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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7世纪，随着伦敦居民燃煤量的增长以及城市的扩展，伦敦的空气质量变得越来越糟糕。有一本名叫《防烟（Fumifugium）》（该词从拉丁文fumo“烟”和fugo“驱走”而来）的书，生动详细地描述了这一问题。这本书是1661年写成的，作者约翰·伊夫林（John Evelyn）是一位著名的英国作家兼政府小官员。他对艺术、建筑、园艺和政治都很感兴趣，他发现伦敦的空气质量比欧洲任何其他城市都差。他看到煤烟从各种资源中喷薄而出，于是写道：“伦敦这座城市号称理性动物的聚居地、至高无上的君主宝座，其实更像艾特纳火山、火神的庭院、斯特龙博利火山岛，或者地狱的郊区。”1700年，作家蒂莫西·诺斯（Timothy Nourse）发表了一篇关于伦敦空气的论文，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指出，虽然伦敦魅力惑人、荣誉重重，但那空气中充斥的浓郁的煤烟意味着，“也许在欧洲所有的城市中，再也没有比伦敦更肮脏、更令人不快的地方了”。
当然，我们并不能确切地知道伦敦的空气究竟受了怎样的污染，但许多轶闻趣事却让我们略知一二。伊夫林在书中描述了阳光是如何艰难地穿透煤烟，还写道，旅行者往往在几英里之外，还没有看到伦敦，就已经闻到了煤烟的味道。他还观察到，煤烟所到之处都会留下一种“黑乎乎的细屑”，那细屑“不仅含有硫，而且还有刺激性和穿透性很强的酒精，能够腐蚀最纯的铁棒和最硬的石头”。诺斯也警告人们注意煤烟对建筑物造成的损伤；确实，“我可以明白地说，煤烟用它那隐匿的邪恶之手，剥落并威胁着建筑物”。
煤烟对物质的破坏并不仅限于户外。伊夫林提醒人们，煤灰可以渗入每一个房间，“悄悄溜进我们非常隐秘的壁橱，和最珍贵的储藏室”，在每样东西上留下“黑色的肮脏微粒”。家具、被褥，尤其是壁挂，都遭到了煤烟的严重侵扰。诺斯写道，挂毯由于常年遭受煤烟的破坏，“不仅会失去华采，而且还会散发出浓烈的臭味”，因此用壁板装饰墙壁成为一种时尚。
布料也深受煤烟和煤灰的危害，需要经常清洗。这不仅恶化了伦敦原本就已经相当严重的卫生问题，而且使得伦敦富人与准富人之间的差距更加悬殊。诺斯所关注的，更多是有地位的人们的处境，而非他们的财富，因为为了去除被污染的空气中的煤烟味道和煤灰颗粒，他们已经濒临破产。“总之，在这么多不可避免的麻烦中，那些富人无法舒服而清爽地生活，无法显得举止文雅、气定神闲，而要想采取大规模的改善措施，则需要更多的金钱，这是目前他们尚不具备的；其他那些（其实是很多）人，生活的天地更为狭窄，却心怀在社会上崭露头角的雄心壮志，但由于其出身和资质的限制，他们往往会力不从心地败下阵来，转而与和自己水平、地位差不多的人结伴前行。”
被雨吸收的煤烟也确实是个难题，雨水涤去空气中的煤灰，再落到地面上时就成了一个个黑点儿。（18世纪的伦敦人喜欢撑黑色的防护伞，这毫不奇怪。）于是，这些煤灰就为伦敦那以脏闻名的街道铺上了一层黑色的地毯，直到再次变干、被风吹散。诺斯也曾抱怨街道上的那股煤烟微尘，他写道：“当人们认为自己在呼吸新鲜空气的时候，其实已将含有硫磺、散发着臭气的颗粒吸进了肺里，这些极具杀伤力的颗粒足以使普通的喷嚏恶化成中风的那种喷嚏。”然后，按照伊夫林的描述，这些煤灰都一古脑流进了泰晤士河，它们给那些游泳的人们穿上了一件可以看见的黑色外套，即使他们离伦敦城还有几英里的距离。
污染对植物的影响一开始就很明显了。普兰特在1603年开出的“煤球”的处方，正是为了减少园林所受的污染。1661年，伊夫林写道，煤烟已经给蜜蜂和花带来了灭亡，许多品种的花都从伦敦绝迹了。至于果树，生长在伦敦的“那些倒霉的水果”有一种“苦涩的、令人不愉快的”味道，而且都不能完全成熟。1700年，一本名叫《城市园丁》（City Gardener）的书问世了，书中列举了一些可以在煤烟中顽强生存的植物，它们将因此而在伦敦及其他燃煤城市的园艺中受到冷落。
伊夫林确定地说，他所指责的污染也正危害着伦敦居民的健康。伦敦人的痰变得越来越黑，他们还不停地咳嗽、吸溜鼻涕，教堂里时时有责骂声、吐唾沫声，伊夫林把这一切都归罪于煤。他音乐界的朋友从乡下来到伦敦之后，纷纷抱怨他们的音域少了三个音符。伊夫林还描述了游客们来到伦敦后，通常如何出现种种身体不适的症状，而当他们一离开伦敦，这些症状就马上消失了。总的说来，他相信，“伦敦是世界上咳嗽、肺结核和其他肺病最猖獗的地方”。
此外，伊夫林和诺斯都相信，煤烟正在谋害人们的生命。伊夫林写道，煤灰引起的肺结核杀害了“众多的生命”，并断言，将近一半的伦敦死亡者都是死于某种肺功能的失调。诺斯还特别注意到了煤烟对婴儿的影响，他写道：“在这种散发着臭味且烟雾弥漫的空气中，也许那些出生的婴儿很难在伦敦长大；因为他们新生的躯体就像脆弱的植物或者花朵，很快就会在这硫磺般的空气中枯萎。”
当然，只凭这些作家对煤烟致命性的坚信，并不能说明太多问题。他们还相信，疾病是由“病毒”或者空气中散布的放射物传播的。在将近两个世纪或者更长的时间里，这种病毒传播疾病的理论影响极大；若不是路易斯·巴德斯（Louis Pasteur）在19世纪晚期做的那次实验，这种理论也许已经深入人心了。虽然这种关于病毒的理论会使人们相信煤烟是疾病的罪人，从而将责备的矛头对准煤烟，但事实上，人们的态度却十分复杂。在病毒这方面，人们最害怕的是腐烂的植物和动物的脓血，而不是烟；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在烟囱出现之前，一些英国人相信，那弥漫在房间里的木头烟是对他们健康有益的。
有一种思想流派也认为，煤烟杜绝了更多可以导致疾病的危险病毒进入人体，尤其是瘟疫。伊夫林在他那本《防烟》中，也曾特地对煤烟可以抵制瘟疫的乐观看法表示过异议；他指出，在欧洲，伦敦拥有最糟糕的空气和最高的死亡率。伊夫林声称，煤烟预防传染病的这种观点，早在1661年就已经在医学院失去了立足之地。但是，仅仅四年之后，淋巴腺鼠疫再次肆虐伦敦，医学院于是出版了一本小册子，书中介绍说，燃煤可以改善带有传染病菌的空气，但需要添加一些芬芳的易燃物，书中附有这些易燃物的清单，如雪松和香料等。（医学院还推荐人们用开枪时产生的气体来净化空气。）煤烟可以赶跑传染疾病的跳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确实在减缓瘟疫传播的方面有一定的功劳。但另一方面，被污染的空气侵害着伦敦人的健康，也许削弱了他们对瘟疫和其他传染病的抵抗力。
即使在今天，要想评估煤烟对公众健康的影响，也是很困难的。这种评估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对出生率和死亡率的详细统计数字的完备分析，而17世纪的伦敦人还远远不具备这种统计分析的能力，但他们正努力在这方面迈出重要的第一步。于是，就在伊夫林出版《防烟》的1661年，有人创造出一种对伦敦死亡率记录的系统分析方法，他被后人视为统计学的奠基人。
此人名叫约翰·格朗特（John Graunt），是一位毫无名气的布料商。从16世纪开始，伦敦就保存有死亡人数的记录，这主要是为了让富人们知道瘟疫何时会再次盛行，以便于他们及时逃离。负责收集这些记录的是一些被称为调查员的“古代老嬷嬷”，她们的工作可不是什么好差事：检查伦敦所有的尸体，然后做记录，并确定死因。格朗特想，如果把这些数据制成表格并加以分析，或许会比单纯的数字更有用。他于1662年公布的观察结果给查理二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查理二世于是推荐格朗特去当时虽刚刚新成立却极富声望的“皇家协会”（Royal Society），还说：“他们如果再发现这样的小商人，就应当二话不说地予以接纳。”
一些调查员的分类做得比较有趣，而另一些则故弄玄虚。在死者的上面，列着死亡原因，如惊吓、悲伤、发痒、痔疮、行星、光线增强，还有一种只知道叫“妈妈”（Mother）的病。尽管如此，格朗特的分析还有有一定参考价值的。它证实，婴儿和孩子的死亡率高得惊人，大约1/3的伦敦亡故者是四、五岁以下的孩子。它也表明，肺病是导致死亡的最大元凶，死于肺病者占死者总数的1/5到1/4。如今我们已经知道，当时的人们整日生活在烟尘之中，因此可想而知，许多人正是因烟尘而病情加重致死的。
在某种程度上，格朗特自己对煤烟的看法也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他认为伦敦的死亡率之所以高于农村、并年年攀升，煤烟是罪魁祸首；他还写道，虽然有些市民已经习惯了伦敦，住在伦敦就像住在其他任何地方一样，“但那些新来者和孩子们却不行，因为这里的空气里含有烟尘、散发着异味儿，而且很沉闷，相比之下，还是农村的空气更有利于健康；否则，为什么那些体弱多病的人纷纷搬到农村去呢？”但另一方面，他也像其他人一样相信，煤烟能够抵制带有病毒、会使人生病的空气。
格朗特的观点在今天的法庭上都是站不住脚的。（诚然，在法庭上，一旦特殊的利益集团向某些规则提出挑战，大多数这种统计分析最终都会俯首认输，即使这分析有着流行病学的证据。）尽管如此，他的工作还是意味着，在探究燃煤对人体和环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