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曰：“无害也。”桓公曰：“然则何为而害霸？”管仲对曰：“不知贤，害霸；知贤而不用，害霸；用而不任，害霸；任而复以小人参之，害霸。”桓公曰：“善。”于是专任管仲，尊其号曰仲父，恩礼有加，并且下令：“国有大政，先告仲父，次及寡人。有所施行，一凭仲父裁决。”君臣二人，各投所好，相得益彰，从而造就了春秋的第一位霸主，位居“春秋五霸”之首。
中国官营娼妓制度的历史轨迹汉武帝确立营妓制
三汉武帝确立营妓制度
管仲创设妓院之后，春秋战国时期各路诸侯竞相仿效，花样翻新，举其要者，有“以妓制敌”、“以妓劳军”、“以妓侍宿”等名目。
对吻石雕
（一）“以妓制敌”
《韩诗外传》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秦穆公问内史王缪曰：‘邻国有圣人，敌国之忧也。由余圣人也，将奈何？’王缪曰：‘夫戎王僻陋之地，未尝见中国声色也，君送之女乐，以淫其志，乱其政，其臣下必疏之。’秦王及送戎女乐二列，戎王于是张酒乐，日夜不休，终岁淫纵，卒马多死。由余数谏不听，去之秦。秦命公子迎之，拜为上卿，遂并国十二，辟地千里。”把妓女送给敌国，迷惑其国王，扰乱其政治，离间其君臣，腐蚀其栋梁，可谓笑里藏刀、色中带血，阴险之极。以妓制敌，兵不血刃的例子在春秋时屡见不鲜。比如，晋献公赠虢女乐以荧其心，乱其政（《韩非子·外储说上》）；齐国送美女80人给鲁君，使其“终日游观，怠於政事”（《史记·孔子世家》），结果孔子退出政坛，鲁国遂弱。美色女子成了一件最具杀伤力的肉弹外交武器，有时胜过雄兵十万，真是绝妙的讽刺！
（二）“以妓劳军”
《吴越春秋》上说：“越王勾践输有过寡妇于山上。使士之忧思者游之，以娱其意。”《越绝书》引伸其意曰：“独妇山者，勾践将伐吴徙寡妇置山上，以为死士，未得专一也，死之说者，盖勾践所以游军士也。”越王勾践和吴国交战，连年用兵，军士长期离家，因思念妻室而情绪低落，勾践为了稳定军心，提高士气，遂输送了一批“有过寡妇”到前方军营“慰劳”，以满足士兵的性欲。这虽然是一种临时性的应急措施，但却是管仲“女闾”的变相，开了汉代“营妓”之先声。
（三）“以妓侍宿”。
战国时代，燕太子丹为了招揽人才，吸引游士，又制定了一个“以妓侍宿”的办法。史载：燕太子丹养勇士，“不爱后宫美女，民化以为俗，宾客相过，有妇侍宿。”（《汉书·地理志》）他特地挑选了一批颇有姿色的女子安置在旅馆中，每有过往的宾客、游士，就让这些美女出现招待，陪吃、陪游，甚至陪睡。这些行径，与后世的“三陪”也非常接近。
西汉建立之初，权势贵重人物门下济济多士的局面便引起了刘邦的不安和反感。及海内战火平息，文、景以来，心怀二志的诸侯与具有才识的士人结合，愈来愈暴露出对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及其结构的侵蚀和破坏。于是汉文帝、汉景帝遂采纳贾谊、晁错之策，对诸侯王实行分治、削藩、抑黜。汉武帝刘彻时更千方百计地禁绝士人与诸侯的联系，打击他们事奉诸侯的积极性。游士失去了依赖的土壤，愈来愈不吃香了。至此，始自春秋的富于传奇色彩的“诸侯—游士时代”，终于落下了帷幕。
汉武帝时代是一个英气勃发、富于进取、广拓疆土的伟大时代，以疆场厮杀、建功立业为荣，以军功大小封赏。为了激励军人的英雄主义精神，鼓舞士气，汉武帝采取了许多优待将士的措施。这里仅举二条与本书内容相关者，加以论述。其一，“妇女抑配军营”制。《汉书·李陵传》载：“陵始军出关东，群盗妻子徙边者随军为卒妻，妇大匿车中，陵搜得皆剑斩之。”把强盗或者犯人的妻子押送到军中“抑配”给军人当老婆，显然是当时采取的一种强制性手段，并不具有普遍意义。从社会习俗、时尚方面来看，人们很难认同、接受这种做法；即使是强盗或罪犯的妻子，也大多不愿意或干脆躲藏起来。将帅们为了安抚军心，便残恶地把这些妇女搜出来斩首示众，以杀一儆百。如此焚琴煮鹤，如此赶尽杀绝，如此霸王硬上弓，也只有战时嗜杀成性、好大喜功的武夫们才做得出。暴虐的手段，仍然解决不了军中狼多肉少的尖锐矛盾。于是，汉武帝将越王勾践“以妓劳军”的临时做法，正式确立为一种制度。
对吻角雕
其二，“营妓”制度。《万物原始》曰：“至汉武始置营妓，以待军士之无妻室者。”营妓多由女乐、寡妇、罪犯妻女、女俘等来充当，主要职能是“献伎、呈身、侍宿”。军中公开设立“营妓”，既可歌舞表演、赏心悦目，又可寻欢作乐、发泄性欲，一时间，武夫们热血沸腾、群情振奋、乐不思乡，征战在沙场，陶醉在肉林，好不快活，谱写着雄性十足的英雄史诗！汉武帝是历史上著名的好色天子，自称“能三日不食，不能一日无妇人”。所以，他确立“营妓”制度并不奇怪。司马相如在《难署父老》中云：“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异也。故曰非常之元，黎民惧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可视作同时代人对汉武帝才高气雄、文治武功、风流好色富有感召力的评价认识。
钩戈夫人
中国官营娼妓制度的历史轨迹隋唐开创教坊乐舞制度
四隋唐开创教坊乐舞制度
隋朝刚刚建国，就开始制订礼乐。黄门侍郎颜之推向隋文帝建言：“今太常雅乐，并用胡声，请凭梁国旧事，考寻古典。”隋文帝以“梁氏亡国之音”为名，不用（《隋书·音乐志》）。公元589年，隋文帝灭陈，北齐、北周和南朝梁、陈的乐舞艺人都为隋所有，归入太常寺清商署管理。开皇时曾定七部乐，即国伎、清商伎、高丽伎、天竺伎、安国伎、龟兹伎和文康伎。隋炀帝杀父登上帝位后，“颇玩淫曲”，于是御史大夫裴蕴揣知帝意，“奏括天下周、齐、梁、陈乐家子弟皆为乐户；其六品以下至于民庶，有善音乐及倡优百戏者，皆直太常。是后异技淫声，咸萃乐府，皆置博士弟子，递相教传，增益人至三万余。”（《隋书·裴蕴传》）这当是中国历史上设立教坊乐舞制度之始。所谓教坊，它的初始意义就是教习乐舞、管理艺人的机构。隋炀帝利用教坊，广纳歌舞艺人，纵情声色。他自制艳诗多篇，令乐官造成新声，教乐人演奏。西苑是炀帝在东都西郊所建的大花园，周围二百里。《资治通鉴》卷180记西苑的奢侈情况说：“筑西苑，周二百里。其内为海，周十余里，为蓬莱、方丈、瀛洲诸山，高出水百余尺，台观殿阁，罗络山上，向背如神。北有龙鳞渠，萦行注海内。缘渠作十六院，门皆临渠，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堂殿楼观，穷极华丽。宫树秋冬凋落，则剪彩为华叶，缀纡枝条，色渝则易以新者，常如阳春。沼内亦剪彩为荷芰菱芡，乘舆游幸，则去冰而布之。”沿渠又建十六院供宫妓居住。炀帝喜欢在月夜里带着骑马的数千宫女、宫妓，演奏着《清夜游曲》，去西苑游玩。他还经常在洛阳演奏散乐百戏，极其铺张。大业二年（606）因突厥启民可汗来朝，隋炀帝招集全国的乐人和散乐（包括各种戏剧、杂技）大演百戏。自此，每年正月祝贺新正时，“于端门外建国门内，绵亘八里，列为戏场，百官起棚夹路，从昏达旦，以纵观之”，宫妓达3万余人，皆衣锦绣缯彩，搞得“两京缯锦，为之中虚”。大业六年（610），有少数民族和外国君长来，隋炀帝为了夸耀富强，就在天津街盛陈百戏，“金石匏革之声，闻数十里外，弹弦厭管以上一万八千人，大列炬火，光烛天地”，“其营费巨亿万”。（《隋书·音乐志》）
清代春宫图“八十一式”之一
唐代宫廷音乐继承隋朝，但将隋炀帝时的九部乐，改为十部乐。在十部乐中，最主要的为燕乐、清商、西凉乐和龟兹乐。以龟兹乐最为流行，各种乐曲，“皆擂大鼓，杂以龟兹之乐，声震百里，动荡山谷”（《旧唐书·音乐志》）。唐代的乐舞机构，有大乐署、鼓吹署、教坊和梨园四个部门，前两个部门属于政府的太常寺，大乐署既管《雅乐》，也管《燕乐》，鼓吹署专管仪仗中间的鼓吹音乐。后两个部门主要是属于宫廷。
唐初武德（618—626）年间，唐高祖李渊开始实行教坊制度。置内教坊于宫禁之中，归太常寺领导。武则天如意元年（692），改名为“云韶前”，唐中宗李显时又恢复称“教坊”。唐玄宗李隆基即位后，认为太常寺是礼乐之司，不应典倡优杂乐都管，于是在开元二年（714）将太常寺与教坊实行分司管理，各负其责，从而使教坊机构大为扩展。此后，唐朝的教坊发展到五处：内教坊在宫廷里；外教坊有四处，两处在西京长安，两处在东京洛阳，均属宫廷直接管辖，由宫廷委派中官（即宦官）充当教坊使。从此，教坊成为集合倡优教授歌舞的官置，专管雅乐之外的音乐、歌舞、俳优、杂伎的教习、演出等事务，男女兼用，以女伎居多；而太常寺则专管祭祀礼乐，只容男工，没有女伎。教坊的规模、人数都已超过了太常寺，仅唐玄宗时的长安内外教坊就容纳了一万一千四百零九教坊妓（任半塘《教坊记笺订》）。
唐玄宗和一帮梨园弟子
由于唐玄宗对音乐、歌舞的特殊爱好，在他统治时期，宫妓人数大增，教坊最为兴盛。唐玄宗又在宫中设梨园、宜春院等，精选最佳艺妓入内学习。梨园是教练坐部伎子弟法曲的场所，玄宗自任教练，校正曲音，故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