜起每一个可以借口玩乐的节日。这不只是大学四年的最后一个，还是大部分人十六年学生生涯的最后一个。
我也不能免俗的因为这个“最后”伤感了起来。虽然之前，我总说别人矫情，自己也不辞劳苦的为这词儿做注解，可都还在吴棠和陈一新能够忍受范围之内。不过最近，我矫情的有些病态了，我开始疯狂的想要抓住每一个可以纪念的日子。
我逼陈一新从万年历上把圣诞节之前的全部给我翻出来。陈一新边找边问我：“最近的有个世界糖尿病日，这个行吗？”
吴棠说：“这个不太好吧，人家生病咱们高兴什么？”
“也对，接着翻。”
“我看看，之后还有世界艾滋病日，南京大屠杀纪念日……”阿弥陀佛，哪个我们也不能庆祝啊！
最后，终于，我们在一堆有头有脸的日子里扒拉出一个既可以借口不去上课又能在很多年以后依然记得起来的——声援巴基斯坦人民国际日。
吴棠和陈一新对我这种病态作出的直接反应，就是完全不顾我强烈抗议，坚决，不畏强暴的叫我“苏矫情”。
“什么苏矫情，那个‘矫’字放在名字里很难听好不好！”我还在做最后挣扎。
陈一新突然抽风一样一蹦三尺高，嗷嗷嗷直叫唤。
我吓了一跳，小声问吴棠：“他这又怎么了？”
吴棠同情的看了他一眼，说：“你刚才又提饺子了。”
有吗？我仔细回想了一下……
天啊！连同音的都不能说了。这可怜的孩子，那件事造成的心理阴影也够严重的。
陆陆续续有一些公司到学校开宣讲会，有时候我会陪吴棠一起去。三个人里，只有吴棠在认真找工作。陈一新吊儿郎当根本不着急，我也迷茫的不知道自己的人生究竟要怎样走下去，消极的拖一天是一天。我发现，我只要一想到将来有一天会朝九晚五，可能遇到合不来的同事情商又低又刻薄的上司，做一些完全不感兴趣没有意义的事情，拿和付出不成正比的薪水，我就会连滚带爬的跳过这些场面，赶紧去想开心的事儿。这些对我来说，就像陈一新的饺子，不能碰不能提不能想。
有时候缺钱了，会疯狂的接些小活儿，之后又像得了绝症活不了几天一样拼了命把钱花个精光。也许童年有缺陷的人对物质的要求比其他人更贪婪吧，我会无聊的把同一样东西的不同颜色都一一集齐，然后又完全想不起来用它们。
有一阵，我恐惧的以为自己得了恋物癖，颤巍巍上网看看有没有解决方法。直到看见恋物癖概念里有“性变态行为”几个字，才彻底放心。没错，我的确是个变态，要说性变态，我觉得也有这个潜质，只不过暂时没被挖掘出来。可是对着内衣内裤茄子黄瓜有性幻想这事儿，对我来说还是有些困难。我承认我在知道了恋物癖概念之后曾经好奇的尝试过对着内裤努力幻想，可除了想到“要不要把其他颜色也买回来”之外，完全没有性冲动。我不得不悲哀的认了，我实在没本事得上这么有技术难度的恋物癖。
那我的那种行为到底叫什么呢，强迫症？我一直也没弄清楚。
我不只给自己弄些无聊的东西，也常常会花心思为吴棠和陈一新制造小惊喜。我越来越觉得，能让身边的人因为我而快乐，才是我生活里最开心的事儿。
至于大学的最后一个圣诞节，我一早就开始琢磨要准备什么圣诞礼物。
想来想去还是选了一个最没有新意但是最温暖的——自己动手织围巾。
这个对心灵手巧的人算不了什么，可对我这种手比脚还笨的，实在是要了我的命。我常常赖在楼下阿姨的传达室，让阿姨手把手教我，可一转头，自己还是织的乱七八糟。在织了拆拆了织无数次之后，阿姨忍不了了，打击我“你这样圣诞节前肯定不行了，干脆放这儿我给你织吧”，我想了想，这可不能偷懒啊，心意，心意！
于是我也不管了，织错我也不拆了，放开来撒丫子铆足了劲儿往前织，老娘眼花手肿心慌腰酸织的，谁敢不戴试试看！
熬了几个通宵之后，终于在24号一早完工了。我美滋滋的看着自己的劳动成果，吴棠的粉白色，陈一新的灰黑色，都是他们最爱。可再看看形状，我就心虚了。吴棠这条基本呈锯齿形，我织的时候一看越织越宽，就赶紧接下来少织几针，给它减减肥，可通常都会减太多，又只好增肥，增了减减了增反反复复没完没了造就了我眼前这个伟大的艺术品；陈一新那个就更别提了，整条围巾上不规则的分布着几十个洞，大小不一形态各异，还真是顽皮啊，那个什么来着，人家有网眼袜，咱这是网眼围巾。
可事实上，我还是苦恼了半天，一个锯条，一个网眼，这怎么送的出去啊。
挣扎到最后，我一咬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