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斜眼儿瞄了一眼小鸡，“阿姨，有什么说什么，您这气质，戴什么都一样，戴串大蒜儿都美。再说，有您在，再没面儿的事儿，也显得有面儿了。”
再瞄小鸡时，她使劲地绷着嘴唇儿，想笑不敢笑。
“还是文怡会说话，这小嘴儿真甜。”马小鸡的婆婆每一条皱纹里，都带着令人讨厌的笑容。她没能听懂我的话，让我的遗憾远远大于被识破的担忧。
“妈，您还有别的事儿吗？”马小鸡此时已经烫好衣服，将烫衣板收起来放在门口。
“哦，对了，对了，你看我这脑子，我是问你，你身上有2000块钱吗？”马小鸡的婆婆赶紧放下手里的首饰盒，一手拍着一脑袋的各色发卷，一边说。
“有”，小鸡从床头抓起包儿，从里面掏出自己的钱包，顺手抽了一叠儿钱，点了20张，递给她，就在这时，她婆婆接过钱的同时，说了一句话，让屋里的空气久久凝固了。
“这两千块钱，我一会儿装两个红包儿，明天婚礼上作为改口费，还还你呢，我不要。”
多少年过去了，每当我想起那天的那个场面，和马小鸡婆婆的行为，我都为没能替小鸡出一口恶气，而后悔地不行。我一直以为我是个嘴皮子还算利索的人，但那天，在我这辈子都没见过的奇闻怪事录面前，我被惊得别说说话了，连意识都迟迟没回过神儿来。
（七十四）
婚礼没有因自掏腰包儿的“改口费”而取消，马小鸡回娘家后，躺在床上，凌晨四点跟我偷摸儿哭了一鼻子。已经发生的恐怖事件，我们已既往不咎，她哭，或许是因为那些潜藏在生活中，还没发生，但注定会发生，只是我们现在还无从预料的恐怖事件。换句话说，以前只是经历了一些恐怖事件，而明天是要正式嫁入一个恐怖组织。
马小鸡婚前的最后一夜，是跟作为伴娘的我一张床上度过的。就为了给她当伴娘，我和小切的结婚证儿必须拖延到她的婚礼后才能领。据说，伴娘必须是未婚的，至少是法律上承认的未婚，事实婚姻可以忽略不计。
我不懂这里的门道儿，总之她表示，作为她最好的朋友，我有责任和义务从事伴娘这个职业。于情于理，我都得当，不干不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考量，伴娘不能比新娘漂亮，所以我是不二的人选。但从客观角度来说，鉴于第二点，我觉得我真不适合当这个伴娘，至少是给她当。
小切，那就更不用说了。一，作为高鹏最好的哥们儿，二，作为没新郎帅的，法律尚认可的未婚男人，他自然成为了伴郎的铁定人选。但后来又临时做了调整，婚庆公司说，雇一个婚礼司仪要1000块钱，于是那两口子决定，让他承担司仪的主持工作。
小切以一个非常另类的理由儿拒绝了他们这个貌似合理的要求，并主动提出这1000块钱由他本人出，也要当这个衬托新郎的伴郎。“每个想当伴郎的男人，都是奔着当伴娘的姑娘去的，我不能眼巴巴儿地看着我媳妇儿，丢在你们婚礼上。”
次日，马思萌小姐和高鹏先生的婚礼，在全球知名，油渍麻花的王府井全聚德拉开了盛大的序幕。之前，当然还得上演，新郎狂叫门我们死活不给开啊，满屋找新娘高跟儿鞋啊，抱着五大三粗的媳妇儿下电梯啊，给小朋友们发红包儿啊等等，一系列既恶俗又“传统”的接新娘仪式。
当天的马小鸡，由于昨夜一直跟我聊天没怎么睡觉的原因，肿着两个靠化妆都遮盖不掉的金鱼眼儿，还有深深的黑眼圈儿和眼袋，在一帮甩开腮帮子胡吃海塞的人群面前，扭捏作态地嫁作他人妇了。
席间，那个不靠谱的司仪相当煽情，一会儿煽什么前生注定的缘分，一会儿煽父母的恩情，在夫妻对拜环节，马小鸡和高鹏都流下了眼泪。比他们哭地还狠得，是我这个伴娘。
也不知道为什么，但凡参加别人的婚礼，我都得哭一鼻子，不知道是被1场1000元儿的司仪忽悠的，还是我天生就脆弱。就看不得这种大场面。直到现在，看见谁结婚，谁生崽子，我都比人家的媳妇儿，和人家的妈更激动，哭得瓮儿瓮儿的。
让我破涕为笑，还得说是人家司仪的功劳。他当不当正不正的，在婚礼现场即兴做了一首特别二儿的小诗，前言不搭后语不说，各类酸词儿汇聚一堂，听得我浑身上下起鸡皮疙瘩。
不是我崇洋媚外，但就婚礼而言，我还是更喜欢国外的方式，至少看起来干净，神圣，脆皮的烤鸭虽香，清口的泡菜虽美，但那个味儿呦，真没法儿让我把它们和象征着纯洁的白婚纱联系到一块堆儿去。
到了我最关心的“改口费”环节，我调动了200％的注意力。小鸡同志不负我望，当着那么多人，管自己的婆婆，连着叫了两声阿姨。搞得司仪惊慌失措，吓得汗都下来了，以为是自己引导错了，我则在心里暗爽叫好儿。马小鸡的妈很争气地给了高鹏1万块钱，取个万里挑一的彩头儿。
我当场冲动地想撕开红包儿，给群众们pk一下，后来一想，算了，积点儿德吧。
伴娘和伴郎最辛苦的工作不外乎是陪着一对儿新人挨桌儿敬酒，点烟，剥糖，陪笑，还得不忘跟那些陌生人寒暄一下，夸夸别人的孩子，赞赞别人的装束吾的。虽然白酒是兑了水的，但陪着喝了13桌儿，也够高鹏和小切一呛。婚礼结束后，我负责把桌上能带走的东西都打包了，一样儿没落，都装小鸡她哥的后备箱里了。那 26个鸭架子，全给我妈了，回去做给我家的狗老爷吃。这26个鸭架子，它溜溜吃了小半年儿。后来，当马小鸡和高鹏双双跑路去了瑞士之后，我们家冰箱里还剩 7，8个呢。马小鸡一直戏称我们家的狗老爷，是“婚礼受益人”。
而实则，婚礼真正的财政“受益人”，是马小鸡的极品婆婆。
由于婚礼太累了，我们当即把一帮哥们儿想要闹洞房的念头儿扼杀在了摇篮里。高鹏和小切已经喝得不成人形儿，我和穿着红旗袍的新娘，非常狼狈地把他俩双双抬到新房的新床上。
我和小鸡盘腿儿坐在沙发上，心花怒放地一个个拆红包儿，我一直觉得，中国式婚礼，最高潮的部分就是在点钱环节。她负责拆封，点钞，而我负责在一个小本儿上记录人名儿和“罚款”金额。
刚盘点利索，马小鸡的婆婆推门儿进来，将所有的礼金都敛走了。美其名曰是，“人家给的份子钱，今后都是要还的，你们以后出了国，我得替你们还人情儿。”
我向上帝发毒誓，本来马小鸡也没想要这个钱，一是我们也懂得，钱怎么来的，今后还得怎么还回去。二是，高鹏还有个正在上大学的弟弟。实话实说，小鸡是个善解人意，不重金钱的好姑娘，但老太太的举动，真让人太寒心了。
我知道小鸡要的不是钱，而是婆婆的一份心意，确切地说，其实就是一句话而已。但这种没理儿没面儿的老太太，真的是世间罕见。对于看重理儿面儿的马思萌同志来说，真是一大剂量的“羞辱”啊。直到现在，这件事在她心里也没有真的释怀。
那天的“改口费”事件，由于我当时懵了，没来得及做出反应，一直后悔的牙根儿痒痒。所以在马小鸡婆婆拿着一摞钱即将出屋儿的时候，我终于忍不住，拍案而起了。
“站住。”
“啊？”马小鸡的婆婆估计怎么也没想到，我会这么没称呼，没礼貌地对她使用这种动词非主谓句。
“阿姨，钱，不急拿。”说钱字儿时，我加重了语气。
“我不着急，我替他们收起来。”
“急也没事儿。但，这钱今后不是要还的吗？您不把这个本儿也一起拿上，以后怎么还啊，那不都乱套了吗？”我笑嘻嘻地说着，一边儿说，一边儿在本儿上写写画画。
在一些人名儿的礼金后，选择性地添了好几个0。我和小切的名字后面，很人性化地只添了一笔，改了个20000。还有几个人，也由200，1000，变成了 2000和10000，他们和我一起成为了小鸡婚礼的“名誉捐款大户儿”。
老太太拿着本儿走出去后，小鸡狐疑地看着我，“你嘛呢？”
“没事儿，小虎儿，逗你玩儿。”我摇了摇无奈地头，“让她着急去吧。”
关于小鸡的这场婚事，我有必要交代一下，当天高鹏和小切喝得烂醉不醒，于是乎，在这洞房花烛夜的大好日子，是这俩大老爷们儿一起在婚床上共同度过的。而我和小鸡，就在沙发上凑合了一宿。
在后来的日子里，每每聊到这段儿，我都指着马小鸡问高鹏，“你说，要搁旧社会，她算谁媳妇儿？”
（七十五）
忙完小鸡的婚礼，我和小切的婚姻大事也提上了日程。说到做到，就算我公公婆婆和大姑子，包括我爹妈一再强调，别考虑钱的问题，该办就办，但我还是善意地拒绝了。
我觉得我是个特幸运的人，在娘家，有爹妈和姐姐疼，在婆家，有公婆和大姑子疼。无论我做出什么样的选择，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只要我开心，家长们都顺从我的意思去办。当然，最好的还是小切，对我死活不办婚礼这件事，没有任何的怨言，虽然他是家里唯一的儿子，又是他们那个家庭唯一的孙子。
说实话，我有婚礼恐惧症，除了钱的问题，我还害怕那个场面，那个氛围。记得我姐结婚的当天，上婚车前，拉着我妈的手哭得死去活来的，不知道的，还以为要把她发到埃塞俄比亚去呢。看着妈和姐在那里手握手的哭，我心里特不是滋味，但眼泪还不至于掉下来。直到看见人群最后的老爹，默默地用手掏进眼镜儿里抹来抹去，我的眼泪才像断了线的珠子般飞流直下。
那时，我就暗暗发誓，如果有一天我出嫁，绝对不搞这种仪式。平日里，我是个大大咧咧的人，但实际上，我的心特别重，不了解我的人肯定无从知道。就算他们的眼泪伴随着幸福的喜悦，我也看不得那种场面。
那天，哭得更欢实的是我妹。按照风俗，送姐姐出嫁，只有一个妹妹可以陪着姐姐做婚车。我家三姐妹，自然由我这个大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