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你连这个都不懂？改、开、搞，就是改革、开放、搞活嘛？”高喜扬就愤怒了，说：“那你就说是改革、开放、搞活得了呗，是不是非得用那一套难为老百姓？你说得没错，是得解（在东北话里，解读做改）开搞，不解开咋个搞法？”会场哄堂大笑。那干事嘟囔说：“工农干部，跟不上趟了。”高喜扬气哼哼地说：“我要是能跟上趟，当了你的领导，你敢这么跟我说话？我放个屁你都得说是香的！”
迟建军对高喜扬有着足够的尊敬，而且是他一次又一次拯救了自己的家庭，他对他深怀谢意，这都是不能怀疑的。高喜扬陪着他，跟一些老工人打了招呼，询问了一些眼目前的家长里短，并没有深入谈什么，迟建军就坐上汽车走了。高喜扬就认真回想，他到底说了些什么？或者说这位新上任的经理来干什么？只是象征性地巡视一下自己的领地？不想还好，想来想去，他反倒给搞糊涂了。不过，他还是发现了一个让他痛苦的细节，迟建军和他说话的时候，眼睛一直游移着，竟然没和他对视一下。——两个眼睛不能对视的人，心灵还能撞击么？这么想想，他又觉得自己很无聊，和一个领导攀朋友，这本身就很不识趣了。
迟建军自有他的路数。他的第一个决策就是不搞中秋灯展，集中款项解决职工住房。他提出了“消灭干打垒”的口号，这让人胆战心惊，因为干打垒毕竟是历史的产物，具有政治附加值，有人甚至把它比成延安的窑洞，如今却要“消灭”，胆子也太大了吧？迟建军一改过去的优柔寡断，显示出了他执政行权的霸气。他说，别跟我讨论那些，动不动就往政治上生拉硬扯。住着干打垒看花灯，这是披着艰苦奋斗外衣的形式主义。为什么不省下钱来干点正经事呢？要是不加大拆建步伐，既对不起油田的老职工，也耽误了城市化建设的进程，那就是历史的罪人了。这简直就是一个碰头彩，工人干部无不对他暗中竖大拇指，说迟建军这样的人早就该提拔，看来，的确是提拔晚了。
迟建军找到了房管处，进屋先发火，说你们把高喜扬的房子分给谁了？无论是讲资历还是讲贡献，高喜扬都应该先分楼房，可你们利用了他的善良和高姿态，到现在还让他住着干打垒，好意思么？对上对下，对组织原则，对自己的良心，怎么能交代得了？管理人员静静地等他发泄完了，才把事情的真相揭开。迟建军几乎被震撼了，他一言不发地坐在椅子上，抽完了一枝烟，才说，你们打算怎么办？管理人员嘿嘿地笑着，说已经有方案了。按照分房原则，两套三代户，加起来一共六代户，你住了四代户，高喜扬就只能住两代户了。迟建军说，那怎么行，按规定办，把我的双套两代户退掉，我和高喜扬，每人一套三代户。管理人员说，迟经理你就别管了。首长骑马，士兵走路，就是在红军时期也是不可避免的。你家的情况毕竟特殊，我们也不能太机械。我们再为高喜扬分一套三代户，不就皆大欢喜了么。迟建军也没特别坚持，临走说，砸死了，年未一定分到他手上，再有岔头，我可拿你们是问哪！
迟建军又找到了劳资部门，要为黄雪怡办一个正式职工。劳资科长是下属，自然不敢违抗，还顺着他的意图说，黄雪怡人才难得，这么多年窝在家属队里干粗活，实在委屈她了。问题是家属队已经作为一条经验被固化定型了，就业指标咱们自己说了不算，必须得经过管理局。迟建军说，你死心眼呀。你办吧，我不找管理局，我拐个弯儿，找市政府去。在北疆这地方干了这么多年，我就不信办不成这点小事儿。
第三件事，就是高喜扬的级别问题，这也是所有事情的核心，换而言之，如果高喜扬有了相应的级别，那么所有的问题就都能迎刃而解了。迟建军把组织部长叫到了自己的办公室，先问老南退没退，组织部长说，出去学习了，回来就退。迟建军说，要是没退，让他马上就退，那样对组织对他本人都有好处。然后又说了一些别的，再迂回到高喜扬身上。这么多年，迟建军在提拔的路上走得踉踉跄跄，对组织部门的人才观是颇有想法的。但他既已身为领导，就不能表述得太露骨。他笑吟吟的，用好说好商量的口气对组织部长说，高喜扬这个人，是缺少一点儿大才气，做不了高级干部；可当个科长副处长什么的，还是绰绰有余吧？有功不赏，民弗服也，我们的人才观，是该改变改变了，不能总犯瞎子摸象的错误啊。组织部长也想进步，便喏喏而退，回去一琢磨，新经理的话还真是有道理，换一个角度再看，高喜扬果然有着许多大可发掘的优点和强项，又是多年的劳模和标杆队长，焉有不提拔的道理？就把高喜扬重新纳入考察对象，等待机会再行报批。
唐秀知道了自己的房子原来是高家承让的结果，感动得眼泪汪汪，破天荒来到了高家的干打垒致谢。高喜扬的家仍然很寒伧，一个小客厅，不过七八个平米，沙发和茶几都是前些年自己做的那种，无不显露出落伍和破败，惟有和时代同步的，就是桌子上的一台12吋彩电。唐秀感慨颇多，拉着雪怡的手说：“大妹子，我这辈子，欠你和高喜扬的太多了。我咋能报答你呢？咱们俩拜干姊妹吧！”
《国血》 第二十七节（2）
雪怡笑了，说：“你是经理夫人，我可不敢高攀，就这么处着挺好的。再说，我不赞成那个，那太庸俗了。”
唐秀说：“处长夫人，还不也是你让给我的？要是当年你真和迟建军往前走那一步，处长夫人就是你的了。”
雪怡说：“唐姐你说错了。要是我和迟建军真走了那一步，恐怕他就连处长也当不上了。”
唐秀半晌无语，叹息再三才说：“反正我远学江姐、雷锋，近学黄雪怡、高喜扬。”
这种茄子辣椒胡乱嫁接的怪诞言论让雪怡哈哈大笑，她说：“你可真能逗，三整两整，把我整成革命先烈了。”
那天下班，雪怡和王花正扛着铁锹往回走，一辆大吉普在她们跟前停下了。迟建军走下车，笑容可掬地说：“两位嫂子，上车吧，反正也是顺路。”
王花不说话，只是看着雪怡笑。
雪怡说：“谢谢迟经理。不过，你是不是见到任何一个妇女都能停车捎脚呢？”
迟建军有点儿发窘，嘿嘿地笑着说：“拉你们是应该的，毕竟都是油田的功臣，开天村的元老嘛。”
雪怡说：“你现在可是大领导了，群众威信也挺高的，得事事注意影响啊。我和你是咋回事，二十岁往上的人谁不清楚？让我坐你的车子，组织上会以为你旧病复发了。乌纱帽来之不易，还是小心戴着为好。”
当着王花和司机的面，迟建军下不了台阶了，就说：“都是陈芝麻烂谷子了，还提它干啥？忘掉过去，面向未来，这才是积极的人生态度。”
雪怡说：“面向未来是对的，可忘掉过去怎么行呢？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这可是列宁说过的。”
迟建军涩笑一下，也就不再勉强，跨上车说：“那，你们就溜达着走吧。我有事，先走一步了。”
刚要关门，雪怡又说：“听说你给我找职工身份呢，有这回事吗？”
迟建军点头说：“无论是对你，对你姐姐，对高喜扬，油田上都有欠账。为你解决身份问题，也是合民心顺民意的。”
王花在一旁策应说：“对，雪怡就是我们鸡群里的一只鹤，这么多年，早该让她成为油田的正式职工了。”
雪怡说：“我得先谢谢你。你是聪明人，在队里也是人尖子，甚至比高喜扬聪明多了，你能有今天，那也是很自然的。如果你能让全油田的家属妇女都转为正式职工，我们肯定会山呼万岁；如果你只为我一个人办，那就不聪明了，甚至很愚蠢。你仔细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
迟建军脸红了，笑笑说：“行，我好好想想。不管咋说，我既是真心的，也是出以公心的，就怕弄来弄去，心到神不知，把我的好意理解偏了。”
实际上雪怡还是没玩过迟建军，他给她解决身份问题，只是做出了引而不发的姿态，根本就没付诸实施，那样难度太大，不但会引起连锁反应，还会引起人们的非议，把落定的尘埃重新搅动起来。他煞有介事这么做，只是要造足舆论，他既讲原则也讲人情，是很够意思的。雪怡明确表示反对，这完全在他的意料之中，正好帮他完成了形象的塑造，他还要在心里感谢雪怡呢。
迟建军也没忘记，该给王顺谋点福利。王顺不大敢照他的面，而每次在街上遇到，迟建军都会停车跟他打招呼。王顺就显露出了委琐的一面，目光好像被锉短了，个头仿佛也变矮了，怎么也不知道该和他说什么，被动地回答他的问话，还莫名其妙地结巴起来。有人看了就笑，说都是一个作业队的，泥鳅是泥鳅龙是龙，怎么能比呢？真是坐火车拉屎——远去了。汽车开远了，王顺才缓过劲儿来，话也利索了，一面用手煽着汽车的尾气表示憎恶，一面使用阿Q的语气，阐释酸葡萄理论说，人从腿上老。总坐那种铁壳乌龟，憋憋屈屈的，将来腿脚非退化不可。这车放的是啥屁啊，准是消化不良，我一闻到就恶心，坐上去还不得连拉带吐啊。谁遭罪谁知道，傻蛋才坐这玩意呢。
迟建军先给王顺弄了个公费旅游指标，让他随着油田的组团，到胶东半岛游逛了一大圈。王顺还是头一次（或许也是最后一次）出门旅游呢，很爷态地坐了火车、汽车、飞机、轮船……看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大开了眼界。还好吃好喝的，不要自己拿一分钱，对于他这样一个普通工人来说，简直就是刘阮上天台了。兴冲冲回到家里，高喜扬就告诉他，是迟经理亲自张罗的，把他从前线调回来，到保养站去工作。王顺跟油井打了大半辈子交道，猛丁离开，心里很不好受，可迟建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