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次精简整编。1956年，国家经济建设在反保守思想指导下出现冒进，导致新的财政赤字。军队也因对国际形势估计不足和工作上的原因，总定额达到383万人。9月，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根据国际形势和国内经济建设的情况提出，把军政费用由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占财政支出33％，降到20％左右，其中军费降到15％左右。据此，在军委副主席彭德怀和军委秘书长黄克诚主持下，于11月25日拟定了《关于裁减军队数量加强质量的决定》，经1957年1月军委扩大会议通过后报中央批准实施。计划确定两年内裁减全军员额三分之一，保留250万人。裁减重点是合并总部及各级机关，防空军与空军合并，撤销公安军，减撤军队的预备学校和文化学校，精简兵役机关。这次精简整编1958年完成，全军员额降至240万人，是新中国建立后的最低数。这一年军费降至财政支出的12。2％，行政费降至5。5％。
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1949。10—1956。9）
全军开展大规模文化教育运动
毛泽东指出：“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从诞生之日起，就始终把部队的文化素质作为战斗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把提高全体官兵的文化知识水平作为军队建设和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
在新中国成立前20多年，虽然战斗频繁，环境艰苦，各部队仍采取各项措施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文化教育，使部队官兵的文化素质有了普遍的提高。但由于广大指战员在旧社会被剥夺了学习文化的权利，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下虽然学习了一些文化，但多数人的文化水平依然很低。据新中国建立之初时统计，“战士的文化程度，初小以下者占80％，其中识500字以下的尚有30％左右。干部中不及高小程度者约占68％”。这种状况成为学习现代军事科学和军事技术，进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一大障碍。1950年，毛泽东主席提出：“军队今后整训，首先以文化教育为主，在连、营、团、师、军区各级，普遍举办干部战士的在职文化学校，并由师以上领导机关抽调干部，举办速成文化学校。”同年8月1日，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精神，颁布了《关于在军队中实施文化教育的指示》，要求“全军除执行规定的作战任务和生产任务外，必须在今后一个相当时期内着重学习文化，以提高文化为首要任务，使军队形成一个巨大的学校”。
1950年10月由于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这一计划未能在全军得到全部实施。1951年6月，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结束后，从根本上扭转了朝鲜战局，战争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于是，中央军委于1951年12月决定，从1952年6月到1953年5月，全军的教育训练“除海、空军及雷达部队之有文化者外，均执行以文化教育为主的方针”，开展一个以扫盲为重点的文化学习运动，用50％的训练时间进行文化教育，要求在一年内扫除干部战士中的文盲，并将初小毕业或高小毕业的干部战士分别提高到高小毕业或初中一年级的程度。为实现这个目标，中央军委于1952年专门制定了《部队文化教育大纲》颁发全军。
中央军委的指示和《部队文化教育大纲》下达后，各部队根据《大纲》的要求，积极制定教育计划，挑选配备文化教员，编写教学参考资料，建立各类文化学校，全军迅速掀起了大规模的文化学习的热潮，大军区、海军、空军、二级军区、军委直属队，普遍开办了文化速成中学；三级军区（省军区）和师开办了文化速成小学。全军共创办了262所文化速成学校，调配一批中高级干部任校长，抽调了大批干部离职学习。各部队的文化教育由党委统一领导，各部门密切配合。团以上单位设文化教育委员会，由领导干部和司、政、后机关负责人共同组成，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负责安排文化教育的课程、时间，解决经费、设备、教材、教员学员调配等问题。
整个部队的文化教育，以提高广大官兵的文化水平，培养大批工农知识分子，帮助于部战士掌握现代化的军事装备与技术，增强部队战斗力为根本目的。各部队根据这一目的，在文化教育过程中，以干部为重点，以消除文盲为目标，以文化速成学校为干部文化教育的主要组织形式，兼顾了对具有高小以上文化人员的继续提高和在职干部的教育。
各个部队在文化教育过程中，十分注意从实际出发，不断改进教学方法，使文化教育符合“速成的、联系实际的，但又是正规”的原则。基本做法是：
（1）打好基础，逐步提高，力戒高指标。
（2）力求实效，正确掌握教学进度。处理好“突击”性学习与“巩固”已学成果的关系，反对和克服“速”而不“成”的形式主义与指标主义。
（3）统一训练，灵活实施。统一教学方针、计划、课程、教材、学时、编制、编班升级制、考核验收制、基本的教学程序等，同时允许各单位有一定的灵活性，做到“既不乱，也不死”。
（4）适时推广先进经验。
1952年开始的全军大规模文化教育运动，据统计大约有150万干部战士参加了文化学习，占应学人数的80％。全军选配了14万名知识分子担任各级文化教员和文教工作人员。这样大规模地进行以文化教育为主的训练，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史上还是第一次。各级领导干部走上文化教育第一线领导文化教育。广大指战员在“建军备战学文化”的口号鼓舞下，如饥似渴地学习科学文化知识。课本随身带，有空学起来。在军营里，在训练场上，在工作岗位上，甚至在火车、轮船、汽车上，都可以看到干部、战士埋头刻苦学习的情景。
经过一年文化学习，部队广大指战员的文化水平发生了明显变化。一大批文盲、半文盲干部、战士的语文达到了高小或高小毕业程度。全军包括因特殊原因未进行学习的部队在内，初小语文、算术两门课程未达到毕业的人数，已由67。4％下降至36。2％。达到初小语文、算术两门课程毕业以上的，由32。6％上升至63。5％。学习成绩突出的“塔山英雄团”，有90％的人员达到高小语文毕业以上程度。1953年5月，全军实行大会考，各科总平均成绩达到80分以上，不及格率仅5％左右。
随着部队文化水平的提高，不仅广大干部战士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提高了，视野开阔了，思想活跃了，政治素质增强了，同时为学习现代军事和军事技术，建设现代化的军队打下了初步的基础。特别是通过开展大规模文化教育学习运动，还锻炼与提高了大批从事文化教育工作的知识分子。许多文化教员克服了轻视工农兵的思想。有些工农出身的干部也消除了同知识分子的隔阂，纠正了对知识分子的偏见，进一步加强了工农分子与知识分子的团结，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
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1949。10—1956。9）
中国人民志愿军取得上甘岭战役重大胜利
中国人民志愿军1952年秋季战术反击作战，取得了重大胜利，先后对敌60个目标攻击77次，毙伤俘敌2。7万余人，使敌人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
敌人认为，他们已在作战上丧失先攻之利，在精神上处于萎靡状态，作战主动权已经转到志愿军手中。于是为了迫使志愿军转入守势，扭转其所处的被动局面和谋求在谈判中的有利地位，决定马上组织进攻作战。为此，1952年10月14日，“联合国军”集中兵力发动了以上甘岭地区为主要进攻目标的“金化攻势”，企图改善金化地区的防御态势，破坏志愿军正在进行的战术反击作战，并查明志愿军坑道阵地情况，为其尔后进攻创造条件。
上甘岭位于金化以北3公里，其西北的五圣山，是朝鲜中部的门户和战略要地，在志愿军的正面防线中处于至关重要的地位。前沿的两个战术要点为597。9高地和537。7高地北山，是志愿军防御阵地的突出部，楔入敌人阵地，可钳制金化，控制南北交通。“联合国军”用于进攻的部队，开始为美军第7师和南朝鲜军第2师，以后又陆续投入南朝鲜军第9师和美军空降第187团、哥伦比亚营、阿比西尼亚营，另有18个炮兵营（105毫米口径以上的火炮300余门）和170余辆坦克、3000余架次飞机支援，总兵力共6万余人。志愿军先后参战的部队是第15军45师、29师86团和87、85团各一，第12军31师（欠2个营）和34师106团（后改为102团），炮兵12个营另9个连，共4。3万余人。
这次作战的特点是由战斗发展成为战役规模，作战地幅之小，投入兵力之多，持续时间之长，战斗激烈程度是战争史上所罕见。作战双方在3。7平方公里的一个半连的阵地上，反复争夺43天。“联合国军”每天集中优势兵力和猛烈的火力进行轮番攻击，共发射炮弹190余万发，最多时一天达30余万发，投掷炸弹5000多枚，将两个山顶的土石炸松1—2米。志愿军防守部队为粉碎敌人的进攻，采取了“坚守阵地，寸土必争”的指导原则，依托坑道工事，进行了艰苦顽强的防御作战。全战役分为争夺表面阵地、坚守坑道、进行反击3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0月14日至20日，“联合国军”先后投入17个步兵营，每天都在大量飞机、火炮支援下，进行多路多批、持续不断的攻击。志愿军防守部队在纵深少量火炮和部队的支援下，依托坑道工事，白天阻击，入夜反击，表面阵地失而复得、得而复失。经过多次反复争夺，两个高地的表面阵地被敌占领，志愿军防守分队在大量杀伤敌人有生力量后转入坚守坑道作战。在14日反击597。9高地战斗中，135团7连排长孙占元率领突击排进至该高地山腰时受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