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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军灭了百济之后，原百济王扶余璋的部下福信及浮屠道琛率众占据周留城，抗击唐军。１０月，福信遣使至日本，请求迎立在日本为人质的百济王子扶余丰，并向日本乞求援师。为了保住在朝鲜半岛上的势力，同时也为了缓和国内的政治危机，日本的齐明天皇很快就做出了送扶余丰回国和出兵援助百济的决定。１２月，天皇及太子中大兄等从内地的飞鸟京移驾沿海的难波城，并成立了战时最高指挥部。６６１年１月，战时指挥部被迁至九州西岸，齐明天皇在与百济隔海相望的盘濑设置了行宫。７月，齐明天皇驾崩，太子中大兄素服称制，是为天智天皇。８月，天智天皇命阿昙比罗夫、阿倍比罗夫、秦田来津分率前军、后军和别动队，援助百济。至９月，遣将狄井槟榔、朴市田来津等率兵５０００余人护送扶余丰返国即位。
此前，因驻守百济的唐军刘仁愿部被福信和浮屠的百济军围困在熊津府城内，故唐高宗急调刘仁轨率军渡海增援，大败百济军队，解了府城之围。４月，唐军４。４万人从水陆两路向高句丽发起进攻。７月，唐军进至平壤，因久攻平壤不下，乃于次年２月撤军。这时，唐高宗诏令刘仁轨：建议他从平壤撤军与新罗的军队会合，共同坚守，若金法敏（金春秋之子）希望唐军留镇，就驻扎在新罗；如果不行，就乘船回国。可刘仁轨的意见是应该乘此机会灭掉百济和高句丽。他的理由是：唐朝要吞并高句丽，就要先消灭百济，然后再联合新罗一举击败高句丽；如先从平壤后撤，再放弃熊津府回国，则百济就会死灰复燃，以后再想得到这样的机会就难了，而且刘仁轨认为福信凶残暴虐，扶余丰猜忌心重，两人貌合神离，一定会自相残杀，所以可以静观其变，伺机而动。于是他一面“飞表闻上，更请兵船”，一面派兵伺机出击，先后攻拔了支罗城及伊城、大山、沙井等地，又与新罗联兵攻克了“临江高险，又当冲要”的真砚城，打通了新罗的运粮之路。而福信与扶余丰也果如刘仁轨所料，两人发生内讧，福信被杀，百济的残余力量因此严重削弱。
白江口之战
６６３年６月，日本天智天皇令日将毛野稚子等率２。７万余人向新罗发起进攻，夺取了沙鼻歧、奴江二城，切断了唐军与新罗的联系。不久，由孙仁师率领的７０００名唐朝援军也渡海到达熊津，与刘仁轨会师，唐军军势因此大振。刘仁轨与诸将计议，认为：“周留城是敌军的巢穴，除恶务本，须拔其源，应该先攻取该城。如果打下周留，其它诸城不攻自破。”周留城修筑在白江河口上游不远处的左岸山地上，三面环山，一面临水，山峻溪隘，易守难攻。于是刘仁轨经过周密策划，制定了进攻周留城的计划。刘仁愿和孙仁师以及新罗王金法敏率军从陆路进攻；刘仁轨、杜爽则率领唐朝及新罗水军由熊津江入白江口，溯江而上，从水上进攻。８月１７日，唐新联军从陆路三面围攻周留城，城外据点逐一被攻克，百济和日本守军相继投降。周留告急，日将庐原君臣领军万余越海而来，准备自白江口登陆。当时，尽管唐新联军已从三面包围了周留城，但百济只要能确保周留至白江一线的安全畅通，就能得到日本从海上的支援，从而据险固守。因此，白江成为维系周留存亡的生命线，两军都誓在必争。
唐新水军首先到达白江江口。２７日，日本水军也从海上抵达白江，两军遭遇。从当时双方的实力来看，大唐水军７０００余人，１７０艘战船；日本水兵万余，战船１０００多艘。日本虽然在人、船数量上多于唐军，但大唐水军船坚器利，武器装备优于日本。对于这次战斗，中国的史书记载简略。据《旧唐书·刘仁轨传》记载：“刘仁轨率军和倭兵相遇在白江口，四次进攻都取胜了，日本的战船被击沉四百多艘，到处是火光，海水都变成红色，敌军溃不成军，百济王扶余丰只身逃走。”日本史籍对此有详细的记叙：“大唐军将率战船一百七十艘，阵列于白江村。戊申（２７日），日本船师初至者，与大唐船师合战。日本不利而退，大唐坚阵而守。己申（２８日），日本诸将与百济王不观天象，而相谓之曰：‘我们奋勇向前进攻，唐军就会撤退。’更率日本乱伍中军之卒，进打大唐坚阵之军。大唐便自左右夹船绕战，须臾之际，官军败绩，赴水溺死者众，舻舳不得回旋。朴市田来津仰天而誓，切齿而嗔杀数十人，于焉战死。是时，百济王扶余丰与数人乘船逃去高丽。”（《日本书记》卷二十七《天命开别天皇》）
由上可知，此战唐将刘仁轨首先采用以逸待劳的战略战术，以旺盛的士气，率战船阵列于白江，因而在第一次较量中，轻而易举地就使日本“不利而退”。接着在次日的战事中，又利用唐军战船高大坚固的优势，将日本的船只左右夹住，使其不得回旋，再施以火攻战术，焚日本之战船４００多艘，取得了战斗的最后胜利。而日本则是盲目冒进，８月２７日刚至白江，就与严阵以待的唐军交战，被迫“不利而退”。次日竟“不观天象”，仅凭一股蛮勇，毫无秩序地向早以列成“坚阵”的唐军冲击，结果在“须臾之际”惨遭失败。倭将朴市田来津被击毙，百济王扶余丰逃之夭夭。
影响
日本水军惨败的消息传至周留城，守城的百济王子扶余忠胜见大势已去，遂于９月７日率百济守军及日本援军向唐朝投降。日本的陆军听到海军战败，也不寒而栗，于是和白江之战的幸存者一道，乘船逃回了日本。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抗日战争至此结束，日本势力退出了朝鲜半岛，其入侵中国的野心也随之破灭。
日军在朝鲜的惨败证明了当时日本根本不是中国的对手。损失惨重的日本深知若不赶紧求和，唐朝一旦下决心进攻日本本土，则他们连还手之力都没有。于是日本连连派“遣唐使”赴华，对中国天子毕恭毕敬，并学习中国的文化和工艺，以此改造日本。
在此后的一千多年里，日本就游离于中国的朝贡体系之外，对中国充满敬仰之情，积极向中国学习，它的许多制度、文化习俗，都是来自中国的熏陶。
第二部分 耶稣的诞生第22节 穆罕默德和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自创立之后，就对东西方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至今对世界仍发挥着作用。这一宗教于公元７世纪时产生在阿拉伯半岛，创立者是穆罕默德。
渴望得到解救的阿拉伯人
阿拉伯半岛地处欧亚非三大洲的交汇处，因此，这里的居民在肤色上也兼有三个人种的特征。几乎被沙漠和草原所笼盖的阿拉伯半岛特别适合于游牧，独特的自然条件使得这一地区在古代农耕业不发达时期，一直比其它地区先进。
在世界各地普遍进入定居的农耕时期以后，阿拉伯地区的优势地位便开始消失。到公元５至６世纪之后，世界上许多地区早已进入文明时代三四千年了，然而阿拉伯地区，尤其是贝都因人居住的地方，却仍然未能摆脱原始的落后状态。经济、文化停滞不前，部落间的战争连绵不断，人们经常为争夺牧场和水草而展开血腥的厮杀。
但是，靠近红海的汉志地区的情况却比较特殊。这里虽是不毛之地，但却是从南部沟通欧亚的商业要道。东方的商品从印度洋运到也门，然后再由阿拉伯商人用骆驼驮着北上，通过汉志地区到达地中海，再从那里转送到欧洲各地。得天独厚的交通条件为汉志地区带来了繁荣，其中麦加和麦地那城最为出名。
麦加城位于整个阿拉伯地区南北交通的中枢，那些长途跋涉的商人通常都要在这里歇脚。因为这里有一口诱人的清泉井，这在视水如油的阿拉伯人眼中是很不寻常的，这里还有一块巨大的不知什么时候从天上落下来的黑色陨石，阿拉伯人将它看成是一个圣物。为了供奉这块圣石，还建了一座庙，名字叫克尔白神庙。远近的阿拉伯人常常成群结队地专程到此拜祭。同时，他们往往还随身带来一些货物互相交换。久而久之，一个大规模的交易市场就在麦加形成了。
公元６世纪，为了争夺也门、波斯和埃塞俄比亚发生了战争，这就使原来经过汉志的商路被切断了，麦加城由此陷入了十分困难的境地。公元５７２年，波斯人占领也门以后，没有恢复原来的商路，而是把运到这里的商品改道波斯湾进入两河流域，然后再运抵地中海。商路断了，财路同样也就断了，麦加人的收入因此急剧减少，变得越来越穷。为了争夺财富，阿拉伯人各个部落之间加紧了互相的掠夺，战争由此更加频繁。
此时汉志地区的大多数阿拉伯人都感到十分痛苦，但是又没有人给他们指出一条出路。绝望中，他们把希望寄托于神，希望神能解救他们出苦海。伊斯兰教于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了。
安拉的使者
穆罕默德（意为“受到高度赞扬”）生于公元５７０年的麦加。他的父亲出身于哈希姆家族，以前是强盛的古莱西部落的望族，所以穆罕默德是这支贵族旁系的后裔。穆罕默德的父亲在穆罕默德出生前就去世了，穆罕默德的母亲也在他６岁时死去，在穆罕默德６岁至８岁时由他的祖父（克尔白神庙的管理人）抚养，８岁时祖父去逝，由伯父收养。
穆罕默德的童年很苦，从小就得自谋生路。他当过放牧人，是一个半文盲，年青时他诚实可靠，相貌俊秀，在随伯父经商的时候，到过巴勒斯坦、叙利亚和许多地区。通过游历，穆罕默德增长了见识，对阿拉伯人民的各种痛苦也有了很深的了解。他又研究了基督教和犹太教的教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