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应元怒斥：“哭为何来，事已至此，只有一死，速杀我！”
未及刘良佐劝降，清朝豫亲王多铎本人突入佛寺，坐于堂上，点名要阎应元投降。
大英雄挺立不屈，背对多铎，骂不绝口。
刘良佐忽然变脸，为向满洲主子表忠心，他抢过一个士卒的长枪，直刺阎应元大腿，把英雄刺仆于地。
血如泉涌，阎应元依旧大骂不屈。
日暮时分，阎应元被押至栖霞阁，虽然因失血过多而奄奄一息。他仍旧高呼“速杀我”不绝。
多铎闻之恼怒，命刘良佐率人，酷刑处死了阎应元。
大明烈士，一魂冲天。‘
昆山方面，本来局势平静，剃发令下，人心大骇，民众争起，杀掉清军委任的地方官员，烧掉县衙，并把巡抚官署一把大火烧为平地。
清军将领李延龄受李成栋指派，以铁骑围城，先杀义民数千。而后，清军入城，开始屠城，大杀三天，方下令“封刀”——“是两日天气晴明，而风色惨淡，空中无一飞鸟，暮皆大雨，震雷轰烈……初八日，王师（清军）拘掠千艘，载虏获西去。约计城中男妇踰垣得出者，十无一二。巧掩得全者，百无一二。骤遇炎雨，尸皆变色……其死亡状，有倚门、卧床、投阁、扳槛、反缚、攒捆、压木柱、斩首、斫颈、裂肩、断腰、剜肠、陷胸、肢解、才磔种种之异，以至悬梁挂树，到处皆是；井坎池潭，所在皆满，呜呼惨矣！”（吴伟业《鹿樵纪闻》）
再讲嘉定。
1645年7月底，李成栋率所部五千多人向嘉定进逼，在路上就开始奸淫杀烧。
嘉定居民在明朝进士黄淳耀等人带领下，用大木、巨石填塞城门，誓死拒守。
8月中旬，李成栋猛攻嘉定城北的娄塘桥，杀死上万民众。8月24日夜，由于天降大雨，城上不能张灯，李成栋趁黑，派兵潜伏于城根下挖地道，在其中暗埋火药。
黎明时分，李成栋用大炮猛轰，引燃火药，“地裂天崩”，城墙倒塌，清军乘间蜂拥而上。由于清军军士从屋顶上奔驰，一时间通行无阻。最终，城内难民逃生不得，皆纷纷投河死，河水为之不流。
黄淳耀兄弟奋战力竭，最后相对自缢殉国。
由于李成栋的弟弟李成林在此之前在一江伏击战中被杀死，出于野蛮的报复之心，他下令部下屠城。“（李）成栋持刀，下令屠城，约日入后闻炮即封刀。时日暑正长，各兵遂得悉意穷搜，家至户到……”（吴伟业《鹿樵纪闻》）
清军受命，挨家挨户，小街僻巷，无不穷搜。乱草从棘，必用长枪乱搅，一心要杀个鸡犬不留。
当时的惨景，有亲历者朱子素的《嘉定屠城略》作证：“市民之中，悬梁者，投井者，投河者，血面者，断肢者，被砍未死手足犹动者，骨肉狼藉”，一幅活的人间地狱图。
清军遇见年轻女人，就肆意奸淫。如遇抵抗的妇女，他们就用长钉把抵抗妇女的双手钉在门板上，然后再加蹂躏。
一顿杀戮过后，李成栋属下四处劫掠财物。他们见人就喊“蛮子献宝”，随手兜头一刀，也不砍死。如果被砍人拿出金银，清兵（其实是前明军）就会欢跃而去；那些腰中金银不多的居民，必被砍三刀，或深或浅，刀刀见骨。当时，“刀声割然，遍于远近。乞命之声，嘈杂如市”。
由于李成栋是先前高杰的部下，而高杰军在扬州等地一直与当地居民结下私仇，所以，这些北方军人对江浙一带人民怀有私愤，乘机发泄、报复，这也是李成栋部犯下如此罪行的一种潜在心理原因。
最后，这五千拖着大辫子的汉人清军，竟抢夺三百大船的财物，统统在李成栋的指挥下运离嘉定。
此为嘉定一屠，共有近三万人被屠杀。
几天之后，有一位叫朱瑛的义士聚集逃跑于周遭的民众共两千多人，重新回到嘉定，处死归降清军者和清军委派的官吏，在葛隆一带设伏消灭了李成栋的一支小分队。
气恼至极的李成栋忙率军回攻嘉定，并在路上把葛隆和外冈两个镇子的居民全部杀光。被民众赶走的清军委派的县令浦嶂为虎作伥，领着李成栋军士直杀入城里，把还在睡梦中的居民杀个精光，积尸成丘，然后放火焚尸。
这个浦嶂不仅把昔日几个朋友娄复文等人整家杀尽，还向李成栋进言：“若不剿绝，必留后患！”清军杀得兴起，嘉定又惨遭“二屠”。
二十多天后，原来南明的一个名叫吴之番的将军率余部猛攻嘉定城，周边民众也纷纷响应，竟在忽然之间杀得城内清兵大溃出逃。
不久，李成栋整军反扑。吴之番所率兵民大多未经过作战训练，很快溃不成军，吴将军自己提枪赴阵而死。
李成栋军第三次攻城，不仅把吴将军手下数百士兵砍杀殆尽，顺带屠杀了近二万刚刚到嘉定避乱的民众，血流成渠，是为“嘉定三屠”。
经过如此惨酷的“三屠”，江南大部分地区远近始剃发，自称大清顺民。
在血海肉山的杀戮淫威下，反抗的烈焰终于渐趋熄灭。李成栋因为这些“赫赫”功劳，被清廷提拔为江南巡抚。不久，清廷把他调往东南，派他去平灭南明的另一个皇帝隆武帝。
在嘉定一带杀人的是前明降将李成栋，而在江阴一带杀人的，是前明另外一个降将刘良佐。
留发与留头：两难的抉择（5）
这两个前明降将，在江南犯下累累罪行，罄竹难书。
剃发令下，血流成河，江南人民，以百万头颅的代价，终于认清了清朝统治者的凶残面目。至此，他们对于“大清”的幻想，告于终结。
所以，当时在江南的一个外国传教士就感慨：“辫发胡服之新制，大招汉人之反感，彼等对于满洲政府，群起反抗。汉人以为，受此强制，辫发胡服，较诸处于任何异族之徼号为耻辱。先前为保头颅而柔顺如羊之汉人，今因为保其发服而奋起如虎。如当时江南诸王（指南明诸王）能一致奋起不生内讧，则满人能否统一中国，尚属疑问。”
强迫剃发之举，不仅仅戕杀了无数人命，其实，从清王朝本身来讲，也严重阻碍了它在中国的统一进程。
以李自成余部为例。自李自成通山被杀，其属下数十万人，一时间群龙无首。马进忠、王允成、牛万才等人皆在岳州等地向清朝英亲王阿济格表示归降；刘体纯、田见秀等人向清将佟养和归降，安置荆州；李锦、高一功等人向武昌清军投札，表示在湖南归顺；郝摇旗等人也写降表，皆有归降之意。而且，根据清朝档案，这些农民军头领的降表书札，一应俱全，绝非空穴来风，且当时他们决非“诈降”。因为，农民军与明军二虎相斗，两败俱伤，当时的胜利者，惟有清军一方，向他们降附，大势当然之举。但是，所有这些农民军军将，皆要求以“不剃头”为条件。
清廷“剃头诏”下，各地的府衙奉命死催，各部农民军残部终于为保汉族冠发，纷纷而起，转投明臣何腾胶和堵胤锡。因为留发复叛，几十万大军，登时与清廷为敌怨。
日后，金声桓、李成栋、吴三桂反清复叛，也都是以“留头发、复衣冠”为号召，致使无数中华赤子为恢复大明衣冠而群起响应。
顺治十一年（1654年），清廷与郑成功谈判。本来因父亲被羁押，郑成功已在福建安平会见清使，大有讲和示好之意，并欲接受清朝“海澄公”之封。但是，恰恰因为清使要郑成功先剃发而开读诏书，致使双方丧失回旋余地，谈判终告破裂（江日升《台湾外纪》）。
留发复衣罪当死
——陈名夏案始末
顺治十一年（1654年），清朝的内翰林秘书院大学士陈名夏，因“南党案”被诛。而其挨杀最大的原因，正是他说了这样一句话：
“只要留了头发，恢复明朝衣冠，天下就太平了！”
不少浅薄学者以为陈名夏心怀故国大明朝。非也，此人乃不折不扣地忠于清朝。正是由于清廷中各派汉臣的相互倾轧，最终才使他被清朝主子以弓弦绞死。
陈名夏之死，当时有些汉人学者暗中深加同情，以为他“衣冠复明”的主张非常正确。也有人认为他是忠臣见忌被杀。
其实两者都不是，陈名夏被杀，完全是他自己说错话，被清廷之中同为汉人的政敌大臣抓住把柄，急往清廷主子处告讦。猜忌之下，他不死，也难。
陈名夏乃江苏溧阳人，在崇祯朝当过兵科都给事中。李自成入京后，他投降过，后来趁乱跑回南京。见阮大铖、马士英等人要追究“顺案”（即追究向李闯投降的明朝官员）的罪责，陈名夏见势不妙，复跑回北方，向清朝归顺。
由于站队及时，陈名夏一直受多尔衮重用，在清廷一直是步步高升。顺治五年，他已经做到吏部尚书。顺治八年，为内翰林统文院大学士，晋省保兼太子太保，堂堂当朝正一品。但到了顺治十一年，他就获罪被杀。
据实而言，投降清朝的汉人，特别是在北京被动归顺的汉官，除孙之獬、冯铨、李若琳这几个特别寡廉鲜耻的人以外，大多数人对满人特别跋扈的现象非常反感。
“首崇满洲”是清朝国策，这些汉官不敢明白直说，只是不停上谏，希望清廷决策层真正满汉一同看待。他们表示，只有这样做，清帝才能是中国共主的样子，才能长治久安。
清初的满洲贵族作为占领者的优越感极强，连他们的仆人都敢在街上任意拦住汉人高官的轿子大声笑骂，无礼争道，歧视汉人。而且，北京城内上好地段，皆为满人所占，尽逐汉人于南城。当时，北京城内只要有汉人身上出麻疹或患皮肤病，必死无疑，会全家被强迫安置于荒山野岭，任其冻饿而死。因为，满人最怕“出痘”（天花），稍稍被疑有“痘”，全家倒霉，有时牵扯得四邻汉人性命不保。
作为江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