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为指挥官，统帅部队，一举夺回了萨拉米斯岛。赫赫军功使梭伦声望大增，城市居民把梭伦看成了自己的领袖和庇护者。而完全属于贵族后裔并处在他们的债务束缚下的农民也在渴望着他的保护。
伟大的改革
公元前５９４年，梭伦被选为雅典的首席执政官。他得到了“修改或保留现有法律及制定新法律”的权力。当政后的梭伦立即实施了一系列改革，颁布多项法令，向氏族贵族发动了猛烈的进攻。他首先废除了“六一农”，抵押了的土地归还了原主，竖在地里的柱子被拔去了，由于欠债而沦为奴隶的雅典人又回到了自己家中。这一转变使贵族后裔和古老的氏族贵族受到了很大损失。但梭伦不想从根本上彻底废除奴隶制度，他的法律反对的只不过是那种妨碍雅典经济发展的债务奴隶制。
具有重大意义的是梭伦在雅典确立新的国家制度的改革。
根据梭伦的法令，雅典的全体公民将按财产的多少划分为四个等级，不同等级的公民享有不同的政治权利。谁的财产多，谁的等级就高，谁就享有更大的政治权利。第一、二等公民可担任包括执政官在内的最高官职，第三等只能担任低级官职，第四等级不能担任任何官职。
这一制度虽然并未实现公民之间的真正平等，但它意味着身为贵族，如果财产少，也享受不到过去那么多的政治权利，而新兴的工商业奴隶主可凭借自己的私有财产，跻身于城邦政权。这就打击了贵族依据世袭特权垄断官职的局面，为非贵族出身的奴隶主开辟了取得政治权利的途径。当时，战神山议事会是国家权力结构的中枢。贵族借助这个机构操纵了立法、行政、司法等大权。梭伦恢复了公民大会，使它成为最高权力机关，决定城邦大事，选举行政官，一切公民，不管是穷是富，都有权参加公民大会；设立了新的政府机关——４００人会议，类似公民会议的常设机构，由雅典的四个部落各选100人组成，除第四等级外，其他各级公民都可当选。这一切，为雅典政治制度的民主化开辟了道路。
在梭伦改革之前，雅典行使的是德拉古法，它对偷窃水果、懒惰等过失都要判处死刑。人们指责它不是用墨水，而是用鲜血写的。对此梭伦建立了新的陪审法庭，所有年满３０周岁的公民都可出席法庭。法庭成员用抽签的办法选出，陪审法庭监督担负国家职务的人员活动，保护雅典人民的利益。同时，雅典的军队也不像从前那样，按氏族、族盟和部落来组成，而是根据财产的等级。头两等的公民在骑兵服役，第三等级组成重武装步兵，轻装部队和海军由第四等级组成。
梭伦还采取了许多鼓励手工业和商业发展的措施，如除自给有余的橄榄油外，禁止任何农副产品出口；凡雅典公民，必须让儿子学会一种手艺；奖励有技术的手工业者移居雅典，给予其公民权；改革币制；确定私有财产继承自由的原则等。梭伦制定的这一系列法律条文均刻在木板或石板上，镶在可转动的长方形框子里，公诸于众。梭伦的改革获得了雅典人民的热烈拥护，在梭伦颁布这些法律的时候，整个雅典都沸腾了。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当时的情景：
古城雅典的中心广场上聚集了成千上万的农民、手工业者和新兴的工商业奴隶主。兴致勃勃的人们正急切地等待着一个重要时刻的到来：新上任的首席执政官梭伦将在此宣布一项重要的法律。
梭伦在众人的注视下大步登上讲坛，环顾四周，径直走到一个大木框前。此时，嘈杂的会场立时变得鸦雀无声，人们凝神平息，视线随着梭伦不约而同地投向了那个大木框。梭伦用手一拨，将架在木框中的木板翻转过来，刻在木板上的新法律条文便呈现在人们面前。梭伦高声宣读着各项改革法令，并以洪亮的声音庄严声明：“此法律的有效期为１００年。”顷刻间，掌声雷动，欢声四起，那些无力还债的农民更是起劲地欢呼，整个雅典城被一种异常热烈的气氛所笼罩。
这种情景是对梭伦改革的肯定，只有成功而合理的改革，才会获得人民的拥护。
恩格斯认为，梭伦的改革与国家起源有关。恩格斯说：“社会一天天成长，越来越超出氏族制度的范围；即使最严重的坏事在它眼前发生，它也既不能阻止，又不能铲除了……既然氏族制度对于被剥削的人民不能有任何帮助，于是就只有期望正在产生的国家。而国家也确实以梭伦制度的形式给予了这种帮助，同时它又靠牺牲旧制度来增强自己。梭伦揭开了一系列所谓政治革命，而且是以侵犯所有制来揭开的……迄今所有的一切革命，都是为了保护一种所有制以反对另一种所有制的革命。它们如果不侵犯另一种所有制，便不能保护这一种所有制。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是牺牲封建的所有制以拯救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在梭伦所进行的革命中，应当是损害债权人的财产以保护债务人的财产。债务简单地被宣布无效了……他清除了负债土地上的抵押柱，使那些因债务而被出卖和逃亡到海外的人都重返家园。”
梭伦在首席执政官任满后，即放弃全部权力离开雅典去远游了。据说他到过埃及、塞浦路斯、小亚细亚等地，一路上留下不少佳话和美谈。晚年他退隐在家，从事研究和著述，死后骨灰撒在了他曾为之战斗过的美丽的萨拉米斯岛上。
影响
梭伦改革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提出了“公正”这一观念。他在一首诗中写道：“我拿着一只大盾／保护两方／不让任何一方不公正地占据优势／我制定法律／无贵无贱／一视同仁。”梭伦抑制了平民与贵族的过分的欲望，在“公正”的旗帜下将一个氏族社会引入了国家的轨道，私有制诞生了。“毫无疑问，２５００年来私有制之所以能保存下来，只是由于侵犯了财产所有权的缘故。”梭伦改革中，解除债务的政策，无疑是对债权人的一种“侵犯”，但这种“侵犯”是一种执行社会公正的结果，是公正地推动社会进步的必要措施。雅典人民不负历史的厚爱，在梭伦之后的２００年间，不断完善着公正的观念，创造了政治、经济、哲学、艺术、科技全面繁荣的希腊文明。
梭伦改革奠定了雅典乃至希腊的民主制度和自由之风的基础，而后者，却是欧洲民主制度的一个重要来源。梭伦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讲，对后来的世界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建立，有深刻的思想渊源。
第一部分 汉谟拉比法典第6节 古希腊首次举行的奥运会
雅典是希腊共和国的首都，位于巴尔干半岛东部的阿蒂卡半岛上，已有５０００多年的历史，是世界著名的古都之一，也是重要的欧洲古代文明的发源地。奥林匹克得名于奥林匹亚，奥林匹亚则是雅典西南３３２公里处的一个村庄的名字。根据历史资料记载，公元前７７６年曾在那里举行了第一届体育竞技大会。１９３６年奥林匹克运动会正式恢复火炬仪式以来，规定每届奥运会之前，都要在传说的奥林匹亚村众神之王的庙宇——宙斯庙的遗址点燃火炬，然后进行接力传送，运动会开幕式时引进会场点燃开幕式的火炬。运动会期间，火炬一直在那里熊熊燃烧，必须待到闭幕式时才能熄灭。
奥林匹亚运动会的起源
关于古奥运会的起源，有历史可考的是伊利斯城邦与斯巴达订立的神圣条约。公元前８８４年，伊利斯发生了一场灾难性的瘟疫，居民一个接一个地病倒、死去。往日繁荣、欢乐的奥林匹亚，出现了哀鸿遍野、满目疮痍的景象。就在这时，伊利斯城邦的宿敌斯巴达却乘人之危向它发动了侵略战争。斯巴达人满以为一举可以拿下他们垂涎已久的奥林匹亚，没想到却遭到了宁死不屈的伊利斯人的顽强抵抗。斯巴达人久攻不克，在希腊其他城邦调解下，只好放弃了原先的打算。斯巴达王李库尔格和伊利斯王伊菲特订立了神圣休战条约，条约规定奥林匹亚为定期举行庆典的地方，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和平圣地，任何人都不得携带武器进入奥林匹亚，否则就是对神圣条约的背叛，各城邦都有权对背叛者进行制裁。
除此之外，还有另一种说法：公元前８８４年，伊利斯瘟疫流行。伊利斯王伊菲特得到神的告诫：这场瘟疫是神对伊利斯的惩罚，如果能在奥林匹亚恢复庆典活动，瘟疫灾难即可消逝。伊菲特执行了神的指示，于是产生了奥林匹亚运动会。
如果我们跳出神话传说和文学作品的樊笼，从现实生活中探究古希腊运动会的起源，那就不难发现，它的产生，与希腊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古希腊是一个城邦制的国家，无统一君主，城邦各自为政。外来入侵、内部纷争和镇压奴隶起义的战争，连年不断。特别是各城邦之间相互争夺时有发生。斯巴达人是这方面的急先锋。这个城邦人口不多，但民性强悍，不事生产，专以掠夺侵略为业，儿童从七岁起，就由国家抚养，从事体育、军事训练，过着兵营生活。其他城邦，虽不像斯巴达人那样，但为了应付战争，也积极发掘兵源。士兵，需要有强健的体魄，而体育是培养合格兵源的有力手段，这促使人们去从事体育活动。战争促进了希腊体育运动的开展，但战争也使自己走向了反面。人们开始厌恶这种不断毁人家园、夺人子女的残酷的厮杀，渴望和平生活的环境，渴望有休养生息的机会。于是，为准备兵源的军事训练，为强健体魄的体育竞技，逐渐变为和平与友谊的运动会——古希腊运动会。
古希腊当时虽是城邦割据，且相互厮杀，但他们都视彼此为同一民族，如古奥运会规定只许希腊人参加就是一例。既然是同族同胞，自然大多数人是不满意这种长期分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