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是他对面摊子的阳子送的，只收个米钱就行了，老太太让刘大替她好好谢谢阳子，然后催促着儿子付钱。
男人没有掏钱，却是把塑料袋子里装着的大米拿到灯下细细地研究起来，不时地挑拣出零星的一、两个砂子和稻壳，嘴里唠叨着，抱怨米的质量。看着他的一举一动，刘大的火就上来了，不是看在病在床上的老太太的面子上，刘大当时就会拿起米，抬腿就走。挑挑拣拣了半天，男人抬了头，盯着刘大问，这米究竟多少钱一斤，刘大回答了，对方立刻跳起来，一个劲地嫌贵。
刘大解释说，老太太以前一直是吃的这种米，价钱也是老样子，从来没变过。
男人倒好象抓住了把柄，声音放得老高，说是刘大一直在欺负老太太不领行情，蒙老太太的钱，最后越说越激动，指天划地，口沫四溅，然后就“娘”长、“妈”短地骂开了，闹得刘大把拳头攥得“嘎巴嘎巴”响，捶他的心都有了。
躺在床上的老太太有气无力地呵斥着儿子，却没有半点作用。最后老太太没有办法，指指米袋子，让刘大委屈点，先把米拿回去。
“千万别跟他一般见识，等阿婆身体好点了，再到你那儿去买米。”
刘大看见老人眼里羞愤的神情，心软了，点点头，拎起米袋子转身要往外走，男人却伸手拦住了他。
“想走？没那么容易！”
男人指指刘大手中的米袋子。
“说，今天这事咱们怎么解决？”
刘大望着他没完没了的架势，一时弄不明白对方还打算干什么。
“什么怎么解决，我不卖了还不行？”
男人冷笑了一声。
“不卖了？说的倒是轻松！我问你，这么多年你多赚了我妈多少钱？”
刘大回头望了一眼老太太，把窜到嗓子眼的火憋了下去，尽量平静地开了口。
“我说这位阿叔，我已经告诉过你了，我卖给阿婆的米从来没有多赚一分钱！”
男人轻蔑地撇撇嘴。
“鬼才相信！不多赚钱，你会这么好心地把米给我妈送上门来？我算过了，这样的米在我们那儿的市场上每斤便宜至少一毛钱，就按一毛钱算吧，一斤一毛，十斤一块，我和我妈分开过已经五年了，每年就算我妈饭量小，吃二百斤米吧，一年你就多赚了二十块，五年就是整整一百块钱，利息我就不跟你算了，今天你不退赔一百块钱，就别想走出我家这个门！”
刘大差点给气得吐了血。想不到这个世界上竟有这样的人，今天自己算是好心被当成驴肝肺了。别说自己没多赚老太太一分钱，就算是赚了，首先，老太太一年连一百斤米都吃不了；其次，从自己第一天做粮食生意到现在，算起来也不过三年多一点的时间，哪儿来的卖了五年米给老太太？这不明摆着是讹人吗？不是怕吓着老太太，刘大非得当场打残废了他不可。
“你是不是穷疯了？怎么乱咬人哪！”
刘大愤愤地对男人嚷起来。
男人可没想到一个乡下人敢在他家里这样和他讲话，愣了一下，咆哮起来。
“你个乡巴佬，敢跟我耍横？你也不打听打听我是谁！告诉你，你今天不把钱退出来，我就要你好看！”
刘大可不吃他那一套，一伸手把他扒拉了个趔趄，就要往外走。
男人恼羞成怒，扑上来一把抓住了刘大的衣服，死活不肯松手。
屋子里，躺在床上老太太又气又羞又怕，连声叫着让儿子住手。
“你老糊涂啦，让人骗了还帮着他讲话！”
男人一边抓紧刘大，一边回头教训着母亲。
刘大的力气比老太太的儿子大得多，挣扎了几下，摆脱了他的手，走到门前，拉开了门，却不料门外密密麻麻地已经站满了人。
男人看到门外的邻居们象是遇到了救兵，呼喊着招呼人们截住了刘大。
“这个乡下人骗了我妈好几年的钱，说不定还偷了我家不少东西呢，你们帮忙抓住他，千万别让他跑了，我去打电话叫警察！”
邻居们自然听他的，一拥而上把刘大围在当中，任凭刘大怎么解释，也不放他走。
“十个乡下人，有九个手脚不干净！”
人群里有人这样嚷。
警察来了，一脸严肃地把刘大带到了警署，详细询问了事情的经过和原委，警察们觉得大约是那男人有些过于夸大其辞了，又派人上门问过了老太太，老太太大约把刘大很是称赞了一番，警察回来的时候脸上和蔼了许多，对刘大说如果他坚持，警署可以出面要求老太太的儿子给他赔礼道歉。
刘大只觉得心里一阵委屈，忍不住掉下泪来。
道歉？难道一句“对不起”就能把他今天遭受的这莫名其妙的羞辱一笔勾销了吗？如果今天没有老太太对自己有利的证词，他浑身上下就是长满了嘴又能辩白得清吗？在那些城里人眼里，他们乡下人永远是那样的下贱，那样的惟利是图，好象他们来到城市里就是为了来偷，来抢，来骗的。不错，乡下人并不都是好人，可城里人难道就都是好人了吗？看看那个诬陷他的男人，他那善良的母亲不照样生养了他这么个没有人性，没有良心的畜生吗？为什么受伤害的却总是乡下人呢！
那天晚上，刘大一个人蹲在警署的大门外面，捂着嘴哭了好久。
“现在你明白了吧，只要你还是乡下人，你就没有办法改变人家城里人对你的偏见。”
秀兰在刘大红肿着眼睛回到家里的时候，问明了情况后，意味深长地对他说。
3、慧兰辞工
秀兰的妹妹慧兰在杨宝兴朋友的饭馆里勉勉强强地做满了一个月，等到开工资那天，她阴沉了一个月的脸上终于放了晴，轻轻巧巧地对老板说，她不干了。
“你有病啊！”
慧兰回到姐姐秀兰的住处，刚把自己辞工的事对姐姐说了，就招来一顿劈头盖脑的臭骂。
秀兰真的生气了，她没想到已经十八岁的了的妹妹竟然还是这么不懂事，这么任性。
慧兰辞工不做的理由很简单：活太累，钱太少。
“我们饭馆旁边发廊里的那些女孩子，每个月光小费就能拿两、三千块，可我呢？干了整整一个月，才四百块钱工资，一分钱小费也没见着！”
慧兰觉得很委屈，同样都是人，自己除了没有象她们那样描眉画目、穿着打扮以外，并不比那些发廊里的女孩子缺点什么，凭什么人家可以挣那么多钱，自己就只能每月拿这么一点可怜巴巴的干工资？还有姐姐秀兰，在家的时候也没上过几天学，怎么一进城就成了“白领”？好歹自己还是初中毕业呢，哪点不如她了？她说城里工作难找，那她自己怎么就有份好工作，偏偏把亲妹妹鼓捣到这么个油腻、肮脏的小饭馆来受洋罪，真不知道她安的是什么心！
慧兰越想心里越不平衡，尽管饭馆老板看在杨宝兴的面子上，一个劲地挽留这个平常并不勤快的服务员，她还是毅然决然地辞工不干了。
面对着自己还觉得满腹委屈的妹妹，秀兰真恨不得给她两巴掌，可咬了半天牙，却没下去手。
妹妹第一次离开家，离开母亲，在这陌生的城市中自己这个当姐姐的是她唯一的亲人了，秀兰不忍心伤慧兰的心。看看慧兰那让人既恨又怜的样子，妹妹的举动又实在让秀兰觉得无法接受。不错，自幼母亲和父亲就对慧兰格外地娇宠，毕竟她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但如今可不是在家里，慧兰也早就过了依靠在父母身边撒娇耍赖的年龄了，她应该明白，现在自身所处的位置和自己的身份，不能再象在家里的时候那样任由自己的脾气禀性来行事了。尤其让秀兰无法容忍的就是妹妹竟然把自己的收入和那些发廊里的小姐们相比，秀兰不能肯定那些小姐是不是如同自己一样出卖肉体，但她可以肯定的是，那么高额的小费背后，一定充满了肮脏的勾当，不然，谁会为此付出这么昂贵的代价呢？
在慧兰提出要进城打工的时候，秀兰最担心的就是妹妹被城市中那些污秽的东西搅乱了心思，象自己当年一样，走上一条充满了血泪的不归之路。她之所以费尽心思，甚至不惜求爷爷告奶奶地托人替妹妹找工作，就是不想让慧兰重蹈自己当年的覆辙。如果妹妹要到发廊、歌厅、茶座这类的娱乐场所打工，用不找去走什么门路，慧兰自己那张漂亮的脸蛋就是她做这一行最好的门路。可是秀兰不能让眼看着妹妹去走这一条路，可能除了贩卖毒品，再没有什么比出卖色相更容易挣钱的行当了，但那挣的是什么样的钱啊，秀兰清清楚楚地知道，自己挣的每一张钞票上都沾着心头的血，眼中的泪呀！她想对妹妹说，姐姐是过来人，知道那一行里的钱绝不是那么好挣的，那些随时要发泄自己性欲的男人们，只要把钱拍在你面前，就容不得你说半个“不”字，他们不会顾忌你的死活，有时候遇见急吼吼的男人，哪怕你身上正不方便，他们也不管不顾，不把你折腾个半死不算完，还有那些变态的男人们，变着法儿的虐待你、糟践你，因为他们花了钱，他们就有权力最大限度地发泄着他们对用金钱收买来的女人的憎恨。面对着把她们这样出卖自己的女人当作泄欲工具和消费商品的男人们，她们不能拒绝，更不能反抗。秀兰自己就曾经被七、八男人一起蹂躏，因为他们想要看看到底一个女人能够承受多少男人的攻击，他们把钱扔在她的床上，然后理所当然地做他们想做的一切，没有一个人去关注一下她的感受，更没有一个人对她流露过半点同情。秀兰的眼泪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流干了，她麻木了，带着一颗枯死的心，苟且地活着。现在，当面对着又要踏上同样一条血泪之路的妹妹，秀兰想哭，大声的哭，秀兰想嚎，拼命的嚎，可是她既不能哭，又不能嚎，埋藏在心头的羞愤和苦痛，她只有独自承受，却不能对妹妹流露，她不愿意因此被妹妹蔑视，更不希望慧兰效仿自己，把花样的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