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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候我正和苏娜在南京。我的父母对苏娜很满意，虽然她是东大陆人，一头红发与高挑的身材都让她与中国女孩大相径庭，但是无疑的，苏娜娴熟的华语和周到的礼貌得到了两位老人的欢心。我母亲简直把苏娜当成了自己女儿，天天带着她在南京城里购物和游玩。
我们也去拜访了陆宾家。陆宾的父亲早几年就过世了，她母亲和他姐姐一起住，陆屿也和她们住一起。她们的情况很不好，陆宾母亲有病，陆宾的姐姐离了婚，生活相当艰难。
我们去的时候，小屿正在门口玩，他一看到苏娜，眼睛里就流露出一种难以名状的亲近感，那种感觉，就好象遇到了什么非常亲切的熟人一样。我们简直无法想象，大盐湖小岛上那个一点点大的小孩，居然会对苏娜留有印象。苏娜也很激动，她是看着陆屿出世的，又是看着小晴去世的，于是在从陆宾的姐姐那里出来以后，她忽然跟我说：“战争快结束了，以后就不用再打仗了。我想，等我们安定下来，就把小屿接过来住，好吗？”
我有点惊讶地望着她，我知道她自从上次受伤后，医生警告她已经不能怀孕了，而她一直是很喜欢小孩的。
“好吧。”最后我说了一句。
陆宾的姐姐跟我很熟，她听我们说了这样的想法以后很爽快的答应了，她说：“我知道，陆宾是你的好朋友，小晴也是你的好朋友，他们把小屿托付给你，就一定相信你。我实在是没有法子把这一老一小照顾好……你也知道……我……”她说到这里已经是热泪盈眶，我忙握住了她的手安慰她。
事情就这样定下了，我把小屿带回了家，于是很快的他就成了我父母的掌上明珠。
10月24日晚上，我和苏娜回到了上海。
原定10月25日上船去东丹岛的计划在最后一分钟被取消了。原因是国防部有了新命令，在和平会谈期间中止一切军事调动。我很怀疑这样的命令是否必要，但是军人就要服从命令。于是特务团剩下的100多人一起住进了陆军招待所，等待下一步的命令。
所有的人都来恭喜我和苏娜，当晚我们举行了一个小小的聚会。在聚会中我们交换了对后面形势发展的看法，大家都认为战争将要结束，我们将在东大陆占有相当大的一块地盘，虽然和军事委员会原先的计划相去甚远，但是能够越过大东洋远征，并站住脚，这本来就已经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我们这些人则很快就会接到退役通知书，然后回到本土，干本来就在干的行当。
我不知道我退役以后该干些什么，在1866年我参军以前，我是个刚毕业的大学生。不过退役军官应该会有退休金可领，而且少将的退休金据说很不少，我想到那时我正好可以当个社会的寄生虫，安静的和苏娜度过我的下半生。
“中国和巴比伦的和平谈判进行了一个半月，1875年12月1日，中巴谈判结束，双方达成协议，以当前实际控制线作为停火线，双方向该线两侧各后退50公里，中间100公里就作为非军事区。中国向巴比伦支付100亿元，作为战争赔款；巴比伦则向中国提供巴比伦产的优质钻石作为交换。同时双方定于1875年12月31日在萨里昆东边的郊外交换战俘。”“摘自《中国战争史》第五卷上（首都出版社，1899年6月第一版）”
我是在陆军招待所的大堂里和我的人们一起在电视上看着双方签字的。签约协议在停火线的谈判点举行，我在那大群的政府官员中看到了钱隆和赵云明，钱隆一身笔挺的元帅制服，阴沉着脸，一句话也不说。赵云明穿着笔挺的西装，神采飞扬，不断小声跟身边的一个秘书模样的人说着什么。他们站在一起，代表中国军队和中国政府分别致了辞。然后就是签字仪式，新上任的军事委员会主席吴德凯和巴比伦国防部部长在协议上签字，然后交换协议，然后是一个他们握手的特写镜头，整个电视屏幕上就只有他们互相紧握的两只手，这时大堂里除了电视里传出的掌声以外，没有一个人说一句话。
据说这一天中国和巴比伦各地都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仪式，有数千万人参加了游行和庆祝。人们欢呼、拥抱、哭泣，庆祝着多年未见的和平终于降临人间。这可真是欢乐的一刻，所有人的喧嚣汇成一个声音：“战争终于结束了！”
陆军招待所冷冷清清的大堂里，所有的人都喝着闷酒，对于军人来说，和平意味着不用再流血和面对死亡，同时也意味着自己在军队的生涯到了终点和尽头。
那一晚大堂里有一半的人喝醉了，包括蒋宾达，虽然他以前是不喝酒的，但那天他还是狠灌了很多的葡萄酒。
1875年12月1日，持续了3年的第一次东大陆战争结束了。
第三卷第二次东大陆战争第一章
1880年9月的时候，我正在东丹岛培西。
这时第一次东大陆战争已经结束了五年，第二次东大陆战争还没有开始，经过5年的重建，培西城已经象模象样了。高楼林立，街上人流熙熙攘攘，市场上物资充足，一副景气不错的样子，这个崭新的城市已经完全无法和罗马战争时那个破败的培西联系在一起了。
我去培西是为了参加一个老部下——特务团的一个中尉——郑略新店开张的典礼。郑略退役以后，在本土住了一段时间，终于离开西大陆，在培西开了一家军品店，专营各国的军事用品。他以前是特务团的侦察排长，对于各国的装备可以说了如指掌，做这一行也是发挥他的长处。
一起参加他的典礼的有不少人，都是以前特务团的成员，但是蒋宾达没有来。当时他获命在东大陆祖鲁山地一带执行任务。那时的他是中国东大陆远征军特种任务总监，非常的忙。
我正好去北京国防部开会回东大陆，经过培西，老部下赶来相邀，我不好意思推辞，于是就去了。
典礼上大部分人都穿着军装，我一看都是熟面孔，自从特务团解散，原先的成员都分散到各部队去了。经过这几年，不少人已经退了役。但是他们看到我，还是立正敬礼。我一一还礼，问几句近况，发现大家都混得还不错。苏娜这时已经是我的妻子了（我们是1878年在上海结婚的），她跟在我身边，跟每一个遇到的熟人打着招呼。
典礼结束是冷餐会，郑略在店堂里一字摆开了一排长桌，上面堆满了各种食物，大家拿着碟子各取所需，一边吃着东西一边愉快的聊着。
“中将，你看希腊最近在凯尔特山脉一带增兵预示着什么？”那是培西当地一家报纸的记者，他到这里来采访新店开张的消息，却没想到会遇到我这个现役中将，前波斯边境冲突指挥官，东大陆远征军副总参谋长，喜出望外之余，一心一意想在我身上挖点什么新闻出来，于是从冷餐会开始就跟在我身后，不住口地问一些东大陆上的敏感情况。
希腊人在凯尔特山脉南线增兵我当然知道，参谋部为此开了好几个会，准备了十几个预案。但是我也打定主意什么也不跟他说，于是我晃晃脑袋。
“这是战略上的调整，我们也会做相应的调整，部队调动是任何一个军队所不能避免的，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我轻描淡写的说。看着那个记者一脸认真的在笔记本上刷刷的记着，心里想着新闻报道和事实之间的距离，觉得按捺不住的好笑。
1880年8月，希腊军队在凯尔特山脉停火线南侧集结，总数达到15个师18万人。这是自1875年停火以来，希腊人在停火线附近最大的一次军事调动。他们的举动被我们发现以后，引起了司令部的高度重视，参谋部为这个设计了好几个行动计划，同时也向凯尔特山脉一线增加了不少兵力，同时下令一线部队保持高度戒备。
1875年到1880年5年的和平，新政府的执政纲领是得到了很好的推行。国家有了喘一口气的机会，于是本土各地都在大搞经济建设，5年以来国民生产总值上升了45％，国民收入也大大增加了。原来的罗马领土已经基本完成占领工作，各地局势和缓，报纸上甚至出现了“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天下太平，四海晏然”之类的标题。
但是东大陆的情况完全不是如此。虽然各国敌对军事行动基本已经停止，但是小规模的渗透和反渗透、边境摩擦、越境侦察一天也没有停止过。说停火线一带“一夕数警”也不是吹牛，其中巴比伦人的小动作最多。这也没有办法，美国人与我们没有陆地边界，他们能做的只是派侦察机在祖鲁内海上进行一些偷偷摸摸的侦察，希腊人和我们的交界基本都在山区，复杂的地形和我们完善的防御体系让他们的行动很受限制。而巴比伦大为不同，和巴比伦的停火线在巴比伦沙漠中穿过，绵延达数千公里，平坦空旷的地形使他们有大量机会可以进入我方占领区。中国远征军司令部对此不动声色，调动了特种部队在各地执行清除任务，专门对付他们派出的间谍，双方在停火线附近的无声搏杀已经持续了5年，伤亡数以千计。所以每次在报纸上看到政府大弹“和平立国，和平外交”的老调，东大陆司令部的每一个人都会露出轻蔑的笑容：你要和平，你也不看看人家是什么意见？巴比伦好几次派出所谓“民间武装”故意公然越过停火线，窥探我方的反应。不过这些“民间武装”每次都被我们以优势兵力包围以后驱逐出境。但有几次也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双方在沙漠里大打出手，不过这些巴比伦人是以民间武装分子的身份出现，所以都没有装备重型武器，而且孤军深入，没有后援没有策应，在我军优势兵力优势装备的重压下，输的自然是他们了。这些冲突很少在报纸等媒体上出现，双方对这样的暗中较劲都讳莫如深，各自的司令部都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