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她坐在我身边，我就知道了。
而她却继续勇敢、目不转睛地看着我的脸，使车厢中的空气变得更加难以捉摸，弥散着很多无法测量的危险因子。
分心开车，无论如何都不是值得鼓励的事。不仅会使未来充满危机，连我带着她的生命都很危险，而且晚上十点多，城市的夜生活才刚刚拉开帷幕，人们正在去天河区去东山区的路上，正是本城道路交通在夜晚里的第二个高峰期。
路过街头转角处时，有个穿红衣服的女人正掩脸而泣，背着她的方向，有一个男人正大步流星地离开。红衣女人靠着一棵紫荆树，树叶被风吹着纷纷摇摆着身体。因为太吵，反而听不见她的哭声。当车子擦过她的一瞬间，我看见一张憔悴的脸，无助又完全失神的眼睛，法令纹深深刻下她所经历的生活的种种。那就是十八岁就已经显得苍老了的年龄，而到了三十八岁依然需要人呵护的女人。
“你，真好看，有些木村拓哉的味道呀……”
“银色MP3 ”说话了，似乎是忍了很久，才终于又说出来。声音温软。
“啊……”我失语。真奇怪，男人要“好看”干什么？
彼此不再说话了，空气又沉默下去。
后视镜中，我看见一张二十五岁的男人的脸：眼睛是看了二十五年的眼睛，鼻子还是看了二十五年的鼻子，嘴唇有点干，因为心里没有什么很高兴的事，嘴角也没有泛起迷人的笑意。
两天前，我的剃须刀坏了。心里暗忖：难道两天没刮胡子就像日本那个木村了？！
一路寂寞。
到了酒店楼下，穿红白礼服的服务生走过来，先在车门前敬了礼，然后准备打开车门。这时，她嘟着嘴巴，老让人想起那些正是因为内容很可爱却是很容易骗到人的童话故事。也许公主被过分地娇纵和溺爱，说不定是……
今天真不走运，老是幻想，对于男人来讲，可不是好事。幻想、童话、做梦的特质都需要闭上眼睛。谁敢闭着眼睛开车？！
她仍稳若泰山，还没有下车的意思。五个红色霓虹灯的大字“中国大酒店”已近在五十码的视线内。
我又开始胡思乱想，她仍岿然不动。
“您好，小姐，欢迎光临，需要我帮您提行李吗？”
“哦，不用了，谢谢！你回到门边的位置上去吧！”
“啊？！”年轻的服务生红着脸尴尬地回到门边的位置上。
“哦，小姐，谢谢，一共二十四块。”
她愣愣了几秒钟，然后打开手提包，在便条纸上写什么，然后撕下一页拿在手里。又从钱夹里抽了两张十元一张五元，递给我。她的手指白皙。
当找回她一元时，车门“砰”的一声被关上。看得出来，她是很努力地在关车门，很努力地想把她能够耀武扬威的力气都表现出来，或者已经愤怒，努力引导人家把她往大小姐已经生气了的路上想。
女人的无理取闹，在她们心底却自有无数理由，要解释，也可以头头是道。每一次哭闹，她们都有足够的理由支持自己的观点，即使这些在男性眼里看来根本不是什么站得住脚的理由。可正是这些细碎的理由，毫无章法，却最能经受住感性的诱逼与推敲。
这么说，女人的感性一直让人头痛，没有逻辑。
如果，一切从感性出发。
她为什么要把车门关得这么响？以为我不说话就是很骄傲，像木村拓哉就值得骄傲吗？美丽或是帅气就值得拿出来示威吗？
我看着按每隔两分钟频率就要刷新一次的红绿灯。她走到车子前面，把那张纸条插在挡风玻璃与刮雨器之间的缝隙上。然后潇洒地呖１萒型台上的模特还要自信，笃笃的跫音击在酒店楼下的大理石地板上，灯下的影子渐渐拉长，又渐渐缩短。
我开着车窗，几口风灌进嘴里，咸咸的。是海风。望着她，直到她的背影消失在中国大酒店明亮的大厅里。
交通警察开出的罚单不外乎有两种：A。 超速行驶；B。 乱泊车。
“白痴木村拓哉，你开车开得太慢了！我叫艾米丽。”纸条上写着。
下面跟着一串数字。
根据中国移动通讯的编码规则，以138 打头的一组阿拉伯数字，可初步判断为：它代表某一用户的手机号码。
我将这张黄色的纸条和车辆常规保养单据放在一起，并用一只大大的黑夹子夹住。
2。姓名；辛迦南
也许站在爱情的边沿上，
如果可以，就等待时光来临，再等待时光流走。
电话机在沙发转角处，旁边有一棵喝不到水的巴西木。当我把它从花草店扛回来后，它就经常在这里独自挨饿。两丛月季在客厅外面的窗台上，连续下一个月的雨，也有几个月都不落一滴雨水的干旱，月季就连续几个月憔悴而无望地期盼着天上的雨水。我时常静静地坐着，在沙发上，像树一样，一声不吭。巴西木和我都能彼此感受到对方在同一个空间内呼吸的痕迹。更多时候，只是我光着脚，走来走去倒水喝，DVD 传出陌生的背景音乐，飘在整个屋子里，成为陌生的气息。
每个月末我打一次电话回西安，父亲嗓门很大，常常在电话接通的那一刻，他穿着笔挺军装的形象就出现在我脑海里，好似我依旧坐在儿时的藤椅上，轻轻地晃荡着碰不到地板的黑色小皮靴，望着他高大的身躯，默不出声。
他只是个已经退休的军人，称不上暴躁，只是大嗓门，缺乏生活情趣，或是一直严肃过了头。
“你妈说，她想你回来。”
“嗯……秋天……”
我的母亲是个可爱的女人。她时常沉默但总能赢得尊敬，像中国的大多数家庭妇女一样，爱看港台肥皂剧，有时候还会为别人掉眼泪，喜欢把什么东西都擦擦干静，特别是喝水的杯子。也许她认为把洗干净一只杯子，是世界上比较重要的一件事。
当我到南方上大学以来，她一直以为我生活在一部80年代拍的港片中，一群身体上有文身的人会经常从小巷子里冲出来，他们长得强悍，手里都拿着长长的西瓜刀，或者棍棒。这是香港电影中的旺角场景，黑社会老大、漂亮女人，以及枪杀的现场。
“那只是电影”，经过我多次努力强调，她才勉强认为：可能拿西瓜刀的人，白天不露面，晚上才出来。
听人说一九七七年的三月，我爸在一个叫酒泉的地方，升到了上尉。那天正好是雨过天晴，就在这个很黑也很平凡的晚上，她将我带到这里，让我睁开眼睛看这里的一切。
母亲并不知道这个名字会给她的孩子带来什么。只是前一天她刚从法门寺烧香回来时，在寺院右手边看到一块铭牌，上面写着“迦南殿”。她信佛，但不知迦南是什么。到底是东西还是人，是人还是神？她心里只有一个朴素的心愿，只要她的孩子受佛祖的庇护。健康。平安。
迦南，这个名字致使我的很多同学以为我念完大学就会去做和尚，或者有的干脆以为我本来就是个和尚，就如同宿舍里的同志们对我满怀不屑和挑剔一样。
我的名字和女子无关，和上床也无关。
那个时代本没有预言家，越是简单的生活，越是难以计算和推理，比如一个巨大的数学问题，1＋1=？ 生活有时候比哥德巴赫的猜想难度还要高得多。这个名字在后来带给我怎样的际遇，以显现出它本身所具有的某种特殊的深蕴，是当时的我，以及创造我的人都想象不到的。
时间是不会告诉我，我将经历什么。
我想，那时的我总有些木讷，不善言表，而且性格散漫，被动，偶尔耍点小花招讨人喜欢，却是很少集中精神去完成一件事。通常干不了什么大事的人，缺乏的倒不是聪明才智，而是持之以恒的信念和愿意放弃诱惑。心无旁骛地朝一个方向前进，才能直抵深远的目标。也许站在爱情的边沿上，我像懒汉穿着蓝色人字拖鞋下楼买菠萝啤酒，如果可以，就等待时光来临，再等待时光流走。
在广州安静的东川路上，我曾经营过一家名叫“流光碎影”的书吧，名字是那天下午我趴在别人的商店玻璃台面上想起来的，下午的阳光像被打破的玻璃瓶，闪闪点点的刺激着我。书吧的周围都是医院，我打电话告诉妈妈这条路的情形时，她认为很不吉利，接着就开始担忧了。听说她烧了很多香，虽然书吧的生意没有门可罗雀的惨淡光景，但是也一直没有起色。
这个地段很安静，但是房租不便宜，“流光碎影”八个月时间不到就关门大吉了。
地段没有选好，事先也没有做过市场调查，来光顾的人是少之又少，也许是这个城市里没几个人喜欢来读闲书了。真正读书的人也不是去书吧读书，而我偏偏就是买了一堆没有功能的书回来假装附庸风雅。
“附庸风雅”是需要讲究技巧的。后来听说经商实际上是一门巨大的哲学，在商业社会越来越复杂的交际环境中，没有几招游龙之势，是走不下去的。而我正好是没有学到这门技术，不懂得经营的窍门和注意事项而赔了本。后来那一地的书被我搬到一个租来的套房里做装饰，堆不下，另外一些又垫在床底下。南方的春夏湿气大，正好可以隔湿。
之后，又折腾过一个卖Game boy游戏机的小店，顺带卖些游戏控件和烧录卡等，最终也因我整日沉迷于玩自己的CS和红警游戏，不记得招揽顾客，和同学伙伴好说好散了。
总而言之，做“结案呈词”时是可以这样评价关于我的经商案例：念不好生意经，不是做生意的料。
大约是一个吹着和暖三级风的清早，秋日的清早，风把一只白色塑料袋吹向了广州海珠区的天空。可能是谁把装早餐的袋子随手丢弃在地上。这里永远不缺乏乱丢垃圾的人民。在清晨睡眼惺忪的街道上，我怀里揣着八万块的保证金，跑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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