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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政治因素值得略提：回教徒此时势力大张，已占领君士坦丁堡，彻底消灭东罗马帝国，欲进一步吞并希腊。因著回教徒威胁基督教世界的安危，众天主教国家无法纠集力量，全面与更正教对抗。
B．社会经济因素。
在社会经济方面，由於封建制度崩溃，造成君王及贵族间的对抗，原有划一整齐的社会阶级制度也被打破了，社会由静态一转而变成流动不定。
商业发展、商业城市崛兴、中产阶级的兴起，是这个时期的重要变化。一些商业城市如日内瓦、苏黎世，变得非常繁盛；居住在其中的城市人（town people），逐渐形成他们独有的生活方式（town life）一崇尚奢华、注重现世、追求自我表达与自我实现、爱好文学艺术（这与文艺复兴及人文主义思想自然密切相关），与中世纪追求出世、舍己、俭朴的宗教理想截然不同。新的社会阶层与新的文化生活的出现，加深了当时已存在的属灵模式失效的危机。
富有的城市中产阶级，有强烈的政治与社会诉求。他们反对被贵族与君王全然操纵，期望在公众事务上有更大的参与；也不愿意向别国势力缴税，对教皇徵税（papal taxation）深感不满。这些中产阶级未必都关心宗教问题，也不一定认同宗教改革的所有主张日後马丁路德与人文主义者的决裂，日内瓦不少的居民抗拒加尔文的宗教统治，皆反映出这方面的差异）；但是，他们都赞成将教会国家化及教政民主化，而宗教改革正好配合了这两方面的诉求。因此，中产阶级成了一股支持宗教改革的社会势力。
C．文化思想因素。
文化思想上的几个重要因素，也为宗教改革预备了土壤。
第一，欧洲人的识字人数增加。中世纪教育并不普及，绝大多数人——包括君王和贵族在内——都是文盲，识字的仅限於少数的教士，所以他们往往负责政府的文职事务。由於不识字的缘故，一般民众既不能读书或读圣经，亦难以明白那些较复杂深奥的教义，因为语言能力与思维能力是成正比的，倘若词汇不足，如何作精密复杂的思考呢？他们只能背诵简单的祷文、十诫、信经等。
但是，随著城市的兴起与教育逐渐普及化，识字人口也相应增加。在 1400年代末，估计约有三分之一的专业人士能够阅读，他们绝大多数就是前面所说的城市中产阶级。
第二，印制术的发明与普及，出版事业蓬勃。在印刷术尚未发明以前，书籍只能靠人手抄写以保存及流传，数量稀少与售价昂贵不在话下。此时不仅私人难以奢望拥有一本圣经，就算是一个教区的小教堂，也不会拥有一整本圣经，能有若干经卷便已非常了不起；若连低级教士都没有机会阅读圣经，那一般平民百姓就更与圣经绝缘了。不过，当印刷术由东方引入欧洲、且逐渐普及化後，情况开始有变，从1450至1600年，书籍数量激增二十倍，书价便宜，较多人负担得起；圣经之印行量亦因而大增，1520年时，在欧洲流通的圣经约有一万二千册。
更正教提出＇惟独圣经＇的口号，是需要有客观条件（正如马克思说的下层建筑）配合方能生效的。若非教育进步、识字人数增加；若不是印刷术发明、圣经大量印行，人民根本就不能阅读圣经，也不可能拥有圣经，＇惟独圣经＇只能是个不切实际的理想罢了。
第三，经院哲学崩溃。这方面由於牵涉太多复杂的神学问题，无法在此详谈，我只能提纲挈颌地略提一些要点。自十二世纪以後，＇唯名论＇逐渐压倒以新柏拉图主义与奥古斯丁传统为骨干的＇唯实论＇，教会多年来艰苦经营出来的一元化、由上而下的神学模型备受挑战。取而代之最重视具体特殊的现象、经验主义的知识论，多元化神学思想抬头。由於道统与教统是彼此紧密相连的，一元化的道统之不存，人对教会权威的尊敬便随之减少了。
与此同时，基督教人文主义思想兴起，对圣经及古教父著作的研究大增。不少学者从基督教的原始经典里，既发现教父间就同一个神学课题原来竟有多种不同的看法，也发现圣经、教父的看法与现今教会的教导有许多差异之处；他们遂开始怀疑罗马教会的教导的唯一性与合理性。马丁路德便是藉著研究圣经及奥古斯丁的著作，寻到他赖以反对大公教会的权威与理性基础的。
第四，经济发展，教育普及。许多富有的城市兴办大学，作为当地文化会会萃的标志。这些大学成了教会以外的学术力量，并不受教会所管制。譬如说，马丁路德任教的威登堡大学（WittenbergUniversity），虽然教授主要由奥古斯丁修会（马丁路德便是属於这个修会的）提供，但学校的管理权却在世俗贵族——撒松尼的选侯、绰号＇智者＇的弗得烈（EIector Frederick the Wise of Saxony；1486…1525）的手上，故马丁路德可以在世俗政权的保护下，获得教皇治权所不能及的学术空间。大学遂成人文主义思想孳生的地方。
D．灵性因素。
宗教改革是一场伟大的属灵觉醒运动，那麽，促成这个运动产生的必然不仅是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因素，也有深远的灵性因素在其中了。
许多更正教的学者或牧者，对大公教会千馀年的历史，作了片面而歪曲的报道，例如指摘教会早在二世纪开始便已堕落了，而在四世纪成为罗马国教以後，教会更深陷在长达千年的黑暗时期里。这是极其荒谬的说法，与事实的距离相隔不止千里之遥。
我当然不会说中世纪的教会是理想的教会（也根本没有一个时期的教会是理想的），但我绝不同意天主教或大公教会在千年以来，均处於漆黑一片中。若说二千年的教会历史中，竟有近千年的黑暗时期，那基督作为教会元首、圣灵作为保惠师，便难逃失职的嫌疑了；而这个自其传递以来，黑暗时期远较光明时期为多的宗教信仰，其真实性亦甚可疑了。（有人甚至偏激地认为教会自保罗後即开始堕落，且要待到宗教改革，甚或他们所属的宗派领袖出现以後，教会才开始拨乱反正。二千年教会足有一千九百年堕落，这样的宗教叫人如何置信呢！这样自大自义的心态，实在叫人难以忍受。
中世纪的教会，确实是存在著豪奢荒淫、贪污腐败、卖官鬻爵、教士渎职、道德水准低落等问题；宗教改革前夕，这样的问题尤为严重。但是，腐败只为教会招来人民的广泛不满，为改革预备好心灵的土壤，却并不直接促成宗教改革的发生。并且，正如我在下文详细说明的，宗教改革的真正改革意义，并非在使教会由腐败的一转而成为圣洁的；否则，我们也许需要更多宗教改革，甚至该主张＇不断革命论＇呢！。
事实上，在宗教改革前夕，教会存在的主要问题，不是罪恶满贯，而是旧有的属灵模式失效。随著时代的演变，传统的属灵模式开始显得落伍，过去建造在农业社会基础上的属灵标准与要求，已无法满足商业化的城市生活与世俗心灵；昔日那种依附权威，信托教会、圣职人员、圣礼等中介机制来接触上帝的方法，已难以安顿渴求独立思考与自行经验的宗教心灵。
在十四、五世纪时，教会面临危机是人人皆知的；不同阶层的人士均感受同样的危机，但又不知如何解决。大公教会曾多次召开大公会议，企图推行改革之路，可惜均未曾见效。也有不少人企图透过重振传统的属灵模式，来解决现实生活中灵性低落的问题。例如金碧士（Thomas Kempis）的名著《效法基督》（ImitationOf Christ）便是在此时期写成的；全书宣扬的是贫穷、俭朴、出世等典型的修道主义理想，企图藉此挽救教会腐败的颓风。问题是，在中世纪这样一个封建、农业、静态的社会里，推销出世思想，或许能适合人的需要；但在商业化、城市化的社会中鼓吹同样的思想，便肯定存在著隔阂了。这种遥远的主张只能令人欣赏、羡慕，却无法与当时中产阶级的实际生活联系起来。因为他们期望的是使信仰更符合进步与发展中的社会，且对世界、物质、学术有较多正面的肯定；他们不欲离开世界来寻求信仰的意义，却盼望教会将信仰意义引入他们所处的世俗生活中。教会企图以早告失效的属灵模式，去解决因著这失效所造成的属霾弊病，将问题的根源变为答案，结果当然是事与愿违了。
（一个与前述的情况相仿的例子：香港社会道德水准低落，人欲横流是人尽皆知的事实，但这与传统道德观失效、新的道德观又未曾建立起来是息息相关的；我们若不了解传统道德观与现代人心态的落差，是造成现今道德虚无主义盛行的原因，而妄图藉重振传统礼教来解决现实问题，将问题变成答案来应用，则不管我们推行多少次儒学复兴运动、道德重整运动，也不会使香港人品格高尚起来。）当时，民间有许多自发性的研经运动，最负盛名的要算是伊拉斯姆 （Erasmu ot Rotterdam， 1467－1536）了。伊拉斯姆与马丁路德同属奥古斯丁修会。1516年，他首先倡议及促成希腊文圣经的重印。所以，马丁路德并非注重读经的第一人。这种研经运动，也可以说是对当时面对的属灵危机的回应。
IV。 路德的个人档案。
A．家境与学业。
马丁路德生於1483年，卒於1546年。他在德国东部艾斯利班城（Eislebon）一个农民家庭出生，父亲不久由务农转业为矿工，後经营矿场。马丁路德在莱比锡大学攻读法律，1502年取得学士学位， 1505年得硕士学位。父亲一心让他朝律师之路进发。但据路德忆述，他在一次旅途中遇风暴，受惊而呼求：圣安娜救我！我愿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