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后，一个熟悉的臂膀环绕过来。“亲爱的，不要离开我。”恰在此时，加贝从外面回来，紧紧抱住我，哽咽道。
原来，我赌气跑开后，加贝就懊悔不已，于是便在家中折纸花向我道歉。中午做好饭后，左等右等依然没见人影，情急之中，便骑着自行车满大街漫无目的地找我。看着他缠着层层绷带的光脑袋，想像他在风中蹬着车子没着没落的样子，我又心疼又好笑。
“你这样子出门不嫌丢人吗？”
“只要你不嫌，我才懒得管别人。”
“哼哼，我真有那么重要——”说着，我的眼泪又委屈地涌出来。
他急忙擦去我的泪水，小心翼翼地说：“樱桃，别哭了，我的心都快碎了。”
“头还没碎，心先碎？”我摸摸他的光脑袋。
“是啊，骂你让我心碎。”他握住我的手，满脸自责，“我其实是怨恨自己，才会发泄到你身上，我真该死——”
我急忙捂住他的嘴巴，偎在他怀中。其实我也一样，总是伤害最亲的人。
因为相爱，才会不设防；因为相爱，才能肆无忌惮。在陌生的他乡，我们是彼此的唯一。唯一的爱人，唯一的———敌人。
第二天清晨，我正在熟睡，突然被一股巨大的力量推醒。“讨厌！”我恨恨地嘟囔，翻了个身，重新闭上眼睛。
“你，起来！”身上的被子一下子被掀开了。
“疯子！”我抱着枕头坐起来，死命揉着眼睛。
“我疯子？我看你才疯子吧！这是什么？”他说着，把一沓东西举到我面前。
我夺过来一看，竟然是我昨天新作的简历，简历中，还夹着那两张假证。
我略有些不好意思，故意满不在乎地笑：“嘿嘿，瞧这造假的功夫了得吧！看这钢印、水印，还有这纸用的——”
男人造假术的确高超。为了制造逼真效果，他还专门拿破布蹭了好久，仿佛用了许久似的。然而，加贝却看都不看一眼，一掌把我的证书打翻，气咻咻道：“你不嫌脏吗？”
我冷笑，捡起证书：“对，我不嫌。如果你嫌，最好别碰！”
意识到自己的冲动，加贝强迫自己镇定。蹲在我面前，他殷殷地问：“没有这些我们就找不到工作吗？不这样做就活不了了吗？”
“唉，加贝啊——”我语重心长地试图说服他，“如果天天啃大饼油条住地下室的话，我们当然能活。可人哪儿能只有这点出息呢？看看我们四周吧，同样是人，凭什么我们就比别人过得差——”
“我们没有比任何人差，我们俩人在一起，问心无愧地生活，我们比谁差了？比谁差了？”他捏住我的胳膊，恨不得把我的胳膊捏断。
我一把甩开他，讥笑：“亲爱的，你是人，不是无欲无求的神仙！”
没想到，一向笨口拙舌的他此时竟像演说家似的巧舌如簧：“樱桃，是的，我们是人，都有欲望，我也想有房有车有钱有闲。可是为了欲望不择手段，是不是有些偏执了？成功是过程，不是结果。如果成功是用良心换来的，这样的成功，有意义吗？”
我哑口无言。只好嘴硬强辩：“谁说没意义？这年头，良心算狗屁！”
他腾地一下站起身，目光冷得怕人：“樱桃，太可怕了。不是你疯了，就一定是我疯了。”说完，他摔门而出。用力太大，门上的贝壳风铃被震落，叮叮当当地碎了满地。
世界突然静得可怕。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如潮水般上涌，我有些心虚，一把扯过被子，把自己深深埋在黑暗中。
相爱三年多，我们的感情终于出现了休止符。
没有争吵、也没有冷言冷语或是恶言相向，甚至连一句重话都没有，可如同陌生人般的冷战却比最激烈的战争更可怕。
我们谁也无法说服对方，于是唯有蔑视。我们各找各的工作，再也不互相探讨、调侃、鼓励。饭仍一起吃，觉仍一起睡，可彼此之间的客气冷漠让人心冷至冰点。因为头上有伤，加贝没再去酒吧唱歌，钱包里的钞票流失得令人心惊。不知是因为焦虑还是别的什么原因，这些天加贝的睡眠非常不好。好多个深夜，感觉他从床上起来，呆呆坐在黑暗中，有时候还披上衣服走出去，好久好久才回来，带着一身烟味。
原来他也抽烟了。黑暗中，我的心很疼，很想抱抱他，安抚一下他的苦闷，但我却缄默不语。因为我自己也很苦闷，也需要安慰。于是，我们俩就这样僵持着，源自灵魂深处的隔阂把我们分隔出咫尺天涯的距离。
我不仅没有把假证扔掉，还到一家打印社制作了许多精美绝伦的简历，把自己吹嘘得天花乱坠。除此之外，我还向思嘉借钱，添置了一身光鲜的行头，并把头发烫成时髦的翻翘。尽管加贝看我的目光越来越陌生，但“重整山河”后的我，的确魅力大增。面试通知接踵而来，每当听到我的呼机如欢快的黄鹂唱歌时，加贝便默默地快速走开。
我想他的心态应该非常复杂。事实胜于雄辩：在功利的年代，良心真的算狗屁。如果他想做最后一个莫希干人，那么就随他吧。
17
一个月后，加贝该拆线了。
因为不放心，我厚着脸皮陪他来到医院。他的伤口恢复得不错，但一道长长的疤痕还是从后脑勺一直延伸到脸颊。看来，这相，还是多多少少破了。不过这道疤痕倒令他过于清秀的面孔显出几分成熟与沧桑。
从门诊手术室出来后，好几次，我伸手想摸摸他的伤疤；但看到他一脸冷峻的表情，我最终还是克制住自己的温情。我们都是骄傲的，谁也不愿意最先放弃原则。
熙攘的人群中，一个女人的身影特别扎眼。两根粗粗的麻花辫，大红色土布棉袄，深蓝色扎染布裤子，绣花平底鞋。身材瘦削，面色极差，粗糙而暗淡，兵马俑一般。
女人的回头率颇高，但她浑然不觉；仍目光呆滞，似乎神游于另一个世界。待她走近我们时，我眼睛一亮，大叫一声：“玫姆。”
果然是玫姆。如此模样，如此打扮，偌大的北京城找不到第二个了。只是不过一个月没见，玫姆似乎变了一个人，熠熠神采不见了，健硕乐观不见了，泸湖湖上明亮的阳光似乎被浓浓的阴翳掩盖了。
玫姆慢慢回头，看着我们，眼神似喜似悲。终于，她笑了，露出一排贝壳般的牙齿：“樱桃、加贝——”她向我们张开双臂。
“你怎么在这里？”我问。
“哦——”她非常疲倦，无力多说一句话似的，懒懒靠在加贝身上，半乞求半命令，“有没有时间送我回家？我刚刮掉我的孩子。”
我惊吓得几乎跳起来，加贝也非常震惊，但他一句话也没多问，如呵护珍宝般扶着她，小心翼翼地把她扶进出租车。
早听说玫姆在北京最时尚的社区中有一幢神秘的豪宅，可当她打开那个漂亮紧固的防盗门后，我却被面前的景象吓了一跳。没有任何装修，几乎就是毛胚房。水泥地面、白墙、电灯泡、赤裸的暖气管道、粗糙的木头门。房间里几乎没什么陈设，简单的家具好像从旧货市场中拉来的。在一派简陋寒酸中，卧室中一张炫目张扬的床格外扎眼。床形如一朵怒放的罂粟，火红色真皮床头，大朵大朵血红玫瑰花的床褥，一幅圆形粉红纱帐从房顶垂下，朦朦胧胧罩在这朵暧昧的大红罂粟上，把欲望挑逗得排山倒海，意乱情迷。
我小腹发胀，脸红心跳，加贝也好不到哪儿去，尽量不去看这张勾魂摄魄的罂粟床。玫姆什么也没有意识到，踢了鞋子，如同疲倦的大鸟，沉重地伏在罂粟花上。
我大气也不敢出。孩子？谁的孩子？约翰逊的？还是其他阿夏的？
罂粟上的玫姆，头发凌乱、眼圈发青，嘴唇如干裂的土地，几道深深的皱纹出现在眼睑四周。她真是累了啊。
静静躺了一会儿，玫姆叫口渴。加贝四处找水，竟然没有发现热水瓶或饮水机之类的东西。玫姆说冰箱里有酒，暂且以酒代水。加贝坚决不同意，在厨房里找出一个不锈钢盆，洗了又洗，然后接了一盆清水放在煤气灶上烧。
看着加贝忙碌的身影，玫姆的表情非常复杂。“樱桃，你真幸福。”她痴痴地说，“有这么体贴的爱人。”
“嘿嘿，体贴有什么用，又没有钱。”
“钱？钱能带给你什么？”或许触到了她的痛处，她的情绪突然激动起来，一把拉开床头抽屉，从中掏出厚厚两大捆钞票，“你要钱吗？给你！十万块！”说着，她将两捆钞票硬生生塞到我怀中。
我吓了一大跳，捧着这砖头般的钞票，进退维艰。这时加贝走过来，赶紧把钞票重新放回她手上，认真说：“别开玩笑了，你现在才需要钱补身子。”没想到，玫姆却如同收到一个炸弹似的，用力地把钞票砸到地上，咬牙切齿：“啊——呸！”
“到底怎么了？”我不解地问。
她哆哆嗦嗦捂住脸，泪水像一条清亮的小河，顺着手臂蜿蜒而出。
玫姆的故事应该从八年前说起了。八年前，她还是泸沽湖畔一位漂亮的摩梭少女。十八岁的她，早已经行过“穿裙礼”多年。尽管身着代表成人的水红色长裙，盘着巨大的假髻，但她的花楼始终门窗紧闭，任凭方圆数十里的阿夏们在星空下唱破喉咙。不知是幸运抑或不幸，身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