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批注说：“等毛泽东到莫斯科后再决定这个问题。”
刘少奇还提出：“毛泽东同志希望访问莫斯科，但他现在已不可能秘密地去莫斯科，只有等候苏中建立外交关系时公开地进行访问。他到莫斯科的时机和方式，希望予以考虑。”
斯大林批注说：“对。在1949年底，建立外交关系以后。”
刘少奇在报告中说：“我们长期处在农村游击战争的环境中，对外面的事情知道的很少，现在要来管理一个如此大的国家，并进行经济建设和外交活动，我们还需要学习很多东西。在这方面，联共（布）给予我们的指示和帮助，是十分重要的，我们迫切地需要这种指示和帮助。”
7月6日，刘少奇再次致信斯大林，提出了中共中央代表团准备在莫斯科学习苏联有关方面的问题。它包括：（1）苏联的国家机构；（2）苏联经济的计划与管理；（3）苏联的文化教育；（4）苏共的组织与群众团体的组织。
刘少奇还提出，学习苏联方面这些内容的方式是，最好请苏联各方面工作的负责人谈话，包括部长会议、内务部、教育部及文化高级机关、外交部、国家计划局、银行、合作社、商业部、对外贸易部、财政部、党的组织部、工会、青年团以及莫斯科州委、市委、市政府的负责人，以至工厂的厂长、支部书记、工会主任等，并参观一些工厂、农庄和学校。刘少奇并在信中提出在苏联办一所专门学校，培养新中国的政治干部及其他各方面的人才。实际上，这个专门学校没有在苏联开办，而是在中国北京开办的。它就是中国人民大学。
7月10日，刘少奇应邀到斯大林的孔策沃别墅参加宴会。11日晚，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列席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就中共中央代表团所提出的问题进行进一步的磋商。苏共中央出席会议的有斯大林、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米高扬、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什维尔尼克，以及索科洛夫斯基及参谋总长、海军元帅、柯瓦廖夫等。会议多是斯大林谈话，其他人多是静静地听，很少插话、发言。
斯大林亲自主持会议，并开门见山地说明，这次会议是按照中共代表团的愿望召集的，因为中共代表团的报告中涉及战争和军事问题的部分较多，所以邀请元帅们列席。
斯大林说，刘少奇同志的报告写得十分清楚、明确，苏共方面的人都看了，没有问题。
对中苏关系问题，斯大林说，新中国的中央政府一成立，苏联立即就承认。“关于中苏条约，在与毛泽东交换电报中已有过声明”，1945年签订的中苏条约是不平等的，因为当时是与国民党打交道，不能不如此。“如果中共认为要苏联从旅顺立即撤兵”，“苏联军队现在就可以从旅大撤退。”对刘少奇所提出的解决中苏条约的三个方案，斯大林没有给以明确的答复，但明确说：“都用不着，等毛泽东来莫斯科时解决这个问题。”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即可来莫斯科，待毛泽东来后再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毛泽东到莫斯科后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斯大林没有明确提出自己的意见。
刘少奇的报告中就中苏条约的问题，实际上是投石问路，因为这一问题不仅仅涉及历史遗留问题，而且涉及新中国与苏联的关系定位问题。在新中国成立后，这一问题是肯定要面对的，而且肯定要与苏联方面进行协商和谈判的。因此，预先探一探苏联方面尤其是斯大林的真实意图，在中共来说是十分必要的。
斯大林在中苏条约问题上的暧昧态度，中共中央在刘少奇回国后详细地进行了讨论，以准备毛泽东访苏时与斯大林进行充分的谈判和磋商。
毛泽东后来与斯大林谈判时说：“刘少奇回国后，中共中央讨论了友好同盟互助条约问题。”因为这一问题涉及两国的关系问题，从外交方面而言，是很重大的，从政治上而言，又是新中国中央政府所面临的一个难题。
毛泽东的真实想法是废除旧约，另签订新约。1949年12月18日，他在同斯大林谈判时说：“中国有一种感想，认为原条约是和国民党签订的，国民党既然倒了，原条约就似乎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斯大林的态度不仅仅是暧昧，更多的成分是不忍割舍。他说：“原条约总是要修改的，大约在两年后可以修改，并且须相当大的修改。”虽然可做修改，但毕竟是两年后的事情，虽然是大的修改，但毕竟是在旧的条约基础上的修改。这一修改是“实质性的”抑或是“小手术”，仅作文字方面的修改，内容基本上不变？斯大林没有说清楚。当然，他是希望维持旧约的，一方面可以使苏联在同美国及西方国家之间在二战期间达成的妥协得以继续，保证苏联在国际事务中有充分的回旋余地，也可以保证旧约中所规定的给予苏联的既得利益。
但是，毛泽东有他自己的考虑，坚持“另起炉灶”，坚持中苏关系来一个根本性的改变。因此，毛泽东坚持另行签订新的条约，以至他在莫斯科呆了整整两个月。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从毛泽东在开国之初即放下千头万绪的国内大事而留在苏联两个多月，直至斯大林同意废除旧约签订新约，从而圆满地解决了中苏关系的问题——不仅仅是伙伴关系、同盟关系，而且是亲密无间的兄弟友邦。
在这次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还决定组织一个借款条约共同起草委员会，苏共方面由米高扬、柯瓦廖夫参加，中共方面由刘少奇、王稼祥、高岗参加。并由高岗代表中国东北政府签字，在报纸上立即发布高岗率中国东北商业代表团访问莫斯科的消息，以利公开活动。
但是，学习苏联的“取经”，难免会出现“邯郸学步”“东施效颦”的矛盾，既吸取了先进经验，也搬来了不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东西。这也在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方面逐步暴露出来，促使中国共产党人不得不对适合中国实际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进行切合中国实际的探索。
那已是许多年以后的事情，而且是在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之后，才真正开始的一种痛定思痛的探索。
在致苏共中央及斯大林的信中，刘少奇谈到了中苏两党的关系问题。刘少奇提出：
关于联共与中共两党关系问题，毛泽东同志与中共中央是这样认识的：即联共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统帅部，而中共则只是一个方面军的司令部。根据局部利益服从世界利益，我们中共服从联共的决定，即使没有了共产国际的组织，中共也没有参加欧洲共产党情报局。在某些问题上，如果中共与联共发生争论，我们中共在说明我们的意见后，准备服从并坚决执行联共的决定。我们认为应该密切两党的相互关系，相互派遣适当的政治上的负责代表，以便处理两党的有关问题并增进两党相互的了解。
在当时，刘少奇提出中共与联共这样的关系定位，一方面考虑到苏联实际上仍然处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地位，中共作为成员之一，要服从其决定；另一方面，旨在消除斯大林对中国革命胜利后是否会变成“铁托式胜利”的顾虑甚至疑虑，表明了中共的态度是立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局和整体利益的态度。
但是，斯大林对此表示了不同的态度，他批注道：“不！”
在会谈中，斯大林专门作了说明，说：“一个国家的党服从另一个国家的党，这是从来没有过的，而且是不许可的。两党都要向自己的人民负责，有问题互相商量，有困难互相帮助，谈不到哪一个服从哪一个。”
可以说，斯大林的这种考虑是从党的关系而言的，他看到了两党都是国家的执政党，担心党的关系会影响到国家、政府之间的正常关系。而这种顾虑也为后来历史发展的事实所证明：两党关于一系列问题的分歧和争论，导致了两国之间关系的不正常化并恶化。
刘少奇对斯大林的这一态度是始料未及的。7月12日，他向毛泽东报告此事。14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
因为现在两党间没有共产国际及情报局一类组织，而现在又不适宜恢复或建立这类组织的情况下的一种实际上需要而非形式上需要的处置或态度，这种处置或态度，不要采取任何文字的决议或记录，更不应当向党内外宣布。因此，请你们和斯大林及马兄商量，如果他们认为有必要的话，你们可以从书面报告中撤销那段提法的文字，但是我们实际上这样做，以利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以上是否妥当，请斯大林及马兄决定。
当刘少奇将此电报全文读给斯大林听时，斯大林马上插话表示，“一定要撤销！”“不要这样做！”他对如何处理党际关系作了进一步的说明，“欧洲共产党情报局通过决议，必须全体一致同意，如有一国共产党不同意，即不能通过决议。这与关切共产国际的组织完全不同。”“我们不愿别国共产党强制我们执行他们的意见，我们也不要求更不愿意别的国家的共产党一定要执行我们的意见。我们两党之间经常交换意见是必要的。但我们的意见并不都是正确的，各国共产党可以拒绝我们的提议，当然我们也可以拒绝各国共产党的提议。”
但是，实际上，中苏两党的关系在建国前后形成的蜜月时期很快就被两党在某些问题上的分歧所打破。尤其是在赫鲁晓夫上台后，中苏两党关系不断出现裂痕，并最终导致了两党之间公开的互相指责和批评，直接影响了两国之间的正常关系，甚至发展到兵戎相见。以至于在“文化大革命”时，反“苏修”、“中国的赫鲁晓夫”之类的言词在报章杂志上连篇累牍地出现。
可以说，后来这种不正常关系的出现，与建国初期超出常规的两党过分亲密无间的关系的不正常有直接的“物极必反”的关系。
苏联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一间小型电影放映室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