铃子：那个主人公象征着人间的邪恶。
高桥：但我八十岁的爷爷无法理解这么复杂的事情。（笑）
铃子：在这部电影的创作中，你会认为“啊，这里我明白，要是我，也许也会去做的”吗？
高桥：你是说，如果有一定的条件，我也会干他们那样的事情？
铃子：是的。
高桥：有这种可能。
铃子：有吗？
高桥：但这只是从理论上讲的，从感情上讲，我是不会做的。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影片中的罪犯自身有被性虐待的背景。他之所以要杀死女人，是为了报复虐待自己的成年女人。这是一定假定的情况。但是现实的案件中，却不一定有这个动机。
铃子：确实如此。
高桥：电影当然都是虚构的，必须要有一个能让观众理解的明显的动机。但在现实的案件中，即使是犯人自己，如果被问到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也许不会有一个明确的答案。我们的导演天泽也这么说。
高桥：不过这很难。
铃子：你们的影片获得了“银河奖”，我再次向你表示祝贺。
高桥：谢谢。我只是一名演员，演戏是我的工作，我要力争演得像一名罪犯。但是，给你们投稿的人没有受到任何人的强迫，正如你所说，有人说“理解他们的心情”，这是为什么？
铃子：大部分的明信片都是匿名的，可能自己也觉得理解罪犯的心情和与他们产生同感也不太好。
高桥：是的。
铃子：但是，理解心情，这即使是对本人，是不是也很可怕？
高桥：他们在什么地方能和两名罪犯产生共鸣呢？
铃子：有的男孩子清楚地写着“欺负女孩子”。
高桥：这说的倒是实话。
铃子：但大多数人还是认为他们是要和警察和媒体作对把全国搞得一团糟？
高桥：也许还想通过电视成为名人。
铃子：不能说是百分之百，但也差不多吧。
高桥：完全没有反体制的心情？警察和媒体的体制是乱。
铃子：没有。
高桥：铃子，你是不是为了出名才做播音员的？
铃子：这个嘛……啊，那个时候没有任何动机。
高桥：我也不是为了让女孩子喜欢才当演员的。（笑）没有出名的时候不会有人喜欢，但出了名以后呢？我有这种想法，确实有，但这不是动机。太难了。
铃子：其实，犯下滔天罪行的罪犯和认为“理解他们”的人之间的距离还是很大的。特别是青少年，是个敏感的年龄，他们对好事和坏事都容易产生共鸣。
高桥：心太软。
铃子：是的。所以，只有一部分人在明信片上写自己也可能会做那样的事情，但我认为有这种想法的年轻人一定很多。
高桥：你们搞这种邮寄明信片的活动，而不是通过互联网或传真，是不是也有这个原因？
铃子：是的。传真和互联网的速度是不是很快？他们没有时间再重新看一遍自己写的东西。所以，我们让他们把自己的想法写下来寄出来，当然这些想法自己也会马上忘记，但是，写明信片或写信都是很麻烦的事情，必须要把自己经过一段时间考虑的想法写成文章，然后再出门去寄信。
高桥：也许在去寄信的过程中改变自己的想法，自己是不是说过头了？
铃子：头脑冷静下来，寄到我这里的写在明信片上的想法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高桥：说句过头的话，和通过传真和互联网写情书，他们不希望写信。说“理解他们心情”的男孩子们对罪犯的家人是怎么看的？
铃子：嗯。对罪犯家人的报道不是很多。
高桥：和栗桥和高井相比确实太少了，开始的时候一点都没有。最近好像有关于那名女高中生Ｈ的母亲，还有那位爷爷，Ａ。
铃子：那位开豆腐店的老人，让罪犯折腾得够呛。
高桥：他收到了被害的外孙女的手表。我看过记者采访他的情景，因为经过了处理，看不清他的脸，也听不出他的声音，只觉得他的声音哽咽。那个人虽然比我爷爷年轻，但也属于同时代的人。他一定会认为罪犯都是社会的渣滓。这些社会渣滓杀死了他的宝贝孙女，如果要问这件事的话，他一定会回答的。我们这一代人是不是也很难理解爷爷他们那一代人在战争中杀人？既然讨厌被人命令去杀人、讨厌被征兵，为什么不逃走呢？
铃子：你和爷爷谈过这个问题吗？
高桥：谈过，小的时候。（笑）
铃子：你爷爷是怎么回答的？
高桥：如果Ａ也看《流行时报》，当他得知很多人认为“理解他们的心情”、“自己也会做同样的事情”，一定会感到不可思议。如果Ａ先生问你现在的年轻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你会如何回答？
铃子：嗯。
高桥：我只能说你即使解释了他也不会明白，这和战争的话题是一样的。
铃子：确实如此。对这起案件，高桥君和我的想法完全不同。我还是不希望“把女孩子当做玩具扔掉”的男孩子越来越多，我不是女权主义者，我这把年纪的阿姨还独自在《流行时报》上努力，就是要和那些认为女孩子就是为了成为男人的玩偶尔存在的人斗争，一直斗争下去。所以，今天《日本文献》连载中的报告文学……
高桥：那个叫前烟滋子的女撰稿人？
铃子：是的，我特别高兴那篇报告文学是一位女性写的，由一名女性来分析栗桥浩美和高井和明的罪行，是有深远意义的。我们还是言归正传吧。因为要保守秘密，所以只能简单地谈一下，但电话交谈室里有志愿者，为了让烦恼的人轻松起来，可以不报姓名地在那里畅所欲言。在栗桥浩美和高井和明死了并查明他们就是罪犯的期间，一天有好几个打来电话说自己就是罪犯，当然这些都是假话。还有人说我的朋友是罪犯。更多的还是说自己是罪犯，所有的事情都是他做的。
高桥：这可是和寄明信片的人不同的反应。
铃子：我个人认为，和说“理解他们的心情”的男孩子相比，这种说假话的人更是可怕。他们说这种假话到底想要得到什么？这种人能得到什么好处？
前烟滋子12月23日才得知日高千秋的母亲日高道子聘请了律师，准备向栗桥浩美和高井和明的家人提起损害赔偿诉讼。
那一天是天皇诞生的纪念日，因为到了年底，昭二去了工厂。滋子正想打开电脑准备继续写报告文学的时候，很久以前曾在一起共过事的熟人打来电话，没有过多的寒暄，他把日高道子聘请的女律师的姓名、事务所和联系地址告诉了滋子。
滋子拿出记事本记下了他说的情况，向他表示感谢，并笑着说：“这些情况如果是真的话，那将是非常好的素材，你为什么要告诉我呢？”
“我不做犯罪方面的工作，而且滋子正在做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我感到非常荣幸。”
“我认识《日本文献》的手屿先生，他是业界非常有名的人物。”
“创办的杂志是不是快倒闭了？” 对方无所谓地笑了，“在他所创办的杂志中，《日本文献》的寿命是不是最长？托前烟的福，杂志的发行量好像又在增加，这很难得。”
“原来的发行量不大，但现在不同了。”
“他们没有和我谈过发行量的问题。”
对方发出爽朗的笑声。
“那个名叫浅井的女律师不仅负责日高道子，还邀请了这起案件其他被害人的家属，好像要举行一个什么集会。”
“他们是要组织被害人联盟吗？”
“有这种可能，但这位女律师很年轻，不太成熟，一个人应该做不成，也许律师事务所会完全负责吧。”
滋子在“律师浅井佑子”几个字上画了个圈，打了个问号。她把电脑的显示器换了个画面，一个三维动画在跳来跳去。
如果被害人的家属真的要组织联盟的话——无论是谁组织，都会邀请媒体参加的，会召开一次正式的记者招待会。只有到那个时候，才能进行正式的评论。对滋子的报告文学而言，当然需要被害人家属的心声，但不可能通过这种方式获得，这并不会引起她太大的兴趣。
“前烟，你是不是还没有见到任何一个当事人的家属？”对方在问她，“栗桥的家人，或者是受害人的家属。”
“是的。”滋子的回答很简单，撒谎的时候不能说话太多，她想把电话挂了，现在正是她写作的最好时间。
“我想在浅井佑子的律师事务所举办被害人家属聚会前和他们接触一下，和每个被害人的家属，如果有什么消息的话，我会再告诉你。只是去看看，不知道会有什么收获？我们记者当然要去，但前烟的目标不是特讯记者，所以也不用太上心。”
滋子想起这个叫不上名字的熟人的模样了，年纪和滋子差不多大，是个工作很认真的人。他没有什么恶意，也不需要欺骗她，但他对滋子这么热情，一定有什么目的。
“是的，我不是太关心，谢谢你的关心。”滋子的话仍很简单。
“我衷心希望滋子的工作取得成绩，我相信你能写出好文章，我为自己没有看错人而感到高兴。”
他说完后，终于把电话挂断了。滋子叹了口气也把电话放下了。
她移动鼠标，电脑上又出现了她写的文章，这是从昨天就一直写了删、写了改，删了再写的那一部分。也就是连载的第六部分，刚刚写了一个开头。
她不是不喜欢这段文章，也不是写作的方法问题。这是因为以前的问题，是现在这样写行不行，这些能不能作为第六部分连载？
第四部分和第五部分主要介绍了栗桥浩美和高井和明的少年时代和他们生活过的小镇的情况，镇上的人对于滋子的写作给予了很多帮助，讲了许多有关他们两人的事情。这两个人的家人已经搬离了小镇，大家觉得很高兴。
为了搜集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