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明白了。在哈利·欧克斯先生被谋杀之前，你这是最后一次和德·玛瑞尼说话吗？”
“不，这是我最后一次看见德·玛瑞尼。七月七日早上我还和他通了一次电话。”
“就是晚上发生谋杀案的那一天吧？”阿德雷哗众取宠地问了一句。
“是的。”克里斯蒂说，“德·玛瑞尼希望我帮助他弄一张家禽养殖许可证。”
“那个时候，被告没有邀请你当天晚上到维多利亚大街上他的家里去吃晚饭吗？”
“没有，他没有邀请我。”
“他没有随意地邀请你吗？可能你忘了他的非正式邀请吧？”
“如果德·玛瑞尼邀请了我，我会记住的。”
德·玛瑞尼气愤地把脸紧卡在囚笼的铁条里，似乎要破笼而出，与克里斯蒂决斗。他的眉毛紧紧地拧在了一起。对簿公堂的过程中，克里斯蒂和德·玛瑞尼已经针锋相对了。
接下来，克里斯蒂继续描述他在案发后怎么大叫玛乔丽给法医和林道普上校打电话，还有后来发生的一切，以及为什么邀请了那两个迈阿密警察。他一点儿也没有提到这件案子和温莎公爵的联系。
该到黑格斯提问了，我非常愿意看他为试图打破英国法律界的教条所做的努力。
“克里斯蒂先生，当你摇晃着哈利先生的头时，他的眼睛是睁着还是闭着？”
克里斯蒂用那早已被汗水湿透的手帕又擦了擦脸，说：“我记不起来了。”
“我们都看见了死者当时的照片，你为什么认为他还活着呢？”
“我觉得他还有点儿希望，因为他的身体是温热的。”
“我也会那么想的，因为毕竟着火了嘛。”
“我抗议。”阿德雷大声地说。
“我收回我的话。”黑格斯说，给了他的对手一个孩子气的笑容，接着问：“克里斯蒂先生，你能解释一下，为什么你的卧室和盥洗室里都有血迹呢？”
“我摇晃哈利先生时，把血沾到了手上。”
“血也沾到你卧室的被单上了吗？”
他使劲地咽了一口唾沫，倚着栅栏支撑住自己，说：“我刚才说过了，我半夜起来拿杂志打死了几只蚊子。”
“这么说，你床单上的血迹仅仅来自于那几只蚊子的尸体了。”
德·玛瑞尼重新退回到笼子中间，笑着坐下了。他现在看起来很轻松，嘴里叼着一根火柴，轻轻地咬着。
“我可以确定地说，是这样的。”克里斯蒂用手指缠绕着自己的易拉得领带，紧张地说。他的慌乱对我们非常有利。
黑格斯又一次笑了，却不再孩子气。他无情地把克里斯蒂陷入了困境。
“我从你的话里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黑格斯说，“七月七日那天，德·玛瑞尼伯爵确实邀请你去他在维多利亚大街的家里吃晚饭了。”
“不，没有，他没有邀请我。”克里斯蒂几乎是叫着说。
“法官大人，我没有其它问题了。”黑格斯略带嘲讽地说，回到了他的座位上。
克里斯蒂的衣服被汗水浸得透湿，他慢慢地倒着退出了证人席，唬蹒跚着走出了法庭——他是一个失败的证人，他的证词并不能使弗来迪获罪，也不能证明任何人有罪，除了他自己。
我在心里笑了，默想着：哼，哈罗德，如果你觉得这些提问让你不舒服，你不服气的话，那就等到审判结束吧，我们还有一个会让你更加难堪的证人，希尔斯上尉会当庭作证，指出你在那天午夜开车行驶在拿骚的大街上……
下一位证人是迈阿密警察局刑侦处的头目，麦尔岑上尉，对这个矮胖的无耻的家伙来说，这个头衔实在太大了。他的鹰钩鼻子在脸上十分突出，那个肿胀的鼻头就像烹调好了的马铃薯。不过，对他来说幸运的是，前几天我对他的殴打在他脸上没有留下什么痕迹。
阿德雷对他的委托人总是表现出一种过于奉承的尊敬，他有意引导证人对凶案现场进行了一番精确、详细的描述，而个中老手麦尔岑，则努力地配合他，用那种懒洋洋的南方口音，把证词润色得生动而又可笑，几乎是对犯罪现场的文学创造了。
“被烧焦的部位隐藏了可能的罪证，这告诉我们，杀害哈利先生的凶手或许不会被绳之以法了。”麦尔岑在法庭上说。宽松的长裤随着身体的节奏甩来甩去，似乎在做最后的表演。
在新闻采访桌后，加登的眼珠一转，脱口而出：“哈利先生被害前一定是抓住了楼梯的栏杆，挣扎着想往墙壁上靠去，以伺反击。可凶手杀死了他，而后把他拖回了屋里。”
黑格斯对他的话毫不理会，只认为是小说家的一派胡言（可日后却证明了他的话有道理，而麦尔岑荒谬可笑的理论也在那时被揭露了。他这次的证词还将在下一次审判中，因为他自己的慌乱，不得不被拿出来重新调查）。
阿德雷详细询问了麦尔岑审问弗来迪的细节，而这位证人宣称，被告一再所说的“那个老傻瓜”就是指哈利先生；而且被告同样痛恨欧克斯的家庭律师——我的老朋友福斯克特，因为他曾从被告的前妻罗丝那儿弄来一封“肮脏的”信，交给了欧克斯夫人，在这个家庭中掀起了轩然大波。
德·玛瑞尼仍然咬着火柴，看起来很愉快，让大家感觉到，他是决不可能对一个调查的警官说那些话的。
在极力渲染了弗来迪如何“不合作”去找他在谋杀案当晚所穿的衣服之后，麦尔岑再次强调他当时调查的时间是七月九日下午三点半。
他的证词就像是那两个黑人警察证词的录音稿，二者完全一致。
黑格斯走到麦尔岑对面，充满讽刺意味地笑了，问道：“你能确定你把德·玛瑞尼先生带到楼上去的时间吗？”
“我当时记录下来了。”麦尔岑郑重其事地说。而后他对法官请求道：“我能在您的允许下从我的记事本上查找吗？”
法官庄重地点了点头。
他从上衣的口袋里掏出一个黑色的小笔记本，用手指迅速地翻开，找到那一页，说：“啊，找到了，就在这儿：下午三点半，是七月九日下午。”
很快，今天的最后一位证人又上场了——就是那位具有好莱坞风格的瘦高的警察贝克。他是迈阿密警察局犯罪实验室的管理人，这家伙的穿着比上次和我交手后看起来好多了。他的身后紧跟着两个身穿制服的、强壮的黑人警察，抬着案发现场那件被烧焦了的中国屏风，把它放到了法官大人目力所及的地方。
尽管是坐在我所处的这样一个角落，我还是能从黑格斯貌似镇静的面孔下，看出他觉得这个中国屏风对我们今天原本顺利的审讯，是一个不吉利的预兆。
我立刻意识到这是阿德雷找出的一件虽然没有语言，却具有双重意义的证据：它烧得焦黑的样子能引起大家对死者的无限同情；而贝克的杀手铜——指纹取证也来自于它。更严峻的是，贝克邀请了联邦调查局国际鉴定组织的指纹专家鉴别了屏风上的指纹，这些专家都是权威中的权威。
贝克此时极为优雅从容地面对着法官，开始十分专业地讲起了指纹的性质。
“在专家所检验的全世界上百万例指纹中，”贝克的语言十分流畅，也很专业，“没有任何两个人的指纹是相同的。我还要明确地说，任何人的指纹，都不会有哪怕一点儿的相似之处。”他以联邦调查局档案库五千万指纹为例证明了自己的观点，而且解释了指纹是怎样取得的。“当一个人的手指接触到物体的表面时，身体的油脂会使指纹在物体的表面保留下来。”讲给大家讲解了指纹取证粉和取证带的功能。
在法庭的黑板架上，一位黑人警官首先为大家展示了在凶案现场拍摄的死者的放大照片，令人毛骨悚然；而后，又换上了一张巨大的指纹放大照片，好像是现代派艺术博物馆的展品。
阿德雷问：“贝克警官，这个指纹是属于哪个人的呢？”
“这是弗来迪·德·玛瑞尼右手小指的指纹，是在他被捕后取得的。法官大人，我可以离开证人席，到黑板架前去讲解吗？”
“当然可以。”
贝克拿起一根粉笔和一把指示竿，指点道：“德·玛瑞尼的指纹有十三个特征。”法官、记者、庭下的观众，甚至德·玛瑞尼自己都被这个巨奖开彩式的举动震惊了。
当他在那张放大照片上一一明显地做出了标记，那十三个特征也就随着他的编号和下划线一个个突现出来。而后，他又拿出了一张已做好标记的，几乎是和这张照片完全相同的放大指纹照片。
“上尉，这又是谁的指纹呢？”阿德雷问。
“这是德·玛瑞尼右手小指的模糊的指纹印痕，是从那个中国屏风的表面上取下来的。”
法庭上立刻响起了一片唏嘘声，法官也被贝克的表演打动了，大声地维持了秩序。那个瘦长的家伙则走到屏风前，指着屏风的顶端说：“我就是从这儿取证的。”他没有等待阿德雷的提示，便自动说出了这关键性的证据，好像是一场极为出色的表演。
“我以前曾标下了这个位置，”他继续说，“大家看，就在这儿，我是在七月九日那天早上标下的。我从这架屏风上找到了各种各样的指纹，都是极为模糊，难以辨认的。可经过仔细的检查，我终于发现了五个隐约可见的指纹，那就是德·玛瑞尼先生的右手指纹。”
德·玛瑞尼不再悠闲地咬着火柴了，火柴在他的嘴唇上叼着，他的身子在椅子上绷直了，脸胀得通红。
“你是在什么时间取下这些指纹的？”
“在上午十一点和下午一点之间。”
我扫了一眼德·玛瑞尼，在心里笑了。他的眼睛使劲瞪着，有那么一刻他似乎有点困惑了，可很快，他的嘴角又挂上了笑容，火柴又重新被他的牙齿咬得翘了起来。
我们还有一点儿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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