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立志传- 第72部分

2月12日，洪致应电：“来函已面呈总统、总理阅过，以后勿通电国务院，因智（赵秉钧字智庵）已将应密本交来，恐程君不机密，纯令兄（洪自称）一手经理。”

3月10日，应桂馨致洪述祖电：“八厘公债，在上海指定银行，交足六六二折，买350万，请转呈，当日复。”

3月13日，应桂馨致洪述祖函：“《民立》记遁初在宁之演说词，读之即知近来势力及趋向所在矣。事关大局，欲为釜底抽薪法，若不去宋，非特生出无穷是非，恐大局必为扰乱。”

同日，洪述祖致应桂馨电：“‘川’密‘蒸’电已交财政总长核办，债止六厘，恐折扣大，通不过。毁宋酬勋，相度机宜，妥筹办理。”

3月14日，应桂馨致洪述祖电：“梁山匪魁（指宋教仁），四出扰乱，危险实甚，已发紧急命令，设法剿捕之，转呈候示。”

3月18日，洪复应电：“寒电立即照办。”次日又电：“事速照行。”

3月21日凌晨2时，武士英刺杀宋教仁后不到4小时，应致洪述祖电：“24分钟所发急令已达，请先呈报。”同日又电：“号电谅急，匪魁已灭，我军无一伤亡堪慰，望转呈。”

3月23日，洪述祖致应函：“两电悉，不再另复。鄙人于4月7日到沪。”

这些函电被外国报刊公布后，全国各大中文报纸转载，陈其美、居正等国党民等要员，要求英国领使馆将这些证据交给他们。而北京袁世凯电令江苏都督程全德索回这些证据以备查清案件，奇＋shu网收集整理还事件本来之面目。

英国领使馆对此次“证据门事件”大为光火。英国方面并没有打算把证据公布，而是准备与袁世凯换点东西的，现在事情全给那些记者搅黄了。

应桂馨、武士英二犯落网后，以及大量证据材料的出现，让袁世凯惶恐万状。他密电程德全说：“连接南方私人来电，宋案牵涉洪述祖，是否确实，究何情节，宜速查复，以为凭核。”

接着，他致电催促程德全报告证据，以谋对付办法。他的机要秘书张一麟也多次密电程德全，要他把牵涉中央的证据向英厅索取，派人送京，并特别叮咛说：“可不作正式报告。”

鉴于外界的强大舆论以及中国的政府的要求，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堂先后将应桂馨、武士英二犯解交上海地方当局。又将凶器五响手枪1支，密电码3本，封存的函电证据5包，皮箱1个移交上海地方当局。这些罪证都由程德全、应德闳同上海地方检察厅长陈英检查验收。经过整理后，将有关紧要各证据共同盖印，并拍照片。

目前，“宋案”的证据中，不管是人证，还是物证，都全部指向内阁总理赵秉钧，而赵秉钧又是袁世凯的心腹。国民党内部对该案的处理分处两派，一派主张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另一派主张通过武力解决。

在日本考察的孙中山得知宋教仁遇刺后立即够船票赶回国内，后来接国内来电称宋教仁无事，便暂缓行程将日本考察的诸事料理完毕后才回到国内。回国后针对此事的处理，孙中山主张以法律手段加以解决。

宋教仁权衡再三次，决定通过法律手段解决。

上海地方当局传票赵秉钧到案接受质询，可是赵秉钧却迟迟不到。宋教仁亲自致电袁世凯，要求让赵秉钧到上海。袁世凯也行动了起来，公开发出手令敦促赵秉钧南下。赵秉钧以年老体弱、身体有病辞去内阁总理，同时回到了天津休养。

因为赵秉钧不到案，迫使“宋案”的审理工作无限期搁置。国民党党人为此极为不满，对袁世凯展开了更加猛烈的舆论抨击。一些国民党人更是倡议国会自行召集，先开预备会议于上海，再举行成立会于南京，以此保证立法机关的安全，预防北京的干涉，使议员可以自由议定宪法，选举总统。

袁氏闻听此说，便张惶失措，日夕焦虑，求消弭之策。

遇刺后的宋教仁首次公开出现在演讲台前，演讲进行时，宋教仁拒绝了王亚樵了贴身保护，在其看来袁世凯还不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刺杀他。但是王亚樵认为此时参加这种大型的群体活动实在是太危险了，但是他的声音实在是太微弱了。国民党中的一些人对于宋教仁可能再次遇刺，抱着一种极度扭曲心理。

遇刺后的首次公开演讲吸引了数万听众以及大量中外记者，宋教仁的演讲不时的传来雷动般的掌声。主席台下听众们不住的高呼着，“国民党万岁……”

“三民主义万岁……”

台下千呼万唤，台上宋教仁微笑着挥动着手臂。突然间，有人听到一声枪响，接着主席台上的宋教仁应声而倒。四周的卫兵诸如王亚樵等，以及黄兴等国民党要员跑上前护住宋教仁，挡在宋教仁身前的黄兴更是左肩中弹倒在了台上。

会场内一片混乱，而年轻军人们愤怒地向四周张望着。

　　　第八章　公费旅游首选日本

国民党两位要员遇刺，孙中山蹭的一下就从日本窜了回来。

孙中山自日本返沪的当天晚上，在上海机关秘密与陈其美、居正、戴天仇等人商议应对办法。

陈其美等人主张速战速决，因为他已经从潘广林哪里收到消息，袁世凯的代表正在与洋鬼子谈借款事宜。他在这个时候借款，没有经过国会批准，私下借款，他想要作什么，这不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事嘛。

“袁世凯天性恶戾，反复无常，固其一端；他之所以敢于如此胡作非为，一是因为革命方略不行，这其中，我将临时大总统一职让袁世凯，乃是我犯下的最大的政治错误；二是因为在中国，专制之毒麻木人心，习于旧污者，视民主政体为仇雠，伺瑕诋隙，思中伤之以为快，这些封建遗老和崇尚旧习者趋重于袁世凯，将挟以为推翻民国之工具，而袁世凯亦利用之以自便其私。积此两方面原因，袁世凯便有了铲除南方党人势力之计划，推倒民治，恢复帝制之野心，狙杀钝初只不过是他的阴谋的第一步，向五国借款，便是第二步，往后，还有更狠毒更嚣张的第三步、第四步……看起来，我们南方革命党人非用武力倒袁不可了。”

陈其美说罢，孙中山看看在座各位：“诸位，有何见解，也请发表一、二吧！”

席上有人起人道，“上海及南方各省党人均持以法律斗争为主的讨袁策略，况且目前凶犯捕获在押，罪证确凿，法律斗争极为有利，攻势也强。”

孙中山听后不以为然，他语气平缓而坚定地说：“不，依我之见，对袁世凯是非用武力不可，我们应该立即组织军队。案件证据确凿，人心激昂，民气奋发，正可及时利用，否则时机一纵，后悔终嗟无及。”

“可是先生，本党所掌握的军队不仅数量少，且有一大部分尚在训练之中，势薄力单，实在难以与北洋六镇作战。民国既已成立，法律并不是没有效力，而且南方武力不足恃，苟或发难，必致大局糜烂。”

孙中山情绪有点激动地说：“袁世凯两面三刀，阴险狡诈，豺狼之性终不可移，杀害钝初，又要私借外债，以一己之私为天下之公，此逆迹已彰。本党一方面应利用当前国人之义愤，外联日本，以孤袁贼之势；另一方面，应立即动员南方五省宣布独立，起兵北上讨袁，先发制人，方可取胜。错过目前之时机，后果将难以预料，我打算近日再次东渡日本，联络日方军政界朋友，以期得到日本的援助。日本与我国乃一衣带水之近邻，日本若助我，我则胜；日本若助袁，袁则胜。所以，对日方的力量应积极争取，切不可等闲视之。”

“若用武力倒袁，一来难以得到国人谅解，二来袁世凯正可以此为借口，向欧美乞怜求助，其结局更是不堪设想。如今真理在握，罪犯在押，铁证如山，我仍主张法律惩袁，逼袁下台。”

孙中山说：“在今日之中国，对于袁世凯这样一个独揽军、政、财大权，能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大盗、逆贼来说，法律是制裁不了他的，甚至是动不了他的一根汗毛的。历史，我没有看准，可还是有人看准了，去年柳亚子君在报上撰文写道：‘孙退袁兴，旧势力完全存在，革命实在太不彻底，且卧榻之旁，任人鼾睡，必无佳果。’说得好，真是一针见血，入木三分啊！”

陈其美说：“不如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暗杀手段，省事免牺牲。”

孙中山一向不赞成暗杀，亦不认为能用法律解决问题。道：“总统指使暗杀，根本不是法律途径所能解决，所能解决的方法只有武力。”

孙中山要一味用武力解决，这些高层将领可不乐意了，感情是要和北洋六洋镇打。早一年、半载也不是什么大事，那时候手上多的就是兵，多的就是枪。可这会，要枪没枪，要饷没饷，打个毛仗，光靠热血就能打胜吗？

“先生，南方各省的革命军若论战力之强，当属皖军。”

“是的，是的。”众将符合道。

“柏文蔚所属皖军战力的确不错。”孙中山对柏文蔚指挥的皖军战斗力还是颇为赞许，北伐的时候他们皖军就打的很好嘛。

这些将领一听心道：这关他柏文蔚什么事。急忙道，“先生，我们说是的皖督杨洪森。”

杨洪森是中央委任的安徽都督，虽然革命党称柏文蔚，柏都督，但是在正式场合他什么都不是。南京守备的这些高级将领与杨洪森没有来往的那还真没有。杨洪森的那里，兵多、枪多、饷足，如果不是受命在此守备，早他娘的到安徽当顾问去了，每月可是400大洋啊！出门还有洋车坐。

一说起来这些将领眼睛发红，“你说他搞“民生”，咱们也搞“民生”，结果我们被人扣上“兵变”的帽子，他却屁事没有。”

“杨洪森？”孙中山对此人有印象，宋教仁、黄兴、陈其美都提到过此人。

杨洪森在国民党内的政客眼里绝对不是好鸟，但是却又是不得不拉拢的对象，谁让他兵权在握。

北京的袁世凯此时暴跳如雷，宋教仁死而复生，接着不知是谁派人刺死宋教仁。“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