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币，那是一个很长的故事，简而言之，这个背井离乡的人从未露过馅。
五年以来，他曾经有过洗手不干的想法。他可以在塔尼娜和伪币之间作出选择。但不幸的是，他制造伪币不仅仅为了维持生计，而是他喜欢这个行当。
同一天的同一时刻在斯德哥尔摩一家银行柜台前，一位太太要用瑞士法郎和50英镑兑换瑞典克郎。银行职员摸了摸英镑，票子挺完整，但纸质有些软？是的，是有些软。它是伪钞。职员叫来了刑警。女人被抓了。当然警察扣下了50英镑，也就是说那女人损失了50英镑。
“我开了一家家庭旅馆。”她说，“是一个房客给我的。”
“这个房客是谁？”
“一个很热情的男人，他叫克曼，是个德国人。”
“他在哪儿？”
“他走了，但我不知道他的去处。”
几分钟后，警察搜查了那位自称为克曼先生的房间。在纸篓里发现了一封撕碎的电报，拼凑后读到了以下的字“阿姆斯特丹”。斯德哥尔摩国际刑警组织分部马上向海牙通报了女店主描绘的克曼的外貌特征。
这样克曼就成了国际刑警组织的第一位大“顾客”，那时国际刑警组织的总秘书处还设在奥地利的维也纳。当天晚上在阿姆斯特丹的一家酒吧里，一只手拍在克曼的肩头上：“克曼先生吗？”
“是的，干什么？”
“刑警。请服我来。”
塔尼娜和克曼最后互相望了一眼，以后他们再也见不到面了。
在刑警办公室，克曼很卑谦地讲述了他从俄国逃出来的经历。他说他搞到一张假护照，他的真名是亚历山大·戈莫夫。
“我们审讯您不是因为这个，而是因为您在斯德哥尔摩流入市场的一张50英镑的伪钞。”
自称戈莫夫的人大吃一惊：“伪钞？难以置信！我上当啦！从俄国逃出来时，我变卖了家产，那些购买我家产的人大概是诈骗犯。”
但是负责调查此案的德国警察可不那么容易上当。
“您在浪费时间，伙计！还是说说您怎么制造这些伪钞的吧。”
“可我没有制造伪钞！”
然而，阿勒斯清楚他必须改变战术。这些人不会轻易放过他的。他能做到的就是尽量少坐几年牢。因此，他必须供认，但不能说出全部真相，只能说到能让警察可以结案的程度。
“好吧，”他说，“我承认。我知道钱是伪钞。但我害怕告诉你们这些，我的事是这样的。在基辅美术学院里，我有一个教绘画的油画的教授，他也不得不逃亡。当我在柏林碰到他时，他刚刚被警察抓住，因为他成了伪币制造者。他的家庭处境很坏。在他家里我发现了警察搜查时没有发现的一捆50英镑的伪钞。用这些伪币我想能为他家解除困境，也能使我定居意大利过自食其力的生活。为了得到去意大利的签证我不得不路经荷兰和瑞典。伪钞就是这样来的。”
警察相信了他。事实上教绘画和油画的教授佐多夫和阿勒斯两个是同谋犯。如果现在阿勒斯往佐多夫身上栽赃也无关紧要。因为佐多夫已经被抓住而且开始服刑。国际刑警组织没有进一步追究，阿勒斯象地进来时一样走出了警察局。但是欧洲到处是同样的伪币，到处抓到使用伪币的俄国人，国际刑警组织确信阿勒斯是他们的头头，因为他的才能和绝顶聪明完全可以成为头头，但是没人检举他，国际刑警组织也没有任何证据。
1928年7月法庭终于得以审判阿勒斯时，检察长承认阿勒斯给他留下极好的印象，他很可能犯有比他供认的更大的罪行，但是他的确是由于一连串政治事件之后才成为诈骗犯的，他首先是被害者，他是极有天才的艺术家，但找不到工作。
阿勒斯仅仅被判处了两年半徒刑，而在监禁一年后就被释放了，对一个伪币制造者来说惩罚的确太轻了。
1931年5月一家英国公司的代表在阿姆斯特丹认识了德国一家银行家。他们经常在同一家咖啡馆碰到。突然德国银行家说道：“瞧这张10英镑的票子。”
“我看不出它有什么不一般的地方。”
“这是一张伪钞，伪造得维妙维肖。”然后他放低声音说，“我能提供伪钞，要多少有多少，如果能将大量的伪钞投入市场，那可是一本万利的生产……让伪钞一下子全部通过银行。”
另一个露出感兴趣的表情：“这的确是一本万利的事，”他说，“但是十分危险。您有什么办法实施？”
德国银行家觉得自己且我对了同伙人。
“我们先试图养肥一个银行职员……”
“嗯，成……这倒是个办法，我得考虑一下。”
“想想吧，留着这张钞票，这是部分付款。”
“好吧，再见。”
几分钟后英国公司的代理人通知了伦敦刑视厅，那张伪钞落在英国银行经理手中，经理从牙缝里吹出不太象英国民歌的曲调：“这是一桩非同一般的工作，但我了解内情，这伙人在巴黎，在耶书撒冷，在鹿特丹、在罗马和柏林发现的伪币一模一样，的确伪币的发行量已到了令人担忧的地步，幸运的是人们可以挺容易地识别这种伪钞，它的纸太软了，但是如果有一天，有人能模仿我们的纸！可惜这是不可能的，制造伪钞的艺术家是个天才，可他永远也不会模仿我们的纸！”
当时的英镑象我们现在的美元一样，可作为储存货币。荷兰盾的坚挺使阿姆斯特丹变成了一个很大的货币市场。这一市场吸引着各种各样的伪币制造者，而荷兰刑警在此建立了专门机构与所有加入国际刑警组织的成员国保持着经常的联系。
几天以后，在驻阿姆斯特丹的英国公司代表的帮助下，在德国银行家周围撒开了一张极大的跟踪网，负责伪币流通的组织中了圈套，许多成捆的用蜡封好的50英镑面值的伪钞被缴获，共10万英镑，而在整个欧洲至少有10倍于这个数字的伪钞。
对国际刑警组织来说，不幸的是所有与伪钞案有关的罪犯都没有说出天才的伪造者的藏身之处。然而大家都猜到一定是亚历山大·戈莫夫，爱称阿勒斯所为。
国际刑巴组织又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才重新找到线索。一位住在柏林的23岁的胖胖的金发姑娘叫苏珊娜，她好象给伪币制造者和负责流通伪币的组织之间传递了两三次口信。
年轻姑娘一直被人跟踪到她的住处。在她住处的一间房间里隐居着一个与世隔绝的男人。男人的外貌特征通告了国际刑警组织，后者马上作出令人鼓舞的答复：他就是亚历山大·尤莫夫，因此，阿勒斯就这样落网了，全怪他迷恋胖胖的金发小妞，事实上半个月前他就计划逃走，他伪造了瑞典护照，他所有的行装准备完毕，一切就绪。不幸的是阿勒斯与苏珊娜难分难会，爱情拖住了他的后腿。
这样，阿勒斯使身陷绝境，很自然地被判刑或处决，但是当时这种符合情理的判决却改变了性质，因为阿勒斯是犹太人，而当时希特勒正在台上，因此，阿勒斯便从监狱转到了集中营。
战争结束了。
希特勒军队投降后几天，一位在奥地利的美国反间谍特工人员与法兰克福的校官乔治·莫纳利——伪币识别专家打电话，向他报道刚刚这扣了一名德国上尉，他交出一辆装满英国银行的几百万英镑的卡车，另外在托浦利技湖附近的一条小河里扔进大量的钱币，河边居民和联军士兵正兴致勃勃地在打捞。
校官来到现场，人们让他看了卡车上的东西：23箱象棺材一样大小的箱子装满了一捆捆英国银行发行的货币，一共2100万英镑！河里也有同样数量的英镑！校官即使拿着倍数极高的放大镜也无法确定这些货币是真是假，他只好向伦敦银行请求帮助，伦敦马上派来一位密使，他是个长的有棱角的绅士，冷静、不爱说话，人们把他带到守护严密的放钞票的大厅里。
密使查看了一个箱子，从中拿出一张钞票，摸了摸，他终于停下来，沉默了一会儿，若有所思，然后，他开始慢吞吞地有条理地用一种非常不一般的但有些激动的声调判断道：“请原谅我的失态，那些伪造钞票的人差点在战争中把英国毁掉。”
“在1943年，”英国密使说，“一批数目惊人的英镑从中立国家运到英国伦敦。这时我们在爱丁堡抓住了一名德国间谍，他是由直升飞机空降到苏格兰地区的海面上，然后坐气垫船划到岸边，在他箱子里装满了钱币，是我们从未见过的仿造得最好的伪钞。我们知道了伪币制造者是德国政府，而大英帝国的信誉冒着受牵连的危险，校官先生，这就是我激动的原因，现在这些钞票与当时的伪钞是同一种。”
校官去调查伪钞制造厂的负责人，交出装有伪钞卡车的德国上尉交待卡车是从一个纳粹军官那里得到的，这位纳粹军官得到命令要把伪钞扔进附近的湖里销毁，但是上尉的卡车在村边发生了故障。因此，校官又到了这个村庄，发现一座由地下通道改造的仓库和车间，它位于阿尔卑斯山的一个有名的城堡里。德国人企图在此做最后的抵抗，从城堡的一个沿山壁而挖掘的一个深井而下是一条长达60米的隧道。校官在此看到了一堆报废的印刷机，但没有印钞票的铜版，没有纸，也没有架子。他只能寻找在此工作的人。
在村里他听说，140名可怜的死囚在地下工厂印伪钞。德国投降的前几天，他们被带到离此65公里的集中营。在集中营里，指挥官得到命令要把他们140个人送进毒气室。但是附近地区已被美国军队占领，他们阻止了德国人的行动并解放了集中营，伪币制造者借此机会四处逃生。
然而校官还是一个一个地收集近40个主要伪币制造者的情况，他有效地控制住他们，并分析着他们的供词。有段时间，纳粹党想制造伪币来动摇英国的根基，但是德国银行界的老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