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才多少显出一点儿生机。
五十万，确是个不小的数目，连公安里负责处理此事的朋友也这么说，我知道他是处理这方面问题的专家，据他说，五十万？恐怕这家人连见也没见过，凭我们之间的关系，这种事他至多五百元就能摆平。我当然相信他的话，什么狗屁专家，无非就是哄瞒骗诈欺嘛，但这次我没有任他去闹，坚决要给。
果如朋友所言，见了这么多花花绿绿正是他们所迫切需要的钱，这家人都睁大了眼睛，盯着这些钱恐惧地连连后退，根本没有一个人敢伸手来接，他们甚至不相信天底下居然会有如此多的钱。
毕竟还是养病的那位读过书有见识，她故意提高了嗓音在为自己壮胆，但声音仍难免带着颤音说道，怕什么？这是咱该得的。
听着这位与割腕的那位类似，不，应该是完全一样的语气，我的身子猛地一震，差点儿便改变了自己的主张，但犹豫了再三还是说了句“这些钱，是用来上学的，不要挪作他用”，把钱扔到了病床上。
那一刻，不知是我的耳朵出了问题，还是这世界突然消失了声音，死一样静。但我刚转过身，便听到病床上可能因刚才动了伤口而呼吸加重声音里明显带着呻吟却仍是竭斯底里地喊道，这是我该得的，这不叫恩赐，我们不需要恩赐！
声音与割腕的那位越来越象了，如出一辙。我有些气，但没有回头，直至走了老远才转过身，却见养伤者的父亲正带着他的弟妹朝我离去的方向磕头，我想他们必定会在嘴里念“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想着，便禁不住要笑，心里也暗暗得意起来，仿佛自己完成了一件传世杰作。突然，我脚下一个趔趄，双膝着地，呈跪的姿势，正冲着刚才的方向，好半天没能爬起来。
我的这一自觉非如此不足以逃避良心谴责的做法，虽让事件的后果摆脱了事件本身必定如此的轨道而完全朝向了自己的希望，却难免有画蛇添足之嫌，或许恰如割腕者所说，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有俩臭钱儿嘛，臭显摆！难道别人便无法挣到钱？很显然，我的努力并没有博得她谅解。她的伤势还没来得及完全愈合便离家出走了，仅留下这么一张或许根本算不得信的纸条。
目光必然地再次引向了王姐，为了自己的女儿，尽管她强自克制着，却已无法掩饰明显的心力交瘁，虽然嘴里说着“随她去吧”的气话狠话，眼里却分明透着见到女儿的强烈渴望。
有这么一个瞬间，我觉得自己分明就是为这个女人而生而灭的，而且这个瞬间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充斥着我的生命。我坚信自己有能力不让这个女人再受到任何煎熬，我心甘情愿地为她奉献自己，哪怕让自己下地狱，又岂会在乎原是身外之物的区区钱财？因此，我动用了道上几乎所有还算认识的朋友。
道上的规矩最公平，毫不讳言金钱的价值。其实，社会到了今天这一步，又有多少能够不以金钱为计量的价值呢？只不过道上更直接更具体更现实一些，反而显得比有些人更坦荡荡，更容易让人信任。这是我当时最基本的观点，因此我反对那种含含糊糊吞吞吐吐的作秀。为此又耗掉了我近五十万，小女孩却象蒸发了似地，不见踪影。
王姐彻底绝望了，而我却不敢，因为我觉得她绝望中必定需要我的坚强迸发的火花充作希望。王姐绝望了，便病倒了，我必须给她无微不至的关怀。关怀不单纯是温语绵绵和丰盛的食物，最关键的还是要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然而，现实却无情地让日渐自负的我真切地感受到了自己的无能，心焦如焚又无计可施。我知道凭我当时的水平实已再无法突破，又不肯放弃，那种无奈足以让人窒息。人或许都有思路阻滞的时候，因此便不难体会此时的感受。
这个时候最需要的不是此时最容易产生的自暴自弃和姑且可以称得上朋友的温言相劝，而是质问，带有强烈刺激的质问。因为这些质问往往能够启发你，让你迷途中豁然开朗。而能够给你这些质问的，却常常让你反感，恰恰才是你真正的朋友。不需要太多，人一生能有一个这样的朋友，便是天大的福分。
3
我便有这样一位朋友，这位朋友劝我还是报警吧，但我向来不相信警察，尽管我与他们有着比普通人更加紧密地联系。或许人就是这样怪，对任何东西了解多了反而会丧失信任感。或许正是因为这种与之更加紧密地联系，我才更加不愿相信他们，倒不是民谣中所传的“醉得跟乡长似的，笨得跟警察似的，馋得跟村长似的”那个原因，关键是对他们廉政勤政的质疑。
就我们县的那些公安，还是别说了吧，天天喊破案，却未见他们破过什么案子。再不信，他们何以会跟我有如此紧密的关系？我这样跟朋友辩解着。
他妈的，你别总戴着茶色眼镜看人好不好？警察可是你应该享受的服务。朋友骂起来。
我宁愿不要这样的服务。我仍在辩解着，人要改变自己的惯性思维当真很难。
朋友对我的固执甚是愤怒无奈，突然间一拳向我打过来，他原比我弱小得多，是在我完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几乎跳起来出手的，狠狠实实地打到我的鼻梁上，只觉一阵眩晕，血已从忙不迭地去招架的指缝间流了下来。
这已是多年来从未发生过的事情，让我感到突然、新鲜和刺激。或许因长期养尊处优而必然会麻木地生活的人都有潜在的受虐待欲，我不仅没有因此而愤怒，心底里反莫名其妙地泛起一股痛快淋漓的感觉让我回味了好长时间。
既然已别无他法，我只有接受了他的意见而报了警。但我并没有对此抱有太大的希望，权把死马当活马医吧，我这样劝着自己，事实也如此。尽管公安认真地给我做了登记，而且采取了比我自己更有效的方法，却一直没有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但情形却已大不相同，毕竟让我能够在充满希冀中重新开始生活，只有认真地生活才是永远的真理。
朋友便是尿裤子的那位硕士，他是多年来唯一的一位敢于跟我争执并向我出手的下属。
说实在的，我原非如此冷酷无情的人，只是由于我的下属尽是些乌合之众，必须有足够的威严才能镇住他们，而且只有震住了他们才能压住他们身上的邪性，而让他们重感情讲义气思想灵活富于创造性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既然想成就一番事业，便必须得讲规矩，无规矩不成方圆。因此，我对他们的要求是严厉的、近乎苛刻的，渐渐地便只剩下了“绝对服从”。
管理上的绝对权威让我们在经济上从一开始便克服了“吃光分光”的通病，实行了跟公家人一样的工资制，除了我之外，其他人全部从公司领取工资。
工资是绝对平均的，只是数额随着公司效益的好坏而变动，虽不少于公家人的工资，但最高也绝对不会超出公家人工资的两倍。这帮人尽是些见不得银子的家伙，手头稍有宽裕便会晕涨涨地不知天高地厚，指不定惹出什么事端。
至于我自己，虽也曾由胡子建议按照一般职工的五倍确定过工资，但我从未主动领取过，反正我就这么赤条条地一个，吃住全在公司，只要需要尽管从财务支取，所以我并不清楚自己的家底，在公司的钱吹气泡似地胀起来的同时，必定是不会太少的。
这个曾有效地解决了兄弟们的生计问题而让我极为自负的模式同样遭到了硕士的激烈抨击，他指出，这是一种典型的靠强权下的忠诚和义气来维持的组织形式，必定是不长久的，迟早会出问题，因为忠诚和义气的稳定性主要来自于背叛的砝码，倘若砝码继续加大至足够的分量，忠诚和义气实际上就是背叛。
另一方面，他认为我尽管从不领取工资，实际上却支配或者说侵占了公司的绝大部分财富，同样也是非常不公平的，虽然我没有过多地为自己谋取利益，做的也尽是些让人钦佩的义举，这一点儿是唯一值得肯定的，但同样缺少制度，随意性过大，已到了随意耗损财富的程度，实质上便是对兄弟们血汗的侵占。说重了点儿，或许委实尚未自觉，却实实在在具有典型的“黑老大”性质。
因此，要想持久，必须要理顺关系建制度，只有有效的制度才是真正可靠的。
他的这种无异于鸡蛋里挑骨头的指责理所当然地遭到了我思想上的顽固抵抗，我甚至认为他天生便是与我做对的，但我似乎并不特别反感他的这种作对。原因大致有二：
一是自我决定聘他的那一刻起，我便觉得他是善良的、可以信赖的。
这里面有一个关于信任的问题，既然大家都在以自我为中心，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便被严格地局限在了这个大前提之内，难保有人不会因为自我的利益而出卖他人甚至朋友。由于生活中太普遍地存在这一现象，所以不要轻易地相信别人尤其是熟人同事似乎已成了大家的一个共识。
但现实中又偏偏就有象硕士这样让人容易相信的人，难道不能说是缺少了引导吗？按说以我这样的经历到我这样的年龄，应该算是个不轻易信人的人了，我却偏偏喜欢信他，而且为自己找了这样一个或许不容忽视的理由：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原是天经地义的，追求高尚与追求利益之间的矛盾让人把自己封闭起来而缺少了沟通，从而损害了建立在沟通基础上的信任。信任是客观的实在的亲人的，而不在于表面上或形式上的亲近或争执，关键是能否把人的利益方向趋向一致。
一是他非常注重谈话场景的选择，争执被严格地限制在我们两个人之间和我心情通畅的时候进行，在有他人在场的时候，他对我永远是温顺的、友好的、恭敬的，甚至是奴颜媚骨的。
他说，不要把总奴颜媚骨看成是贬义的，其实，奴颜媚骨才是人对待财富和权势的最真实的态度。一个组织首要的任务，便是要培养员工对于金钱和权势的奴颜媚骨从而维持组织的绝对权威，只有这样的组织才是真正成功的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