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工之前经过面试，好几个经理都是洋人。我想到那著名而难忘的八国联军故事。殖民地久居的洋人都有一个特性的，白种人永远优秀一级，然而这几位经理倒也斯文有礼，比起日本人总高明点，我想。
于是我喜洋洋地告诉姊姊：“我又找到工作了。”
“是吗？卜姊姊诧异，“本事倒是有一点，这次是什么？”
“酒店里当公共关系助手，帮洋妇翻译英文。”
妹妹说：“呵，这倒好，背熟了莎士比亚、狄更斯、乔叟、罗伦斯、艾略脱、但尼逊、华期渥夫，现在派到用伤了，可以翻译菜单了，恭喜你学以致用啊！”
真正被她气煞，然而真相又何尝不是如此。
真相比我想像中的还要坏。
稍微可爱的女秘书向我放消息：“你当心点，你上司是总经理的姘头。”
“她？”我天真地问：“她不是有丈夫的吗？”
“有丈夫就不能轧姘头？”她们掩嘴笑，“哪一国的法律规定的？还有孩子呢！不然她能凭女秘书身份升到公关经理的位置？凭哪一家的真才实学？”
“是爱情吗？”我纳罕的问。
没人回答我。
姊姊听了直笑，“这种蚀本生意怎么做法？外国瘪三本人还住在酒店里，一个月拿万把薪水──全给了她，又有什么用？何况还有儿女妻子。这算盘是怎么打的？”
我说：“恐怕是爱情。”
“外国人长得如何？”
“五六十岁的老头子，殖民地混混。”
“你那个上司呢？”
“＊哎呜＊。”
妹姊直笑。“妹子啊，没有你出去做工带点笑话回来听听解闷，为姐的还真欠缺一份人生乐趣。”
一天会计部的女秘书走过，我朝她点点头，她不理睬我，OK，于是以后我也不理睬她，又有好心人来跟我说：“如果下次巴巴拉不向你笑，你也得向她笑。”
“为什么？”我问。
“因为她是副经理的姘头。”
我问：“请问在这酒店里，不做任何人的姘头，是否可以生存下去？”
“我想是可以的，不过比较困难。你会知难而退。”
做总经理的姘头也没保障。一日总经理的太太白楼上的房间下楼来，找到我上司，一个耳光，打得我上司金星乱冒──东窗事发矣。上司隔天就辞了职。
“又陪睡觉，又得上班，回家还得照顾孩子与丈夫，现还挨耳光。”姐姐耸耸肩，“一定是爱情。”
谁知道是什么。反正接着一段日子里，我做得晕头转向，拿着助手的薪水，做着经理的工作，日理万机，事事妥贴，自以为没有功劳也有辛劳。
总经理召见我。
他老人家坐在旋转大班椅上，转过来，转过去，不住的打量我。奇怪，他的面孔活脱脱像瘦而长的狐狸面孔，头发灰白──像灰狐。
他问：“你还喜欢这份工作吗？”
“还可以。”我老老实实的答。
“升你级好吗？”他问。”
“自然好。”我觉得有点蹊跷。
“当然还要与董事局商量过。”他补一句。
“自然。”我礼貌的说。
“唉，酒店里种种谣言是免不了。”他开始了。“我老婆不了解我。”
我忍住笑。
“我流落在香港五年，把这─六百间房间的酒店经营得蒸蒸日上，我得到些什么满足？什么都是空虚。”
我觉得不耐烦。这与我有什么关系？这是他家的事。人人把家里的芝麻绿豆搬出来说，找谁来听？我不要升级，人各有志，我对老头子一向没有好感兴兴趣。
他说下去，“我最大的满足，并非来自工作，而是当早上起床时──别怕难为情，这种经验谁没有呢？你一定也有──而是早上起床时，那女人用娇慵的声音说：‘你要走了吗？’我才有满足。”
我“霍”地站起来。“对不起，高素先生，我在外边还有许多事要做。”
他妈的，做他的春梦。董事局花薪水替他聘“打玲”，这外国瘪三倒是一只手如一意一只手算盘，数千元请个大学生回来，早上九点正到，晚上五点半走，中译英、英译中、开会、动脑筋、招呼客人，公众假期捱夜到午夜十二点，他妈的，完了我还得陪他上床？我又不是纯白痴，他趁早找别人去。
我辞了职。
为此着实闷闷不乐的坐在家中很久，捧着一本荷马的“伊利亚”，横看竖看，看不进脑子里去。
姊姊反转过来安慰我：“你何必心灰意冷呢？不见得间间公司是这样子，酒店这行是油炒饭，工作人员一艮莠不齐，你别这样看不开，酒店里也有好人吧？”
“有。行政经理，是个英国人，除了揽权，什么毛病也没有──他是同性恋。”
姐姐忍不住又笑。
我喃喃的诅咒，“那个贼老头，脑筋动到我身上来了，还升我级呢，见他的大头鬼。”
“要赚钱嘛，”姊姊冷笑，“跟着我走。有钱的人就是这点贱，大把银子捧看来孝敬我，我还挑呢！那么老的，我可不要，老娘不等钱开饭。你还出去受什么气？好好就在家里给我太太平平的休息。”
廿多岁的人休息？休个鬼，耽在家中，那还不迟早闷死。我觉得很痛苦，还是看报纸找工作。
姊姊说：“如果我手头上有好的男孩子，我就介绍给你认识，可惜那一大班色鬼与纨绔子弟……”
我放下书。“最低限度他们从来没有假装他们是正人君子，你不晓得在写字楼里那些男人，都是些被着羊皮的狼，根本分不出真假。至少你认识的那些人，对你付出代价，公道得很。但是我认识的那一群，都想白倒便宜，那才真的卑鄙呢。”
“你看穿了？妹妹？”姊姊笑。
“看穿了。不过你管你走那条路，我还是在中环找工作。”
姊姊说：“你的毛病是长得太漂亮，连女人见了你，都忍不住要摸你一把。”
“见你的鬼。”
“啧啧，看你那种惹火的身裁，我是老板娘，我就不用你这种伙计，那还得了。”
我没好气，“你算了吧，你。”
现在我什么工作的途径都没有了。私人洋行，那种小公司，老板刮皮得要死，巴不得女职员都倒茶扫地都干的，我又不想去。大机构人事复杂得要命，我又怕。
空中女侍应？那不行。还有什么好做的？
或者可以做别人的太太。运气好的话，找个可靠的长期饭票，优哉悠哉地过一辈子。运气好。
二十三岁生日那天，姊姊送我一只金表。那天下大雨，我又得去见工，姐姐唔我吃午饭，并且握我的手，说：“祝你成功！”说完之后很犹疑的问：“是份什么样的工作？”
我说：“你不会相信，某总经理需要中文翻译秘书。”
“色狼。”姐姐马上下了定语，“色狼。你要当心，妹子。”
“你见过很多色狼？”我摸着下巴问。
“男人基本上都是色很。”姊姊坦白的说：“看他们的春情被激发到什么地步而已。女人一般都是财迷：珠宝、皮裘、房子、车子，什么都最好一把抓在手中。”她仰头大笑起来。
人性在姊姊眼中，就是这么简单，她的世界是明澄的，清洁的，尽管她是人们口中的捞女，而事实上她的确是个捞女：一般良家妇女口中的狐狸精，她内心清洁十分。
我到那间洋行去见工，穿得像个老姑婆。深灰色法兰绒套装，深色袜子，黑色皮鞋，黑色手袋。只戴一项略为俏皮的帽子，小小的所谓“药盒”，帽顶有根孔雀毛。我带着那张疲倦的文凭──
一张薄薄的纸，来回次数夹带得太多，都起绉纹了。
秘书小姐来传我进去，我到总经理室，满以为是个外国人，却看见一个中国人。
中国人请中文秘书干什么？混账，分明是混账。
他是一个年轻人呢。看见我征了一怔。用流利的英语说：“我知道你心中在想什么。中国人还请中文秘书！”他笑一笑，“但是小姐，我不是中国人──”
又是日本人！
“我是越南华侨，家里在越南生根落地百多年以上，我并不会中文。这次我们家族走得……快，你明白？所以在香港也略有基础。这样下去，不懂中文是不行的，所以请个秘书，人家在我身边说些什么，我可以明白。”
精明的生意人，难怪能够卷土重来，在香港再开始萌芽、生根。
他的态度很文雅。于是我又接受了这份工作，月薪？两千八。连三千元都不肯给，典型的生意人。再文雅也还是生意人。他们的钱全活该留着给姊姊捞。
可是工作很清闲。他这个人也很规矩，他把我放在他的两个女秘书一起坐。我光负责中文，但凡有中文关于钢铁业的消息，便剪下翻译成英文给他存档案。工作至为简单。
无论我穿什么衣服，他都不多加注意，见面大家点个头，连称呼都没有的。这么太平的工作，简直像个养老院，我又觉得不够刺激。什么都管不到。
那两个女秘书与我并不友好，但相处得客客气气，一天八小时以上花在这间写字楼里，真是说不出的烦气。看来我血中也流着与姊姊同样不安份的血液，没工作找工作，有工作又嫌工作。
我有时也听女秘书们偷偷的说话：“……老板已有太太的。”
“这也不稀奇。”一个说。
“但是他还有情人呢。”
“现在男人跟他们的祖宗也并没有什么不同，照样的三妻四妾，只怕没钱，有钱的话，女人们照样的送上门去。你说是不是？”
“像咱们老板这么一表人材，恐怕你有机会的话，也来不及的送上门去呢。哈哈哈。”
“去你的！”
“谁不花男朋友的钱？你说！说穿了不过多花点与少花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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