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只有依靠苏格兰场，并且要靠特勤处来安排。
普雷斯顿给警察兰德打了个电话，在家中找到了他。在兰德的帮助下，优先安
排他在星期六的下午到苏格兰场声音分析科去见面。只找到一个技术员，正在看足
球赛，不愿意来工作。但到底还是来了。他是一个瘦瘦的年轻人，戴着水晶眼镜。
他把普雷斯顿的录音带放了五六遍，观察波形显示屏上那上上下下起伏的亮线，记
录声音中那些细微的音调音质的差别。
“同一声音，”他最后说，“没问题。”
星期天，普雷斯顿靠外交使团名单识别出了那个声音的本人。他还拜访了一位
在伦敦大学理科系的朋友，跟他磨了一天，问了好多问题。最后，给伯纳德。亨明
斯打了个电话。
“我认为，有些问题应该向帕拉根委员会汇报，爵士，”他说，“最好是明天
上午。”
帕拉根委员会上午11点碰头，安东尼。普鲁姆爵士叫普雷斯顿汇报。尽管伯纳
德。亨明斯爵士表情严肃，但会上总有一种盼望的情绪。
普雷斯顿把发出阿森松岛文件以后两天来的情况尽量简单扼要地叙述了一遍。
讲到贝伦森先生星期三晚上从公用电话间打出了奇怪而又简短的电话时，会场里发
出一片感兴趣的骚动声。
“你们给那个电话录音了吗？”佩里。琼斯爵士问。
“没有，爵士。我们到不了跟前；”普雷斯顿回答。
“那你认为他打电话干什么呢？”
“我认为，贝伦森先生是通知他的上司在哪儿接头，可能是用代号来表示时间
和地点。”
“对此你有什么证据吗？”内务部的休伯特。维利尔斯爵士问。
“没有，爵士。”
普雷斯顿继续讲述他去冰淇淋店、《每日电讯报》的遗弃以及被店主亲自收走
的情况。
“你们设法找到那张报纸没有？”斯特里克兰爵士问。
“没有，爵士。搜查冰淇淋店就会导致白诺蒂先生被捕。但是，如果报纸里有
什么东西的话；而贝伦森也可以狡辩说他犯了疏忽大意的错误。”
“这么说，你认为到冰淇淋店是去接头吗？”安东尼。普鲁姆问。
“我敢肯定。”普雷斯顿说。他继续讲第二天把冰淇淋送到12个顾客家的情况，
他如何录了11家的嗓音样带，以及贝伦森在当晚接到错电话的事。
“当晚打了电话，说是打错了号码，道了歉并挂了电话的嗓音，正是收到冰淇
淋的一个顾客的嗓音。”
桌子周围一片沉默。
“会不会是巧合呢？”休伯特。维利尔斯不无怀疑地问。“在这个城市里打错
电话的真是太多了。我也总是接到错电话。”
“我昨天跟一个朋友查了一下，他能用电脑。”普雷斯顿平静地说。“一个人
在这个有1200万人的城市里到一家冰淇淋店吃了一份冰淇淋；那个冰淇淋店主第二
天上午向12家顾客送了冰淇淋；顾客中的一个又在半夜里给吃冰淇淋的人打了一个
错电话。这种偶然的机会只是百万分之一。星期五晚上的电话是一个安全收到情报
的通知。”
“让我想一想，看我是否听懂了。”佩里。琼斯爵士说。“贝伦森从三位同事
手中收回我那份精心制造的文件复印件，假装把它们都剪碎销毁了。实际上他留下
了一份。他把文件叠在报纸里，把它留在冰淇淋店。店主收起报纸，把文件用塑料
布包起来，第二天藏到冰淇淋中送到上司的手中。上司给贝伦森打电话，说他收到
了。”
“我认为就是这么回事。”普雷斯顿说。
“一百万比一的偶然性。”安东尼。普鲁姆小声说。“奈杰尔，你怎么看？”
这位秘密情报局的局长摇起头来。“我不相信这种百万比一的偶然性，”他说，
“在咱们的工作中是不可能的，是不是，伯纳德？不可能，这明明是个接头，从情
报员到上司，经过中转站白诺蒂。约翰。普雷斯顿的分析很正确。祝贺你。贝伦森
是我们找的那个人。”
“那么，你发现这个关系后怎么处理了？普雷斯顿先生。”安东尼爵士问。
“我把所有监视贝伦森先生的人都调过来监视他的上司。”普雷斯顿说。“我
已经把他找出来了。说实在的，今天上午我就和侦察哨们跟上他了，从他的玛丽勒
勃恩的住宅一直到他的办公处。他是一个单身汉，一个外国大使，名字叫简。马雷
先生。”
“简？听起来像捷克名。”佩里。琼斯爵士说。
“不是，”普雷斯顿郁郁地说，“简。马雷是南非共和国使馆的大使。”
大家一片沉默，似乎不敢置信。斯特里克兰爵士以一种外交上不适用的话说：
“真他妈见鬼！”所有的眼光都投向奈杰尔。欧文爵士。
奈杰尔。欧文爵士坐在会议桌的一端，他很受震动。他暗自想道：如果是真的，
我要割掉他的睾丸当酒菜下酒。
他想到了亨利。皮埃纳尔将军——南非全国情报局局长，前南非国家保安局局
长的接替人。对于南非人来说，雇佣一些英国流氓打手去抢劫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
党是一回事；在英国国防部安插一个间谍却是另一回事。这是两个局之间的宣战。
“先生们，我想得到大家的恩准，我准备用几天时间把这件事深入地调查一下。”
奈杰尔爵士说。
两天以后，即3 月4 日，撒切尔夫人曾经召集并商量提前进行大选的内阁大臣
之一，正在伦敦荷兰公园的家中和太太一起吃早饭。太太正在浏览一本休假指南。
“希腊的科学海峡挺好，”她说，“或者克里特。”
没有回答。她又强调说：“亲爱的，今年夏天咱们可真得出去好好休息两周了。
都两年了。6 月份怎么样？在旅游盛季最拥挤的高峰之前，而天气又是最好的时候。”
“6 月不行。”大臣说。连眼皮也没抬一下。
“可是，6 月多美呀！”她争辩说。
“6 月不行，”他重复说，“除了6 月，什么时候都行，亲爱的。”
她瞪大了眼睛。“6 月有什么事那么重要？”
“你甭管了。”
“你这个老滑头，”她气喘吁吁地说，“又是玛格丽特，是不是？上周日在切
卡斯的秘密谈话。她想到乡下去，而我却倒霉了。”
“嘘——”她丈夫说。但是，凭25年的经验，她知道她言中了。
她抬起头，看到他们的女儿艾玛正站在门口。“你要出去，亲爱的？”
“是啊，”姑娘说，“回头见。”
艾玛。劳克伍德，19岁，艺术学院的学生，热衷于激进派政治。她讨厌父亲的
政治观点，竭力以自己的生活方式来抗议他们。在她父母所能忍受的限度之内，从
不错过反核示威和左翼的抗议游行。她的抗议方式之一还有和西蒙。迪瓦国一起睡
觉。他是一个专科学校的讲师。他俩在一次示威中相识。
他并不是什么好恋人，只是用狂热的托洛茨基主义和对“资产阶级”的切齿痛
恨来吸引她。在他的眼里，任何不同意他的观点的人都是资产阶级。比资产阶级更
强烈地反对他们的人，便冠以法西斯分子。当晚，在枕头边，她把早晨在门口听到
的父母的闲话告诉了他。
迪瓦因是一系列革命研究小组的成员，并为内部发行的强硬左派刊物热情撰稿。
两天以后，他在跟一个编辑一起讨论稿时，提到了从艾玛。劳克伍德那儿听来的消
息。他为这个编辑写了一篇稿，文中号召考莱工厂热爱自由的汽车工人们，利用一
名工人因偷窃而被开除的事件，捣毁工厂的生产线。
编辑告诉迪瓦因说，这篇文章的煽动性还达不到出版的要求，但他答应跟同事
研究一下，并告诉他说，这事谁也不要告诉。迪瓦因离开后，这个编辑确实跟他的
一个同事研究了一下，这是他的消息渠道，而这个渠道又把消息传给了后台老板苏
联使馆。3 月10日，这个消息就传到了莫斯科。迪瓦因如果知道会这样的话，一定
要给吓坏的。作为托洛茨基的全球性一次革命理论的热情追随者，他痛恨莫斯科及
其一切主张。
英国机构内部的一个大间谍的后台竟然是一名南非外交官，这使奈杰尔。欧文
大为光火。他采取了惟一的选择——直截了当地向南非全国情报局摊牌并让对方做
出解释。
英国秘密情报局与南非全国情报局（前身为国家保安局）之间的关系是很微妙
的。按两国的政治家们的说法是“根本不存在”。更实际点说是“互不亲近”。‘
关系是有的，一但出于政治原因，很不融洽。
由于人们越来越反对种族歧视政策，南非与英国历届政府的关系都很僵，而且
在工党政府时比保守党更糟。在19de——1975年工党政府掌权期间，由于罗得西亚
政局一团糟，这种关系竟然奇怪地保持下来了。工党首相哈罗德。威尔逊承认，他
需要所能得到的关于伊恩。史密斯的罗得西亚的一切情报，以实施他的制裁。而南
非人是掌握大部分情况的。当他们下野、保守党于1979年5 月东山再起之后，这种
关系又继续下来，原因是由于纳米比亚和安哥拉，他们不得不承认，南非人民那里
有很好的关系网。
关系从来都不是单方面的。正是由于英国从西德得到信息，说东德与南非海军
准将迪特尔。格哈特的老婆有联系，而使他后来被当做苏联集团间谍遭逮捕。英国
还利用秘密情报局包罗万象的档案，抛出几个人的材料并透露给南非，说这几个人
是苏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