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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计书记很快便会探知了“大一碗”的动作，联系到病休的我，必定会有一些关于我与“大一碗”有预谋地搞阴谋的猜测，他原本就多疑，多疑的人往往有一些不切实际的猜想，如果加上秘书的旁证，搞阴谋必定成了书记心目中早已认定的铁定事实，因为书记很快便亲自登门向每名党员代表谈了话，而且把党员联户的做法成功地推广到了代表身上，与“大一碗”的力度自不可同日而语，尽管“大一碗”有足够的威信，而且凭借着多年的乡情和交情。
了解了事情的内幕后，我终于弄明白了秘书何以会在我生病期间那么频繁地探望我，我们之间从无交往，而且因为工作上意见不合经常有龃龉，他的旁证比于我不力，最不该的是我为了表示友好而故作精神饱满地接待他。
说完之后，“大一碗”便软软地仰躺到我的床上，一动不动，一句话也不说，两眼只管死死地盯着天花板，看得出已是羞愧难当，我自不便再去埋怨他。突然，他猛地弹起来，两手紧紧地抓住我的胳膊，抓得我生疼，近乎乞求地说，还是原来那句老话，还是调走吧。
我或许真该调走了，既然出了事故，第二天，我便提前结束了病休，径直去了书记的办公室。我曾反复地考虑过，如此做是否有掩耳盗铃之嫌，能不能反而弄巧成拙弄假成真，一直到他办公室的门口，我仍在不停地权衡，但我实在不能再病休下去了，我必须要有一番解释，我强烈地希望不要把自己精心改善的关系再度弄僵，我甚至做好诸如他大发雷霆拳打脚踢之类的一切准备。
但出人意料得让人震惊——他不仅没有象往常那样，反而热情地接见了我，热情得只顾关怀我的病情，丝毫不提选举的事，连我想解释一番的想法也被他的热情烧得荡然无存，但待我受宠若惊地关门欲离开时，我分明听到了他低声的“不识抬举”的咕噜声，咕噜声虽然迅速地被他故意把桌椅弄出的巨大响声和夸张地恶心呕吐声所淹没。
我原准备再去解释一番的，但是忍住了。他绝不能算是大度的人，或许，我真的该调走了。
说是说办就办，但对于一般干部来说，调动也不是易事，必须要求人，而且必须要办成，否则后果会更加恶劣。所以求人前，必会反复地细细斟酌谋划。
但我所找的并不是朋友所指的前任，而是安宁乡的老书记，前面的讲述中曾提及，他是一位忠厚长者，我相信他办这类事要比书记的前任把握得多，而且我始终坚信他的人品和能力。
果不出所料，听完我的陈述，他非常乐于帮忙，但拒不肯收我带去的一万元钱。
关于一万元钱，我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尽管我们之间从未有过金钱上的往来，但我还是决定必须要带的。
为此，我曾经征求过“大一碗”的意见，他坚决主张带，而且给我提供了这样一些当时我几乎闻所未闻的信息：现在办事都明码标价，这个明当然不是指通常说在嘴上的那个“明”，而是心知肚明的“明”，办事必须首先准确把握“明”，太多了，事有不值；太少了，事有不成；必须恰到好处。据说，我们县当时一般调到不能少于五千元；进城则因为工资和进步上的差异必须达到一万元以上；至于提拔便要根据职位的不同定价，至少得两万，高者几十万。
我决定带钱，并没有考虑交易的问题，凭我们之间的关系，根本无需交易，主要考虑他同样需要找人，咱总不能求人办了事又让人赔了钱，至于数量，自是最低档的，即使这些，已足以令我头重脚轻。
关于我的决定，尽管曾向“大一碗”征求过意见，并且是在他的意见基础上形成的，但真正实施的时候，我并没有告诉他，我隐隐地感觉不能告诉他，尽管他见我为难，曾慷慨地向我甩出五万活动经费，但我既不打算让他知道，便不会收，尽管我非常迫切地需要，但我还是严辞拒绝了，而是靠老婆以购买家具的名义去娘家借了来，这不仅事关脸面，还有其他。
我朋友不多，却尽是“大一碗”之类的人物。仅凭这一点儿，我便远不如他们，别看官不大，倒沾染了不少官气。
闲话少说，且说既已带了去，便要留下，似乎不留下心便总在悬着，任凭他如何肯定的答应。——我象做贼一样不自然，心也跳，脸也红，说话也啰哩啰嗦，总怕说不明白，偏偏又说不到点子上去，手脚在不由自主地颤抖，越颤抖越手脚乏力。许是他看出了我的紧张，便勉为其难地收下了，随意地扔到沙发上。
不知所语地忙不迭地离开后，我感觉后背已经湿透了，内衣贴到身上，凉飕飕的，心里先是因似乎看到了某种可能的希望而一阵轻松，继而便是反复地利弊权衡与对比，因为那毕竟是巨额的一万元，而且是债务。
说巨额，千万别不信，那时相当于我们夫妻两人一年的工资，而且必须抛除吃喝的因素，一万元送出去了，必须全家人一年不吃不喝。
想着，心里便乱糟糟的，便不愿回家，因为我实在无法面对短视的老婆因老大不乐意而翘得老高能够拴住驴的嘴。
去哪里？唯有去找“大一碗”，我甚至萌生了他或许能给予帮忙的卑鄙念头，但我非常清醒，这既是不可能的，也是我不能做的。
“大一碗”又在喝小酒儿，见我颓废的样子，比猴儿还精的他已猜到了几分，高兴得手舞足蹈，连呼“有门儿”，当晚喝了一公斤酒，睡了个踏踏实实。而我沾了酒，却愈加难受，说不出有股什么滋味在心里不停地翻腾，只有呕吐得浑身狼藉。真他妈的**世道，调动工作还要花钱！！！吐着，心里更不平衡，嘴里便不由自主地骂着，稀里糊涂，倒头便睡到地上。
你肯定不会相信，天地下居然有这样的领导——第二天，他便怕钱烫手似地把钱送了回来，我感觉自己有点儿死皮赖脸，因为我居然死活不肯再要，推辞不过，他便上了车。我刚松了一口气，他突然敞开车窗从窗上扔了出来，扔出来的仍是我原来的那个因为反复掂量而弄折了的信封。
送钱用信封是我们县当时的流行，我至今也搞不懂其中的用意，大概是图个安全吧，信封就这样成了送钱的代名词，类似于红包一类吧。
人真他妈的怪物，送的时候紧张，人家收下了不痛快，当真退回来了却复杂起来：尴尬、不安、绝望一涌而上，非要把人煮糊不可，尤其是当“大一碗”不见眼色地狂喊乱叫“事无成”时，我看似平静实欲炸裂开来，反不如前面患得患失充满猜测而又惴惴不安的期盼。
就是从那时起，我认定，期盼也是一种享受。所谓享受，便是咂摸，直至品出味来。尽管彻头彻尾的绝望也能咂摸，终究死灰一样，远不如期盼更加耐人寻味——里面透着悠闲与潇洒与猜测与猜测中的不断变化。猜测有时候也是徒劳的，事物总是偶然中孕育着必然，必然中伴随着偶然在发展。
死灰一样的绝望中，我突然间接到了一个电话，是老书记打来的，声音里洋溢着兴奋，说我托他的事已经办成了，能够听得出来，对方显然刚得到消息，而且有外人在场，除非因事情成功无法掩饰常人通常会有的从心里直往外透地兴奋，以他那样的修为（姑且称修为吧，说不清是何原因，这一段我总喜欢把经验丰富称之为修为），绝不会乱打这样的电话，所以话说得很模糊，而话越模糊越值得推敲咂摸。
果真仔细咂摸，人有不少事情是无法用语言说清的，但只要心意相通，往往又不需要太多的言语去说，一个音符一个眼神彼此间便能心领神会。
尽管如此，突然间地绝处逢生，让一股比他更兴奋的强烈的急于要感恩的心情紧紧缠绕着我，使我茫然无措又似乎非要做点什么，却又想不起要做点什么又该怎样做。忽忽悠悠地什么也没做成便过了一天一夜，直到第二天清晨才渐渐平静了下来，我不应该对此无动于衷，我应该给他打个电话。
但临到打电话时，虽准备了无数的言语，又突感实在无话可说。说什么呢？感激？太俗了，实在太俗了，岂是一句感激就能表达得了的？再证实一下？因为直疑心自己的耳朵有错，又担心实在太过冒昧。翻来覆去地想了许久，我还是在想象着电话打通之后该如何说。说实在的，现在回想起来，自己当时满脑子想的并不单纯是感恩，更多的恐怕要数再做进一步证实的冲动。
其实，事情往往并不如想象中的那样复杂，到强烈的冲动催逼着我去打电话时，我的大脑一片空白，原先设计好的语言和顺序早已飞到了九霄之外，根本派不上任何用场。
幸好，电话一打便通，因为我选择了某本书上离领导上班前半小时打电话的吹嘘，说此时正是领导最闲适所以心情最好的时候，凡事都好办。
电话一接通，立即便传来了对方低沉的声音，此时他这唯一曾让我感到美中不足的低沉声音也变得极富磁性起来，紧紧地吸住了我。尽管我用力地放平心情，心脏还是要蹦出来似地，语调因此变得有些嗫嚅。再三鼓励自己，我终于问出了一句现在想起来颇有点儿艺术性带有外交辞令的“老书记，您挺忙？”
“忙，哪找不忙的时候？”对方永远是那样干脆，未及我继续说话，他已在问，还是那事吧？
我说，嗯。
我怀疑他根本没有听清我的回答，又说道，耐心等待吧，最近组织人事部门便会下去考察。何等美妙的声音，未等我认真地听够，他已挂断了电话，他永远都是这样风风火火，总会给我留下些许的不足之感，这或许也能算得上一种风格一门艺术吧。人生得领导如此，夫复何求？
要知道，自他调走后，我再也没有去看望过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