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签当然不好，但考虑到这许多复杂情况，《明史》的作者最后还是说了许多体谅孙丕扬的话。这位史官前辈说得十分到位，我只能老老实实地转述如下：孙丕扬创建掣签法，虽然不能辨才任官，关键是制止了放任营私的弊病。如果不是他，说不定情况更糟。这也是因地制宜，不可援引古代圣贤的话去责难他。（注5）
五
说了半天，官场上的各种关系都摆平了，大家都没牢骚了，老百姓又如何呢？老百姓缴了皇粮国税，养了千千万万的文武官员，自然期望上边派来一个贤能的领导，否则很应该大发牢骚。不过发牢骚也白发，他们的嗓门不够大，掌权者听不见。这个比喻是嘉靖和万历年间著名的清官海瑞说的，原话是：〃百姓口小，有公议不能自致于上。〃（注6）海瑞这句话说得异常简洁精确，后人很难超越。但是这话的背后隐藏了一个可疑的前提：上边知道了老百姓的不满一定会替他们作主么？事实上，大量的官办企业经营不善，面临破产，再明白不过地表明了官员的服务对象对他们的工作不满意。这条信息通道并没有堵塞，但是那些工部和户部的官吏很少因此丢官，除非他们在官场上瞎了眼。海瑞的假定显然不能得到历史经验的证实。老百姓的嗓门确实有问题，但是加害于人或者造福于人的实际能力更成问题。
这就是说，在进行官场谋划，努力摆平各种利害关系的时候，无须考虑老百姓的压力，他们根本就不能构成一个压力集团，甚至连一个舆论集团也不是，不过是一盘散沙。那时候又没有〃海选〃的手段，难道某粒沙子还能跑到吏部去为你争肥缺或者砸饭碗么？如果不能，考虑他们岂不是多余？
作为整个政权的根基，老百姓在理论和原则上非常重要，所谓〃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因此才有了〃选贤任能〃、〃为民父母〃、〃爱民如子〃之类的大原则和正式规则，以免洪水泛滥，大家遭殃。如果真能做到这一套，老百姓也会感到十分幸福，当牛作马虽然免不了，皇亲贵族的三宫六院和伺候他们的万千宦官也要好好养活着伺候着，但身边毕竟有了一个好牧人。只要他早出晚归，兢兢业业地替天子放牧，屠宰的季节和数量掌握得比较有分寸，老百姓也就像鲁迅说的那样暂时做稳了奴隶。
但是在现实的制度运作中，老百姓什么也不是，无论是压力还是牢骚，什么也传不上去，这就难免〃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因此就培养出了敲诈勒索，勾引出了官场请托，豺狼饿虎们一个个地混进了牧人的队伍，吃得牛羊们纷纷断子绝孙，这便是最黑的潜规则。按照鲁迅的比喻，这就进入了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论资排辈和抽签法可以算作灰色规则，位于白色的正式规则和黑色的潜规则之间。沿着这条灰色道路上来的放牧者则是个大杂烩，勤狗懒狗好人坏人豺狼虎豹都有，老百姓赶上谁是谁。这条灰色规则能够大体通行，已经很不容易了。在老百姓什么也不是的情况下，孙丕扬等有觉悟有勇气的好干部，运筹帷幄，建立各种同盟，巧妙地动员官场上的各种力量，经过努力才给牛羊们争取到这个政治成果。这个成果的取得，既可以称之为成功，也可以称之为失败，这大概也是各朝代总能够维持二百多年，最后却终于难免灭亡的道理之一。
注1：（明）顾炎武：《日知录》卷八·选补
注2：（明）顾炎武：《日知录》卷八·停年格
注3：《万历野获编》卷十二
注4：《三垣笔记》附识上·崇祯
注5：《明史》卷二百二十四，孙丕扬传赞
注6：《海瑞集》上编，《淳安县政事序》
新官堕落定律
朱元璋是明朝的开国皇帝，他讨过饭，打过仗，从一个马弁干起，最后得了天下，对人情世故的了解相当透彻。他当然明白自己给官员定的工资不高，所以，在地方官上任之前，他经常要找他们谈一次话，讲讲如何正确对待低工资，如何抵抗贪污受贿的诱惑。他会给自己的部下算一笔很实在的利害关系账。
朱元璋说，老老实实地守着自己的薪俸过日子，就好像守着井底之泉。井虽然不满，却可以每天汲水，泉不会干。受贿来的外财真有益处么？你搜刮民财，闹得民怨沸腾，再高明的密谋也隐瞒不住。一旦事发，首先关在监狱里受刑，判决之后再送到劳改工场服苦役，这时候你那些赃款在什么地方？在数千里之外呢。你的妻子儿女可能收存了，也可能根本就没有。那些赃物多数藏在外人手里。这时候你想用钱，能到手吗？你家破人亡了，赃物也成了别人的东西。所以说，不干净的钱毫无益处。（1）
这样的利害分析也算得透彻了，但实际上并没有起到多大作用。派下去的官员，如同冒着枪林弹雨冲锋的战士，一排排地被糖衣炮弹击中倒下。前仆后继，一浪接着一浪，一代跟着一代。后来，朱元璋当皇帝当到第18个年头（公元1386年），这种现象见得多了，便总结出了一条规律。朱元璋说，我效法古人任命官员，将他们派往全国各地。没想到刚刚提拔任用的时候，这些人既忠诚又坚持原则，可是让他当官当久了，全都又奸又贪。我严格执法，决不轻饶，结果，能善始善终干到底的人很少，身死家破的很多。（2）
请留意中间那一句话：
“没想到刚刚提拔任用的时候，这些人既忠诚又坚持原则，可是让他当官当久了，全都又奸又贪。”这就是新官堕落定律。“全都”云云肯定是绝对化了。但在统计学的意义上，这条定律大概真能站住脚。仔细分析起来，朱元璋发现的这条规律，背后大有道理。
科举制实行之后，官僚大体是读书人。他们读了十几年圣贤书，满脑袋都是理论上的人际关系，如忠君爱民、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之类，书生气十足，教条主义倾向严重，未必明白建立在利害算计之上的真实的人间关系。这种关系，圣贤们不愿意讲，胥吏和衙役的心里却清楚得很。《红楼梦》第四回便详细描写了一个衙役向新官传授潜规则的故事。这段描写堪称经典。毛泽东主席把《红楼梦》看做那个社会的百科全书，就以这一回为全书的总纲。因此我不避啰嗦，转述几段。
却说贾雨村走了贾府的后门，当上南京知府，一下马就受理了一件人命案。当地名门望族子弟薛蟠，打死了小业主冯渊，抢了个丫头，然后扬长而去，受害方告了一年多也告不下来。贾雨村听说，登时大怒道：“岂有这样放屁的事！打死人命就白白的走了，再拿不来的！”说着就要发签，派人去抓。这时他看见旁边一个门子向他使眼色。
进了后边的密室，门子和贾雨村有几段精彩的对话。门子问：“老爷既荣任到这一省，难道就没抄一张本省‘护官符’来不成？”雨村忙问：“何为‘护官符’？我竟不知。”门子道：“这还了得！连这个不知，怎能作得长远！如今凡作地方官者，皆有一个私单，上面写的是本省最有权有势，极富极贵的大乡绅名姓，各省皆然；倘若不知，一时触犯了这样的人家，不但官爵，只怕连性命还保不成呢！”说着拿出一张抄好的“护官符”来，上边就有薛家。
贾雨村问门子此案该如何处理，门子说，薛家和帮助你当上知府的贾家是亲戚，何不作个人情，日后也好去见贾府的人。贾雨村道：“你说的何尝不是。但事关人命，蒙皇上隆恩，起复委用，实是重生再造，正当殚心竭力图报之时，岂可因私而废法？”门子听了，冷笑道：“老爷说的何尝不是大道理，但只是如今世上是行不去的。岂不闻古人有云：‘大丈夫相时而动’，又曰：‘赴吉避凶者为君子’。依老爷这一说，不但不能报效朝廷，亦自身不保。还要三思为妥。”
贾雨村低了半日头，最后嘴里说着不妥，还要再研究研究，实际上完全遵循门子的建议，很巧妙地解脱了薛蟠。
曹雪芹卒于1764年，与朱元璋相隔约400年，但是这个世界并没有多少变化。洪武十九年（1387年），朱元璋曾经写道：建国以来，浙东、浙西、广东、广西、江西和福建的政府官员，没有一个人干到任满。往往还未到任期考核的时间，自己就犯了赃贪的罪过。这里确有任人不当的问题，但在更大的程度上，这些官员是被当地那些胥吏衙役和不务四业（士农工商为四业）之徒害了，是受了他们的影响、劝说和引诱。（3）因此，当年朱元璋与上任的官员谈话，总要警告他们当心那些胥吏，不要让胥吏支配决策。（4）看看贾雨村的实际经历，朱元璋的预防针确实对症下药，那些胥吏和衙役果真在劝诱官员们学坏。他们跟新官算利害关系账，同样算得清晰透彻，只是与朱元璋的结论完全相反：要坚持原则吗？不但不能报效朝廷，自身也难保。轻则丢官爵，弄不好还会丢性命。您可要三思。
新官上任，还会碰到一个不请自来的教师，这就是土豪。在这里，土豪是一个比地主富农更恰当的名词。他们有可能是地主富农，也可能是商人，但绝对不是老实胆小的土财主。他们甚至可能没有正经职业，以欺行霸市或坑蒙拐骗为生，即朱元璋所说的那些把官员教坏的不务四业之徒。在《水浒》对西门庆、镇关西、祝家庄等的描绘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土豪的身影。这些人是地头蛇式的强者，在当地苦心经营多年，已经建立起一个有利于自己的利益分配格局，他们很愿意把新官拉下水，教他们适应并且保护这种格局。
《明史》中描绘了两个不肯好好学习适应的新官的遭遇。
有一个叫徐均的人，洪武年间在广东当阳春县主簿，这个官类似现在的县政府秘书长。阳春地方偏僻，土豪盘踞为奸，每有新官上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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