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上，填写我的年龄是十五岁，欲入的年级为“初级第二年”因小学六年级已含有初一的课程，所以我在读中学时又跳了一级。而在这份证书上填写的家长是我的姑姑恒季华，足见我姑姑在我家的地位，而为我具保的变为自来水公司的经理周实之。
第四部分第13节 中小学生活
热心的朋友又找到了汇文学校“辛未（1931）年刊”我写的“一九三一级级史”一文，这篇文章是因为“高级三年征记，爰为是文”。（见图《启功画传》第18页）大概我的古文写得比较好吧，所以大家推选我代表全年级来写这篇级史，这并不偶然，因为当时我正随戴绥之先生学习古文（见后）。在谈到中学教育的重要性时，我这样说：
英才教育，尤为国政导源。然小学始教，要在广施；而大学专攻，非能遍及。是以进德之基，深造之本，舍中学其焉归。入学既久，效已可睹，成兹九仞之山，端为一篑之积，则高级三年，诚难忽视也。
我在高中读的是商科，对商科的重要性，我是这样认识的：
至于商科，货殖是究。鸱夷用越，阳翟得秦。谁曰居积可鄙，庶与管仲同功。
“鸱夷用越”是指范蠡在越国经商致富的事情，“阳翟得秦”是指吕不韦因经商而取得秦国政柄的事，管仲则是战国时著名的政治家。对于风华正茂的青年学子及其昂扬热情，我是这样形容的：
此三科者，数十百人。奇才杰出者，不可胜记，而成绩因之而斐然可观矣。每见课余之暇，三五相聚于藏书之室，切磋琢磨，同德共勉，为五年率。攘攘熙熙，相观而善。暇则或为指陈当务之文，或作坚白纵横之辩。或出滑稽梯突之言，或好嬉笑怒骂之论，往往有微旨深意，寓于其间。
我虽为高三年级作了这篇级史，但遗憾的是我并没有在汇文中学正式毕业，只是肄业而已。原因是这样的：我小时侯念了几年私塾，当时家里不准我学英文，我上小学、中学又都是插班，所以英语成绩比较差，越念到后来越吃力。当时我有一个同班好友叫张振先，他的英语特别好，同学经常找他帮忙“杀枪”，也就是现在所说的当“枪手”——谁的作业不会了，就请他写。高二那一年的英语考试，我估计自己不行，也请他为我作一回枪手。可那一回他有点犯懒，替我作时没太下工夫，内容和他自己的卷子差不多。老师“很高明”，一看便说，这两篇雷同，不行。他还算手下留情，说起码要在第二年重写一篇，否则不能及格。当时我正一心一意、聚精会神地随戴绥之先生学习古文，全部的兴趣和精力都在那方面，对英语一点兴趣也没有，别说第二年了，就是第三年我也写不出，于是我也就不管什么毕业不毕业了。为此，我有点对不起我的另外一个恩人——周九爷周学先生，也就是为我提供中学担保的那位自来水公司经理周实之先生（为我提供小学担保的张先生是他的属员）。他也是我曾祖的门生，他的父亲叫周馥（玉山）是李鸿章的财务总管，家里很有钱，后来生活在天津。我曾祖死后，他还坚持来看望我们。每次到北京，必定来看我的曾祖母，他一直称她为师母；我曾祖母也必定留他吃饭，关系很好。周老先生表示愿意资助我一直念下去，直至大学，以至出国留学。这样一来，我就辜负了他的美意。但他善良的愿望其实并不合实际。即使我英语及格了，将来能留学了，那谁管我的母亲和姑姑啊？我不是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的人啊！我家还有两个亲人，他们把我拉扯大，现在是反过来需要我照顾、抚养她们了。我当初为什么选择商科？还不是觉得它和就业、赚钱更直接吗？而我为什么那么努力地跟戴绥之先生学习古文？就是因为后来我发现商科不适合我，我要学点适合我的真本事，并靠它找点工作，谋份职业，养家糊口，生活下去。所以到了高三，我也没再补考，中途辍学了。而我家和周九爷的关系却一直保留下去，他帮助过我三叔、六叔谋过职。后来我到辅仁大学工作，当了副教授，还特意到天津去看望他，他还热情地请我吃饭。说来也巧，周九爷的孙辈周良、周骆良、周骘良（后改为周之良）后来都在北师大工作，我们的关系一直处得很好。
后来张振先到英国留学去了，解放后回到中国。在困难时期，因为我们都是市政协委员，可以享受一点优待——每星期六、日到欧美同学会那儿去打打牙祭，顺便聚会一下。聚会时，还常回忆这次“杀枪”事件，以及一些其它趣闻，这里权作汇文随感和汇文逸事说说吧：
回想中小学生活，虽然平淡无奇，但这种开放式的、全方位的现代教育还是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觉得它确实比那种封闭式的、教学内容相对保守单一的私塾教育进步得多。最主要的是这种教育为孩子身心的自然发展提供了远比旧式教育广阔得多的空间。别的不说，活泼、好动、调皮、淘气是孩子的本性，而这种本性在私塾教育中往往被扼杀了，但在新式学校里，大家地位平等，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沆瀣一气，成群结伙，又有充分的空间去发挥，这些本性就可以得到释放。教我们英文的老师叫巴清泉，他判作业和阅卷时的签字一律
用CCPA。他是一个基督徒（汇文是基督教学校），对同学们一些不太符合基督教的言行，一律斥为迷信。我们就故意气他，他上课时，有人就把装粉笔末的纸合里插上三根筷子当香烧，还在他快进教室时一起怪声怪调地把CCPA念成“sei—sei—ba”好像是在说汉语的“塞啊—塞啊—叭！”。要说迷信，应该是汇文的牧师刘介平。他有三个儿子。他不喜欢大儿子，而喜欢小儿子。先是小儿子不幸得病，他整天为他祈祷，还是死了。他把儿子的棺材停在亚斯礼堂（在当时的慕贞女中内）的讲堂下，向基督虔诚地祷告：“我的儿子被主接走了。”后来，他的二儿子又得病，死了，他又如此安排祷告一番。不久，他大儿子又病倒了，这回他把他送进医院，很快就治好了。大家都说这才是迷信。
第四部分第14节 我和张振先
还说我和张振先吧。我们俩都属于淘气的学生。他有一回在礼堂的暖气管上拿“顺风旗”（一种体操动作），结果把管子弄坏，吓得赶紧跑了。我更损，教我们语文的老师水平有限，有时还念错别字，如在教我们念《秋水轩尺牍》时，把“久违麈教”念成“久违尘教”。他是个大近视眼，我就拿一本字号最小的袖珍版的《新约全书》随便找个问题问他。他挤着眼睛看了半天，也看不清，后来恍然大悟，知道我是明知故问地刁难他，就用教鞭照我的屁股给了一下。我还假装委屈，理直气壮地质问“您为什么打人啊？”他说得也好：“你拿我开涮，我不打你打谁？”诸如此类，淘气的事干了不少。我和张振先是同桌，一到课间休息，甚至自习课老师不在时，我们俩就常常“比武”，看谁能把谁摁到长条凳上，只要摁倒对方，就用手当刀，架在他的脖子上说：“我宫了你！”算作取得一场胜利。直到几十年后，我们在欧美同学会吃饭时，彼此的祝酒词还是“我宫了你”。这种童贞和童趣是非常值得珍惜的，有了它，人格才能完整。而开明的老师，常能容忍孩子们的这种天性，这对孩子的成长是有利的。我们班有一个同学叫宋衡玉（音），平时常穿日本式的服装，我们都管他叫“小日本”，他自然不愿意听。有一回在饭厅吃饭时，有人又叫他“小日本”，他急了，追着那个人不依不饶，那个人就往饭厅外跑，他嘴里骂着“儿子（读作zei）！儿子！”的往外追，刚追出门，正好和路过的校长撞个满怀，校长拧着他的嘴巴说：“你又没娶媳妇儿，那来的儿子？”大家听了哄堂大笑。因为大家觉得校长实际上是以一种幽默的方式加入到这场游戏中了。总之，我不是提倡淘气，但兴趣是不可抹杀的，在这样的学校，每天都有新鲜有趣的事发生，大家生活、学习起来饶有兴致。（图见《启功画传》第17页两幅照片）
但有些事就不那么简单了。如1926年北京发生“三一八惨案”，那时我正上小学，那天放学时整个北京城都戒严，家里着急，派车接我，但怎么也绕不过来，最后我是拐着弯穿小胡同，很晚才到家。后来我升入汇文中学，又知道有两名汇文的学生死于这次惨案中，一位姓唐，一位姓谢，校内还竖有“唐谢二君纪念碑”。这使我知道社会上还有比学校更惊天动地的大事。
大约从十五岁到二十五岁，我有幸结识了一些当时知名的艺术家、诗人、学者，如贾羲民、吴镜汀、戴姜福、溥心、溥雪斋、齐白石等先生。我并向其中的一些人正式拜过师。在他们的教诲下，我日后比较见长的那些知识、技艺才打下根基，得到培养。在我回忆成长过程时，不能不提及他们。我曾经写过《记我的几位恩师》、《溥心先生南渡前的艺术生涯》及《记齐白石先生轶事》等文章，记载了他们的有关情况，现把和我相关的一些情况再概述并补充一下。
贾羲民和吴镜汀。羲民先生名尔鲁，又名鲁，原以新民为字，后改为羲民，北京人。镜汀先生名熙曾，镜汀是他的号，长期客居北京。（见图《启功画传》第20页照片两幅及绘画一幅）我虽然自幼喜爱绘画，也下过一些工夫，比如我家有一卷王石谷《临安山色图》的珂罗版照片，原画已流入日本，当时能得到它的照片已很不易，不像现在能见到那么多的王石谷真迹，所以我到现在还保留着这幅照片。我和我五叔祖曾一起用心临摹过它。又经热心人帮助，还找到1926年（丙寅）我画的一张菊花小册页。但这些仅是凭着小聪明，还不具备专业的素质。为了能登堂入室，大约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