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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百姓的情况，郡县不够了解。郡县的情况，朝廷不够了解。朝廷的情况，皇帝也不够了解。开始于一点宽容和隐瞒，结果就是完全的蒙蔽。宽容和隐瞒在开端处很小，蒙蔽的结果则祸害很深。
臣在山东的时候，听说陛下因为天灾异常，要求大家直言不讳地反映情况。然而，尽管圣旨频频下发，下边上的章疏也充分反映了情况，一旦事情涉及到内廷和贵戚的利益，干什么事都被掣肘，成年累月地拖延，最后都被阻止了，放弃了。我恐怕今天的这些话，还要变成空话。请皇上把从前的建议找出来，仔细研究选择，决断实行。
皇上看了，称赞了一回，又感叹了一回，批转给了有关方面。
在上述事件、情景和当事人分析的基础上，我们也可以做一个总结了。
李东阳说了：“老百姓的情况，郡县不够了解。郡县的情况，朝廷不够了解。朝廷的情况，皇帝也不够了解。”这大意是不错的。不过，按照他的说法，老百姓和皇帝之间只隔了两道信息关卡，即郡县和朝廷。实际上，在充分展开的情况下，老百姓和皇帝之间隔着七道信息关卡。直接接触老百姓的是衙役，这是第一关。衙役要向书吏汇报，这是第二关。书吏再向州县官员汇报，这是第三关。州县官员向府一级的官员汇报，这是第四关。府级向省级官员汇报，这是第五关。各省向中央各部汇报，这是第六关。中央各部向内阁（皇上的秘书班子）汇报，这是第七关。信息到达终点站皇上面前的时候，已经是第八站了。这还没有算府、省、中央各部的科、处、局和秘书们。即使在最理想的状态下，也不能指望信息经过这许多层的传递仍不失真。
更何况，信息在经过各道关卡的时候，必定要经过加工。在无数信息之中，注意了什么，没注意什么，选择什么，忽略什么，说多说少，说真说假，强调哪些方面，隐瞒哪些方面，什么是主流，什么是支流，说得清楚，说不清楚，这都是各级官吏每天面对的选择。
在权力大小方面，皇上处于优势，官僚处于劣势。但是在信息方面，官吏集团却处于绝对优势。封锁和扭曲信息是他们在官场谋生的战略武器。你皇上圣明，执法如山，可是我们这里一切正常，甚至形势大好，你权力大又能怎么样？我们报喜不报忧。我们看着上司的脸色说话。说上司爱听的话。我们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难道有谁能天真地指望钱能向皇上汇报，说我最近成功地完成了两次敲诈勒索么？如果干坏事的收益很高，隐瞒坏事又很容易；如果做好事代价很高，而编一条好消息却容易，我们最后一定就会看到一幅现代民谣所描绘的图景：“村骗乡，乡骗县，一级一级往上骗，一直骗到国务院。”
当然还有监察官员，包括御史、给事中和钱能那样的宦官。这是一个控制了信息通道的权势集团，他们的职责是直接向皇上反映真实情况。反映真实情况难免触犯各级行政官员的利益，于是他们很可能被收买所包围，收买不了则可能遭到反击。一般说来，收买的结局对双方都是有利的，对抗于双方都是有风险的。这方面的计算和权衡正是“关系学”的核心内容。官场关系学问题说来话长，以后再细说。反正，最后的结果是合乎逻辑的，这就是监察系统中说真话的人趋于减少。到了最严重的时期，譬如《万历野获编·补遗》说到的嘉靖末年，上边的恩宠和下边的贿赂互相促进，上下彼此蒙骗，作者竟说，他没听说过向皇上揭发贪官污吏之类的事情。贪赃枉法者无人揭发，这就意味着监察系统的全面失灵，皇上整个瞎了。
最终摆到皇上面前的，已经是严重扭曲的情况。在这种小眼筛子里漏出的一点问题，摆到皇上面前之后，也未必能得到断然处理。皇上的亲戚和亲信将拖延和减弱皇上的惩办决定。这也难为普通的皇上们。就连毛泽东主席那样的雄才大略，他的秘书田家英还说他“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还有江青在旁边捣乱。我们怎么好苛求那些在皇宫里长大的年轻人呢？
总之，都说皇上如何威严了得，而我们看到的分明是一个块头很大却又聋又瞎的人。他不了解情况，被人家糊弄得像个傻冒，好不容易逮住一个侵犯了他家的根基的人，想狠狠揍他一顿，左右又有亲信拉手扯腿，说他认错了人。说不定这人还真是他的亲戚。皇上本来就够孤独无助了，就算有点怀疑自己的亲信，总不能连他们一并收拾了吧？
三
在明朝276年的历史上，弘治皇帝恰好走在半途。他的处境并非他个人所独有，他只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过程中的一环。这是一场持续了一代又一代，无休无止，看不见尽头的君臣博弈，是一场一个人对付百人千人的车轮大战。别的朝代不说，在明朝，从开国皇帝朱元璋征讨杀伐开始，到亡国皇帝崇祯上吊结束，我们到处都能看到这局下不完的棋。
朱元璋平定中国之前，中国的形势很像是一场四国演义。朱元璋先吞了西边的一个，又惦记着吞东边的张士诚。他派人打听，听说张士诚住在深宫里养尊处优，懒得管事，就发了一通感慨。
朱元璋说：“我诸事无不经心，法不轻恕，尚且有人瞒我。张九四（士诚）终岁不出门，不理政事，岂不着人瞒！”
平定中国之后，朱元璋建立特务网，监督官员，努力维持着处罚贪官污吏的概率和力度。不断地发现，不断地处罚，不断地屠杀。但是这局棋似乎总也没个了结。朱元璋说：“我想清除贪官污吏，奈何早上杀了晚上又有犯的。今后犯赃的，不分轻重都杀了！”（5）
在这段话里，我听出了焦躁和疲惫。这种不耐烦的感觉将直接影响对局者的战斗意志。一旦松懈下去，失败就要降临了。
朱元璋是个责任感很强，很有本事的人，也是吃苦耐劳的意志坚强的人。他都不能取得彻底胜利，他的那些在深宫里长大的后代能超过祖宗么？
两个世纪之后，1644年4月24日，李自成兵临北京。25日午夜刚过，崇祯皇上来到景山的一棵树下，他要把自己吊死在这棵树上。崇祯在自己的衣襟上写了遗书，但他最终怨恨的似乎并不是李自成，而是不断糊弄他的官僚集团。他写道：
我自己有不足，德行不够，惹来了上天的怪罪。但这一切，都是由于诸臣误我。我死了没脸见祖宗，自己摘掉皇冠，以头发遮住脸，任凭你们这些贼分裂我的尸体，不要伤害一个百姓。（6）
崇祯的怨恨自有道理。他在位17年，受到了无数惨不忍睹的蒙骗糊弄，直到他上吊前的几个月，他的首辅（宰相）周延儒还狠狠地糊弄了他一回，把一次根本就没打起来的战役吹成大捷，然后大受奖赏。这场根本就不存在的大捷是周延儒亲自指挥的，就发生在离北京不过几十里地的通县，在皇上的眼皮底下。
一般而论，皇上和官吏集团是这样过招的：皇上说，你们都要按照我规定的办，听话者升官，不听话者严惩。官员们也表态说，臣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实际上，必定有人利用一些小机会，试探性地违法乱纪一下。结果如何呢？一般来说，什么事都没有。皇上并不是全知全能的神仙，威胁中的雷霆之怒并未降临。于是这位占了便宜的官吏受到了鼓励，寻找机会再来一次。背叛一次，没有反应；再背叛一次，还没有反应。即使你本人没有进行这类试探，也会看到其他人的试探结果。你会得出一个结论：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用不了多久，大家便认清了皇上的真面目。原来皇上是个冤大头。你糊弄了他，占了他的便宜，捞了他一把，他照样给你发工资，照样给你印把子，照样提拔你升官。
皇上的这种冤大头特征，对官场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皇上是官场主任，是领导班子的班长，是官场上种种正式规则的法定维护者。正式规则软懒散，潜规则就要支配官场，而以收更多的费、干更少的活儿为基本特征的潜规则，势必造就大批的贪官污吏，造就大批的钱能，同时降低清官的比重。当然反过来也可以说，如果皇上明察秋毫，天道报应不爽，势必造就大批清官，甚至能把贪官污吏改造成好人。
譬如钱能，大家都知道他满肚子坏水。后来他当了南京守备，类似南京军区政委。不幸的是，他的对头，“两京十二部，惟有一王恕”的那个王恕，也去南京当了兵部尚书（国防部长），正好管着钱能。王恕的才干足够对付钱能，斗争的弦儿想必也绷得很紧。在王恕的威慑之下，钱能表现得极其谨慎，他甚至很佩服王恕，对人说：“王公，大人也。我老实恭敬地给他干活就是了。”（7）由此看来，钱能天良未泯，知道善恶是非，只是缺乏管束，让冤大头惯坏了。如果皇上不是冤大头，钱能未必不是一个“治世之能臣”。
最后还得做两点修正。
第一，说皇上是个冤大头，只是泛泛而论。朱元璋杀官如麻，为了一个开空白申报单问题（史称空印案），竟然不问青红皂白，杀掉了数百个在“空白介绍信”上盖章的官员。如此过激的反应，不仅不是冤大头，连“睚眦必报”的形容也显得太弱了。不过，明朝十六个皇帝，像朱元璋这样睚眦必报的也就一个半。放宽标准可以算两个半，百分之十几而已。所以，我们说皇上是个冤大头，准确性在百分之八十以上。
第二，我们说皇上是冤大头，是把皇上当成天道的代理人来说的。他作为个人可能非常贪婪非常苛刻，斤斤计较，甚至带头糊弄天道。对这样甘愿当败家子的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