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力，关键还是在领导，在指挥。
当时指挥上问题很多，主要是指挥现代化的空军没有经验，常常连雷
达也看不准，敌人明明在一万一千公尺，指挥所告诉三千公尺，飞机出动怎
么打得上？打不上，又批评你。你解释，他硬说你们的飞行员眼睛视力不好。
也可以理解，一两年了，一直打不下敌机来，北京就追查责任，我们只能逐
级检讨。后来，我叫下面干脆把检查事先都写好，打不下来，填个年月日送
上去，省得麻烦。
1956 年，中南空军将一线指挥下放到师，我们的自主权扩大了，就发
动群众研究战术，打了几个典型的战例。
有一次，国民党几架P－51、P－47 螺旋桨飞机在海陆丰上空搞训练，
我命令赵德安机组起飞，把国民党吓跑了。国民党第一次发现我们能飞到海
陆丰，开始警惕，不敢再放肆到大陆活动。F－84 如果来，就是大速度，到
了广州，急转弯，再大速度往回飞，像自由泳百米赛，直来直去。抓住他这
个规律，我们反复研究，决定他来时，起飞四架，一边两架，紧跟在他后边，
夹住他，不允许他转弯，一转身就用火力控制，逼迫他往大陆纵深飞。他的
油料有限嘛，到时候，打不下来，自己也得掉下去。这一招果然灵验，一架
F－84 被赵德安击伤，最后没办法，只能迫降在香港启德机场。
没能把他打下来，但是把他逼下来了，这也是很大的胜利啊。十八师
上上下下像过年一样高兴。你想，国家当时还很因难，人民花那么多钱培养
我们，装备我们，如果我们不能很好地担负起保卫祖国领空的责任，心里会
是怎样的滋味？这样讲吧，人们都说“食在广州”，我到广州一年多了，吃
什么都是“味同嚼蜡”。直到把国民党飞机逼下来，食堂还是那儿样小菜，
一尝，哎，广州的饭菜实在香呀！
1949 年，共产党空军第一支作战部队在北京南苑机场组建成立，成员
多是原国民党空军起义、投诚人员。首任空军司令官刘亚楼一句“也要有几
个我们自己培养的嘛，要挑技术最好的，那个东北大森林里的小‘老虎’飞
得怎么样呀？”一封加急电报。林虎、孟进奉召进京。
10 月1 日，开国大典。当毛泽东拖着长长的湖南湘潭家乡腔，庄严而
略带点颤音地宣布了一桩开天辟地的大事之后，阅兵式开始。地面，战旗猎
猎，坦克隆隆，步、骑、炮方阵依次通过，军威炽盛，全场欢腾。倏然间，
轰炸机群、战斗机群编队飞临，在多部文献纪录片中，我们看到这样的镜头：
毛泽东和他身边的周恩来、朱德、董必武、陈毅、聂荣臻等人一样，手遮阳
光，仰头张嘴，欣慰而又不无几分惊诧地观看他还从未见过、由他的老朋友
蒋委员长提供全部装备和大部人员、现在属于人民属于人民军队属于他刚刚
宣布诞生的人民国家的空军。那一刻，整个广场显得很静，静得你可以听到
几十万颗兴奋达至巅峰的心脏在嘭嘭跳动。
林虎看不到毛泽东，但他看到了如林如潮的人群如铁如钢的军阵，看
到了金碧辉煌的天安门和那面正在广场高高飘扬代表了一个民族新生的红
旗。闪电般通场的瞬间，火一样的神圣顿时充满了豪迈的胸膛，像神圣的艳
阳充盈着浩渺的天宇。他觉出了操纵驾驶杆的双手在微微颤动，不能左顾右
盼的眼球已经湿润，他明白，自己和孟进两个人是作为某种含义深刻的“象
征”从一个时代飞进另一个时代的，从今天起，自己的一切都同这个崭新的
时代紧密联结在一起了，为了她的天空永远晴朗，时刻都要做好准备，抛洒
一腔热血，驱散任何方向飘来的阴霾。
从此，国民党飞机不太敢到广州上空来了，但在汕头、东山岛一带活
动仍很频繁。我们在汕头修了机场，但没有飞机，也没有雷达。
那时我已当师长，为了摸清国民党飞机活动规律，每年都要去汕头三、
四次。汕头有个高炮师，敌机每天必到，他们几乎每天都开炮，以为战绩很
大，上报击落了多少多少架。我仔细观察，实际上是你一开炮，国民党飞机
就打加力，屁股后边拉烟，然后一个俯冲到海面，低空返回。看起来，很像
被击落。我太直，对高炮讲，你们不可能打下那么多。他们听了很不高兴，
说，那就看空军老大哥啦。
我在国民党飞机必经航路的一个小树林里搭了个高台，用竹竿绑扎了
四根柱子，总有十几米吧，和长了五、六年的杨树那么高，搞上伪装，每天
带两个参谋爬上去，一蹲几个小时，甚至一整天，海风一吹，晃晃悠悠，像
诸葛亮借东风似的，就是观察敌机从哪个方向来，又从哪个方向回。以后又
加上一些必要的技术侦察，对敌机活动的规律可以说摸得相当熟了。
参加抗美援朝，对我是很大锻炼，我的经验就是一条：空战要有勇敢
不怕死的精神，更要讲究战术战法，毛主席讲的知彼知己，对陆军管用，对
空军同样管用，你对敌人琢磨的越透，就有可能取得战果。
1951 年，林虎、孟进带着各自的团队同时赴朝参战。临行前，刘亚楼
亲自召见，交代、勉励毕，又叫人拿来两块亮灿的瑞士表亲自给他们戴上。
那时候，国家穷个人更穷，手表对于堂堂飞行团长，可是想都不敢乱想的奢
侈品。两位年轻团长明白，这个在手脖子上“咔嚓”“咔嚓”的玩艺，既是
物质的，亦是精神的。他们向司令敬礼：一定不辱使命，不负期望！
面对世界最强大的对手，空中肉博空前惨烈、残酷。紧急起飞警报随
时都会拉响，每天，都可能带回将敌机击落的喜讯，每天，都可能有熟悉的
面孔永远不再回来。欢乐为经，悲痛为纬，编织成无形的网，时时刻刻笼罩
着机场，笼罩在人们的心头。
团长就像左右不讨好的小媳妇，最难当。上级要求空中指挥必须掌握
好战斗队形，不允许丢下部队不管陷入同敌机的缠斗。要求绝对正确，但可
想而知，在瞬息万变高速运动着的空中战场上，双方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咬
着敌人屁股的同时，也被敌人咬住了屁股，哪里还有什么“战斗队形”。机
械、呆板的指令导致多少绝好的机会在眼前白白丧失，当团长的就是这么一
个命：打不下敌机，当不上“空战英雄”，而且不论胜仗、败仗，下来了你
就竖起耳朵干等着挨批吧。
敌人劈头盖脑的枪弹那没啥，上级劈头盖脑的批评受不了。两位年轻
团长在部队面前依然迈着矜持的步子，露出强装的微笑，躲进小屋才敢将往
肚子里咽的眼泪流在脸上。先发牢骚后骂娘，几杯闷酒壮了胆：管他娘的什
么队形哩，拼下他几架来再说话！要不，总得让人戳后脊梁。
机群巡逻归来，唯独少了指挥员孟进。一种不祥的预兆揪着林虎的心，
他后悔，不该同孟进说胡话。
孟进再也没有回来。他一个人悄悄脱离了机群，飞出了指定的空域，
单枪匹马越过三八线去找敌人拼命。地面部队看得真真切切，一架米格15
同七、八架F－86 纠缠在一起，如牧羊犬冲进狼群作殊死斗，天空被飞机拉
出的白烟切割成乱七八糟的碎块，不间断的机关炮声震荡山谷。他如愿以偿
地打掉一架F－86，自己也无可避免地被击中。他本来可以不死的，已经跳
出，可惜山太高，伞还未张满，人就触了地。尸体抬回来，安详如沉睡状，
似还在梦忆将敌机打下那幸福的瞬间。
林虎肝胆欲裂，伤心莫名。按照他的脾性，立即就能冲到机场，发动，
升空，去拼命，去报仇！有另外一种力量强抑着他的冲动。战友鲁莽的死使
他清醒、使他成熟。军人应该不怕死，但仅仅不怕死还不是一个称职的指挥
员。脱离了自己部队的牺牲堪称悲壮，同时亦是必须禁止和避免的。上级把
整整一个团队数十架飞机交付与你，肩膀上压着沉沉的责任啊！
静下心来认真研讨经验教训，发动群众探索新的战法战术，化悲痛为
力量有着相当实际的内容，报仇雪恨绝不是蛮打乱冲。仗愈打愈好，愈打愈
精了，他的组织指挥也渐渐炉火纯青。团队击落击伤的数十架F－86 中有他
两架，但他最感得意的还是部队战斗素质的整体提高，所有的翅膀都摔打得
更加灵巧，更加刚硬。
从朝鲜归来，刘亚楼再度召见：“林虎，你打得不错。盂进死得可惜呀！”
司令一句话，令几年的甜酸苦辣喜怒哀乐七荤八素化为一汪泪水，夺眶而出。
刘亚楼掏出手绢：“朝鲜战场是我们的一笔宝贵财富，胜利的经验要总
结，血的教训也要总结。地面总的讲是和平了，但空中的战争还远未结束呀。”
朝鲜战场，对我们新生的人民空军是一次最大的实战锻炼，使得我们1958
年在东南沿海应付那样一个复杂的局面，肚里不慌，信心十足。
1958 年7 月27 日，我们冒雨隐蔽飞到汕头，就是准备打他一次伏击。
当天和28 日。国民党飞机都来侦察过，我们伪装得很好，他没有发现。
7 月29 日一清早，我把飞机拖出来试车，突然，机场周围的高炮同时
开火。原来炮兵有一条，闻机声就开炮。我赶忙下令“停！”这不是要暴露
自己的秘密嘛？搞得我很紧张。
我命令把侦收国民党飞机频率的机器搬到指挥所，我戴上耳机，直接
听国民党飞行员相互间及同地面指挥的通话。这本来是违反规定的。我不管，
我是现场指挥员！
国民党也精得很，到空中只说一两句英语，是个信号，表示集合完毕。
他瞒不了我，我知道他们已经起飞了。他一到澎湖，还要向地面管制
说一句短话，听不清楚，但我已知他们到了澎湖。我就是凭经验计算时间，
叫赵德安他们起飞。虽然准确到“秒”不可能，但大体时机不会差太多。
经过多年的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