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到徐水县城天快黑了，白宝山在商店买了一条红色带黄道的尼龙袋，谢宗芬并不知道白宝山来徐水做什么，也不知道他买尼龙袋有什么用处。她就是陪着白宝山，白宝山去哪儿，她也跟着去哪儿。
白宝山雇了辆三轮车，沿铁路把他们拉到一个地方。下了车他问谢宗芬：“能走路吗？”谢宗芬说：“你能走，我就能走。”白宝山不再说话，走在前面，把她领到一片旧窑地附近。这地方周围都是玉米地，有一个由于挖土而形成的烂泥塘。
白宝山对谢宗芬说：“你在这儿等着，我去找点东西。”
谢宗芬站在玉米地边上等他，大约半个小时，白宝山从砖窑的泥塘那边走回来，手里拿着一个长形的包。他把包打开，谢宗芬看到一个塑料雨衣，再打开，里边竟是两支长枪，一支带刺刀的，一支不带刺刀。
谢宗芬骤然就害怕起来，她问白宝山：“这枪是哪儿来的？”
白宝山说：“抢的。短的这条，是在后边兵营抢的；带刺刀那条，是在北京抢的。”
谢宗芬懵懵懂懂，但她知道这不是好事，不说话了。
白宝山把“81—1”自动步枪的弹夹取下来看了看，里边没子弹，又装上，把两条枪用雨衣重新封好。
谢宗芬这时转过来些神，劝他说：“你把枪扔了吧，没枪咱们也能生活。”
白宝山说：“我不能扔，我扔了，我没法生活。”
谢宗芬说：“我害怕。”
白宝山说：“你害怕我也不能扔，你知道我弄这两把枪多不容易？这是拿命换来的。”
谢宗芬见他这样说，又顺着他了，说：“不扔就不扔吧，我不管你。”
白宝山说：“枪先放这儿，我回头再取。”
谢宗芬说：“这干啥？既然来一趟，就带走吧。”
白宝山说：“不能带，我没找到子弹，带也没用，带上更麻烦。”
没找到子弹是实话，要不他也不会耽搁那样长的时间。
他带着谢宗芬沿铁路朝远处走一段，在铁路边的一座坟丘附近挖了个坑，把枪埋好，做好标记。这地方有一座坟，一溜七棵树。
回来的路上白宝山对谢宗芬说：“这件事你跟谁都不要讲，跟我家里人也不能讲。你要是说出去，我就对你不客气。”
谢宗芬点头说；“我不讲。”
其实她的大脑并不是不转动的，她见到枪很吃惊，也大体想到了她男人是个什么人。但她仍觉得，这个男人对她是信任的。
两人当晚返回北京。
夜里，白宝山的小屋亮着灯。两人躺在床上，白宝山像讲故事一样，把他在北京连续做的几起案子，以及在徐水开枪打死军人的过程，一件件讲给谢宗芬听。
他有炫耀的意思。
谢宗芬瞪着黑漆漆的屋顶，这些故事对她来说像天方夜谭一样，她听着心里害怕，始终没有作声。
白宝山讲完之后对谢宗芬说：“我现在是没钱，可我将来会有钱的，会有很多钱，你信不信？”
谢宗芬说：“我信。”
白宝山说：“你别小瞧我，”
谢宗芬说：“我没小瞧你。”
白宝山说：“好吧你等着，我会让你明白，我是什么人。”
如果说在此之前，谢宗芬对白宝山有一种盲目信任的话，在此之后她应该猛醒了。她已经看到了枪，也听到了白宝山给她讲的杀人故事。他说他会有钱的，他还说很可能他还要杀人。但谢宗芬并没有醒悟，她的前期思想和后来做法有一段空白，很难衔接上。
谢宗芬被捕后，不止一次做过这样的表述：“我没办法”，“我管不了他”，“我们总生气，只好这样，他做他的事情，我干我的生意”“反正我管他也没有用处，他不听我的，还会打我，我只能顺着他……”
听来的东西不可怕，可怕的是自已经历过的事情，白宝山对她的危险性，谢宗芬以后才慢慢体会到。
这首先是白宝山对谢宗芬的控制。这种控制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精神控制。
白宝山在后来的供词中说：“从徐水回来，谢宗芬看到了枪，我当时的感觉她不会吉发我，但我没有把握。我就把我犯罪的经历一步步地讲给她听。我用这种方法控制她。她知道我的事情越多，她和我的关系就越紧密，她越不敢去告发我……”
这似乎是有道理的。
第二条，就是不断地直接地威胁她。
白宝山对谢宗芬说：“我有枪的事，只有你一个人知道。这可是关系列性命的事。你要是透露出去，我先杀了你。我不仅杀你，还要去四川，杀你的全家。我这人是说到就能做到。”
这种话，他向谢宗芬说过多次。
谢宗芬始终守口如瓶，没向任何人多说半句，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第三，是殴打她。
两人以前也吵嘴，也动手打过架。白宝山是个倔人，谢宗芬也有犟脾气，人很好心肠，但有自己的小主意。自从谢宗芬看到枪，事情便发生了根本的转变。白宝山要求谢宗芬必须服从他。除却生意之外，他要干什么，谢宗芬必须跟着去做。谢宗芬不愿意，他抬手就打。谢宗芬跟他跳，他就朝狠处打。有一次，他把谢宗芬打得一个星期起不来床。
两人形成了很独特的关系，说感情两人都有感情，这在后来的一系列事件中我们会看到，说危险也极其危险，事实上，谢宗芬的性命就攥在这个男人的手上。
除了感情的纽带，或者说是白宝山的性需要，连接着他们，谢宗芬在他作案上，也有可利用的价值。这一点白宝山是看得很清楚的。谢宗芬可以做他的掩体，这在上次去徐水他已经体会到了，同时，谢宗芬有身份证而他没有，外出作案，没有谢宗芬他将寸步难行。在他的严密控制下，谢宗芬已变得对他没什么危险性了，即便有那种迹象，他随时都可以杀掉她——他相信自己完全能够做到这一点。
三天后，白宝山独自一人再下徐水。他不放心，惦记着那些没找到的子弹。
这次他没告诉谢宗芬，单独行动，只去了一天。他想到白天比夜里好寻找目标，因此，一早就出发了。来到旧窑前，果然不到半小时就找到了埋子弹的地点。时隔一个月，他做的记号被雨水冲掉了，他是凭着记忆和周围几棵树确定的方位，把子弹挖出来的。然后把它们重新埋在铁道旁，距上次埋枪的地方大约10米。下午，他坐长途车赶回来。
拖了一星期，他对谢宗芬说：“子弹找到了，你跟我把枪和子弹取回来。”
两人下午出发。仍带着上次购买的尼龙包。来到徐水，挖出枪支和子弹。白宝山把“81—1”式自动步枪装进尼龙包，那支他使用过的“五六”式步枪重新包好埋回原处，子弹全部裹在身上——处理完毕之后，他让谢宗芬在玉米地里僻了30多穗青玉米，放在尼龙包上边做掩护，两人直奔徐水火车站。
后半夜2点半，他们登上一列开往北京的慢车。
凌晨5点，他们在丰台火车站下车，坐354路市郊公共汽车回家。6点钟，推开模式口母亲家的房门。
白母出去晨练去了，继父值夜班还没回来。白宝山把自动步枪取出，独自背到电碳厂三角墙外的山坡上，藏在挖好的那个土洞里。这也是他从前藏“五六”式步枪的地方。
徐水抢枪，对白宝山来说，至此已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从他到徐水踩点，到他最后把枪取回，整整用了50天。
不过，徐水作案也有遗留问题：此事有第二个人知道，这就是谢宗芬。
白宝山脑子里转动的最大问题，就是要不要把谢宗芬除掉。
从根本上来说，谢宗芬只是他偶然相遇的一个女人。家中可以给他介绍个四川女人，也可以介绍另一个湖北女人。谢宗芬对他不错，这当然有点可惜。不过，这女人知道的事情太多。既然他的枪已经平安运回北京，这个女人已经没什么用了，留着她没有任何好处。
谢宗芬本来也是无足轻重的，白宝山让谢宗芬知道了内情，甚至让她参与作案，都说明这个女人在他心中没有多重要。他是决不会让他的家人卷进他的任何犯罪行为中来的，因为他爱护他们。但谢宗芬不是这样，他可以毫不足借地把她牺牲掉——这正是白宝山心地歹毒的地方。
白宝山认真地想过几天之后，下了最后的决心。
从作案的角度看，他应该把这件事做彻底，不留任何尾巴。
他在住所后边的一个山头上（这山叫红光山），为谢宗芬挖好了尸坑，并准备了埋人用的铁锨——这一切，就像他在新安监狱杀李宝玉，杀傅克军所做的准备是一样的。
余下的，就是何时动手，怎样动手的问题了。
他可以假借谢宗芬外出把她打死，最好是轰她到红光山上再把她干掉，那样埋起来更容易些。一个外地流动人口失踪，是没人会深究的。
家里这边好对付，可以说她出去趸货没回来，甚至可以说她去外地去看市场了，那都可以随他去编。谢宗芬去外地没回来，那就是在外地出了事情，这很平常，没什么可怀疑之处。重要的是谢宗芬的尸体不被发现，那么谢宗芬失踪就永远是个谜。掩埋尸体，做得滴水不漏，这是他最擅长的工作。
但是，随着实施的日子的临近，他却犹豫了。他不断观察谢宗芬，故意对她发脾气，毫无理由便对她拳打脚踢。可是，谢宗芬不仅没有被打跑，反而更加贴近他，处处小心翼翼，惟恐得罪他使他不高兴。这让他怎么办呢？
由宝山在这女人面前心软了，他一次次地推迟“执行”的日期，后来干脆放弃了这个念头。
一年后，白宝山被捕时供述了这段事实。
有关卷宗是这样写的：
“1996年9月，白宝山为杀其姘妇谢宗芬灭口，在石景山区模式口附近的山上为埋谢宗芬挖了一个坑，并将挖坑用的铁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