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得从我和乡长的矛盾说起。
或许我们之间根本算不上矛盾，至多也就是分歧，但分歧如果加上误解最容易演成矛盾，而且往往会非常激烈。矛盾激化的最终结果，或必有一伤或两败俱伤，无论哪种结果，伤者都只能是弱者，我们也绝不可以否认没有弱者或没有强者的意外的出现。
或许他命中该有此一劫，只能自认倒霉，偏偏撞上了正意气风发的我。那时候，我刚从乍走向权力巅峰的那种晕晕乎乎的感觉中走出来，多少尚带有点儿余感。说来奇怪，这感觉居然持续了如此长的时间。这感觉真好。我想，那些坚忍不拔的为官者之所以肯不惜代价，最大的原因便是追求这感觉吧。
感觉虽好，终究会过去，毕竟还要做事，我知道，这世上不做事的官必定长不了，但做事也要看你如何做。或许由于长期跟随领导的缘故，我那会儿感觉自己当真颇有些领袖气质，似乎天生就是做领袖的料。
但我当时对自己并不太满意，所以便竭力模仿，模仿那些只要一闭上眼就能活灵活现地展现到自己面前的这领导或那领导平日里最值得自己肯定和学习的神态、动作、语气。模仿就会不自然，但我认为这是少了时间磨砺的缘故，只要假以时日，所有的这些将都是领袖者所必须具备的东西。
我曾经对自己的老领导甚至更高一级的领导暗暗地揣摩过，他们的一言一行似乎永远都在暗示着什么，最难弄可贵的却是总有人能够心领神会，适时地实现他们的意图。
乡镇便不同，常常给人曲高和寡的感觉，这不能不说是领导人的悲哀，也是他们落后的根本原因，我认为。所以，我必须改造他们，第一便是观念。
观念落后是落后的第一原因，或许你也会有这样的感觉：凡是曾经错失过的机遇往往并不是自己当时缺少抓住机遇的勇气和能力，而都是因为观念，是观念让自己经常懊丧不已。
观念的转变必须靠见识，见识的增长却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所以，我的工作必须围绕着提高他们的见识展开。这是我当时最真实的想法。我历来认为，见识中蕴含着大气，即无论做什么都必须注重用大手笔。
事情总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一年下来，除了别出新裁地把各部门站所分别冠以“中国D乡某某单位，譬如土地所称为中国土地”字样反惹来同行的嘲笑之外，虽别无斩获，但我对自己还是满意的，因为我首先要传递的便是这种“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大气。
既做了领袖，信念便要坚定，宁肯招致非议，也绝不可以墙上草一样左右摇摆。这可是一个领导者所必须具备的最起码的素质。
我认为，考察一个领导者的政绩，根本不需要去看他具体做了哪几件事或者办了几家工厂，关键要看他有没有塑造起一种昂扬向上的精神，自己的绝对权威能不能树起来，尤其是在最低一级政府的乡镇。
关于这一点儿，便少有人能理解，其中也包括乡长。要知道，在乡镇要干成一件事，乡镇长的支持是至关重要的，尽管他只是党内的二把手，但他毕竟还是政府的一把手。
乡长是自乡镇成长起来的干部，之所以能坐到乡长的位置，据说是沾了他一位远房亲戚的光，可惜他的这位远房亲戚只做了一年县委副书记便稀里糊涂地死在了酒桌上，落了个很不好的名声。
这次调整，他原想再前进一步，而且据说县委常委会也曾正式通过，但就在县委常委会通过他任命那夜的第二天上午的谈话中，谈话对象却突然换成了我，正是由于这个任谁也难接受的事实的打击，他的情绪甚是低落。
居然把如此的两个人安排到一起搭班子，这实在是组织部门的一次重大失误。
我原以为一向以严谨著称的组织部门决不会发生如此低级的而且绝不该发生的失误，但这实在是一次失误，抱着对组织负责的态度，我还是找到了组织部长。
部长只笑而不答，抵不过我的再三解释，部长才勉强说了句“既错了，便将错就错吧”。
部长虽只是常委，但在干部任用方面却是绝对的权威，既部长如是说，我虽心里不服，嘴上却不敢与之争执。
这绝对是一次失误，这样的事儿居然也会出失误。这样想着，渐而对部长流传的严谨作风产生了怀疑。
这毕竟是绝对不可以有失误的事儿，众所周知，现代社会在人事安排方面的密是无法保的，当事人终有一天便会了解到事情的内幕，有的甚至会把常委会上某某人是如何说的都打听得清清楚楚，尽管事情既成定局，已于事无补，这也算是一种猎奇吧。
我常常想，或许正是由于这种人事安排上的不公开才导致了目前这样的局面。
直至我做到书记，我才深刻地体会到了领导们的良苦用心，以中国这样的国情确有不少不便于公开的事情。譬如，有人送了礼，自己自不会去说，送礼的人得了好处更不会去说，更何况还有行贿罪，没人肯去招惹这样的麻烦而断送既定的利益，尤其在人事方面。
受贿的人是可恨，行贿的就不可恨吗？没有行贿的，哪来受贿的？而且这些人总要找一些让人无法拒绝的冠冕堂皇的理由，似乎不收他的礼便是不实在，非要做恶人似地。话又说回来了，如若不送，能称心所愿吗？
闲话少说，且说事实果如我所料，乡长很快便弄清了事情的真相，却并没有出现我所担心的那种结局。
或许恰如处长所说，乡镇成长的干部最善于摆正位置。他经常这样说，因为他也是自乡镇开始干起的，他非常留恋在乡镇干的那些日子，说乡镇人忠厚实在可靠，所以常有滋有味地回忆起当时的一些情节，尽管他后来并不想太多人知道他的这段经历，仿佛这段经历会贬低了自己的身份。
乡长无疑便具有这样的品质，我想，这应该能够称得上一种品质，因为我能够想象得出他那无与伦比的愤怒、沮丧与无奈，尽管他隐藏得极深，但在找我谈话时仍免不了激动，他说，我知道这是组织的安排，与你无干，我会全力配合你的。
我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见过他关于这方面感情流露的人，而且稍纵即逝，激动很快就恢复了平静，但我实不知说什么好，甚至没有一句安慰的话，只在不停地点头，那种因获得意外的信任而必然的激动与兴奋让我浑身颤抖不已，谈话结束时才发现自己的眼睛居然是湿润的，而他却一脸地轻松，让我隐隐产生了一丝妒意。
他便是这样的人，长期的农村工作经历让他既具有农村人的憨厚，又不乏狡猾与倔犟。
话语虽远不如人的思想与表情丰富，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却是至关重要不可或缺的。
自从有了这次开诚布公的谈话，虽然我们才仅仅开了三次党委会，他已在到处鼓吹我思路清晰才华出众，甚至连崇拜的词儿也用上了。
现在回想起来，这人确不简单，居然如此快捷而又准确地抓住了我爱慕虚荣妄自尊大的心理，商量工作从不用商量一词而坚持汇报，而我却自以为是地居然要抓住他，因此便经常捏造一些半真半假的却又绝不会影响到领导威信的秩闻趣事公开地讲，因为我特喜欢他那种专注听讲之后必要流露出来的既羡且妒的神色。所以，我毫不迟疑地把镇里的大权全交给了他。
不想外打正着，原来这种安排并非失误，而是县委书记在考察我的人品。
书记是一位有肚量的人，他认为肚量大小能够决定一个人的作为，正如古语所说“宰相肚里能撑船”。他常说，有容乃大，乡镇的两个一把手如果搞不好关系，责任必定在书记身上。
我的误打误撞居然首先为自己从书记那里赢得了至关重要的一分，也为我日后顺利解决乡长的问题埋下了伏笔。
分歧往往是悄然地逐步地而非明显地突然地发生，有一件事，或许应该算作我们之间分歧的开始，便是“关于修路”。
那时候，D乡所谓的路根本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路，土路且狭窄拥挤，一到雨季便泥泞不堪，恰如书记所言，只有叫做街或巷才更准确。书记在我们县任职期间，之所以只到过D乡一次，便是因为这路。
还是那年防汛，书记没有听从县委办公室主任的安排改乘吉普车，刚入D乡车便陷入了泥坑，办公室主任便下车招呼围观的群众帮着推车，群众正为这路闹情绪，巴不得多看一会儿这少有人来的新鲜，自是没人肯应，害得主任只好招呼书记和乡长前来推车，这事儿一时间传为笑谈。
其时，周边乡镇早已高唱着“要想富，先修路”纷纷把土路改成了柏油路。正因为这路，不少客商宁肯多绕几十公里的路也绝不肯经过D乡。
应该说，路已成为制约D乡发展的最大瓶颈，却总是无人提议，其实，有不少事儿的开始是需要有人提议的，尤其是农村集体的事儿，如果没人倡议，即使再简单，也不会有人去想去干。
我想，这应该是乡镇政府最大的职责。说起来，也怨不得我的前任们。财税体制改革后，D乡的财政确已困难到了极致，尽管我再三向机关干部保证要提高他们的待遇，工资却只能勉强维持在原来的百分之七十，已经在有损我的威信，关于我“大假空”的传言逐步开始传入我的耳中。
按照乡长的意见，路能修当然最好，但以D乡目前的财力，即使不修，也没人能挑出我们的毛病。而我却坚持认为，必须要修。见我态度坚决，他只好转而支持我。由于两个人事先达成了一致，乡党委很快便形成了决定，尽管我们当时手里连一分钱的启动资金也没有。
关于这个决定，现在看来，绝对是不可思议的，但我当时便有这样一股冲劲，可以说完全凭意气用事，我不相信，凭意气用事就无法成事，人需要的往往恰恰便是这股冲劲。
我虽这样认为，当时勿庸置辩的现实却是大家跟我现在一样觉得不可思议，有的甚至认为党委做出这样的决定无异于儿戏，根本不可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