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少则一二辆，多则五六辆。在他的各个房间里，不分昼夜随时都在开着国民党或共产党的会议。
斯特朗成了鲍罗廷的常客。
一次，中国共产党书记陈独秀和我们一起呆在房子里。我刚说过，因为我去俄国太晚，没有赶上俄国革命，所以早些到中国来，以便赶上时候，鲍罗廷笑着说：“斯特朗女士的时间是不凑巧的，她去俄国太晚，而现在她来中国又为时过早。”当时我不十分理解他的话。
还有一次，斯特朗觉得武汉政府在与军方打交道时应该不让步。她对鲍罗廷说，只要文官坚持不屈，军方就不得不让步。鲍罗廷却笑了。他说：“你见过大蟒面前的兔子吗？浑身抖着，知道将要被吞食，它被吓呆了。武汉军队面前的文官们就是这样，凝视着军队在发抖。”
武汉的恐慌在5月到来。
蒋介石切断了武汉的财政来源。他封锁了在上海和武汉之间的运输粮食的长江航道。人们冲向宋庆龄居住的银行大楼，纷纷要将纸币兑换成银元。瑞娜、斯特朗、米丽，这些与宋庆龄亲近的外国记者，看到了动荡的场面。
米丽写道：“银行大门紧闭。一天又一天，饥饿者、穷人拥挤到那里，他们嚎叫着要换银元铜币，他们用身子撞铜门。在楼上，孙夫人从丝绸窗帘后面往下看着他们，她用棉花塞上耳朵，以免听见从她的下面呼啸而上的愤怒喊声。”
斯特朗终于又见到了冯玉祥。这次是在郑州，在武汉革命政府与南京蒋介石政府对峙的关口。此时，冯玉祥出兵于6月1日打败奉系军队占领了郑州。武汉政府急于取得他的支持。
斯特朗是和瑞娜一起，乘坐武汉政府的专列前往郑州的。斯特朗说她俩是车上仅有的外国记者。这趟专列，载着前去与冯玉祥会谈的武汉政府军政代表团。
在汉口站的站台上，外交部长陈友仁前来送行。他给她俩带来了必需品：一支大手电，一把扇子，一只带几个杯子的装满了水的水壶，一袋买零碎东西用的铜钱。
孙中山的长子孙科作为交通部长，负责安排这趟专列。他笑容可掬，身着普通西装，戴着悼念其父的黑臂章。
汪精卫的夫人身着淡紫色旗袍，她来车站为丈夫送行。身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汪精卫，是专列上最显要的文职官员。斯特朗看到，他身着普通灰色西服，白衬衫敞着领，更像个大学运动员，而不像四十二岁的政治家。
搭乘这趟专列的还有一些将军：谭延、唐生智等。
汉口来的所有高级官员都下榻在郑州的中国银行。6月10日，汪精卫与冯玉祥双方开始举行会谈。
斯特朗又一次见到了冯玉祥。
会议就在我们周围夜以继日地进行着，有时是军事委员会议，有时是政治委员会议，而两个会议的成员基本一样。我们时常被允许在聚集着所有知名人士的饭桌上就餐。冯玉祥以主人的身份坐正座，唐生智和谭延坐在他旁边，我们坐在孙科和徐谦之间，离冯玉祥不太远。在这种午餐上，我发现中国午餐的传统和美国的不一样。他们缄口不谈正事，和别的将军们兴趣盎然地谈论蒙古和甘肃两地哪儿的苍蝇多，而不谈论任何中国和整个世界等待他们决定的重大问题。
斯特朗事后才知道，双方的交易实际上在幕后进行着。有一点双方都表示同意，他们决定，必须镇压工农和共产党，以国民党左派为主体的武汉政府的军政代表团也不例外。
当冯玉祥离开最后一次会议时，他的外事代表把他对斯特朗的书面问题的答复转给了她。他宣称对武汉政府和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绝对忠诚，还宣布他的部队将要改组成为国民党军队的一个组成部分。
斯特朗写道：“带着客客气气得来的胜利，火车向南驶去。我们这些旁观者以为联合成功了。”
仅仅几天之后，冯玉祥赶到了徐州，与那里的蒋介石也举行了会谈。最终，他选择了与蒋介石的合作。
隆重地开往郑州然后又隆重地返回汉口的专列，带回来的不过是一个合作的泡影。
宋庆龄开始了她的流亡。在乘坐轮船离开武汉前往上海之前，她在7月14日签署了一份声明。希恩说宋庆龄选择这一天有它的特殊含义。7月14日，正好是法国大革命时攻占巴士底狱的日子，她以此来表明她对革命的坚定信念。在声明中她说：“我心中对革命没有失望，我感到失望的是，那些领导过革命的人背离了他们曾经走过的路。”
宋庆龄的声明发表在7月18日瑞娜和威廉主编的《人民论坛》最后一期上，占了整个头版。但是，这期《人民论坛》根本没有与读者见面，汪精卫政府查抄了它。好在在这之前，瑞娜和威廉已经用电报将全文发至纽约，并在第二天发表在纽约的报纸上。全世界听到了宋庆龄发出的勇敢的声音。
一度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终于降下了帷幕。
1927年第18节 潮起潮落（3）
宋庆龄继续走她的路。
她和陈友仁、邓演达等组成的国民党左派流亡政府前往莫斯科。瑞娜与她同行，从上海乘船前往海参崴，然后穿越西伯利亚荒原。斯特朗和鲍罗廷同行，乘坐越野汽车穿越戈壁滩返回苏联。希恩也从北京赶到了莫斯科。
莫斯科车站上欢迎宋庆龄的场面十分隆重，但随着时日的增多，她渐渐感到了失望。流亡政府没有得到苏联政府原来答应的大力支持，斯大林也没有因为发生了“四一二”事件而改变其支持蒋介石的政策。他与托洛茨基的矛盾已经公开化，曾派往中国与孙中山会见过的苏联特使越飞自杀，无疑让宋庆龄感到寒心。随着十月革命十周年庆典的结束，对托洛茨基派的清洗便开始了。托洛茨基本人开始了他的流亡。
也感受到被冷落的瑞娜，在寒冷的莫斯科因病去世。
她的葬礼由希恩、斯特朗以及鲍罗廷的秘书安排。11月27日，星期二，这天是感恩节，正好是斯特朗的生日。
送葬队伍由大约一百人组成，他们从医科大学步行前往莫斯科火葬场。路程步行用了两个小时。送葬队伍穿过白雪覆盖的城市，夜色开始降临。灵柩上盖着一面红旗，六匹马拉着敞开的灵车，一支军队铜管乐队跟在灵车后面反复演奏《革命葬礼进行曲》和肖邦的《葬礼进行曲》，送葬者跟在后面。
希恩看到了宋庆龄：
孙逸仙夫人选择步行，走过寒冷而干燥的冬季街道，苏联政府为她提供的一辆在莫斯科专用的轿车缓缓跟在身后。她冻得厉害，裹着大衣还在发抖，但她没有离开队伍。她坚持要来与瑞娜告别，瑞娜是为她服务的一批年轻美国理想主义者中最早的一个，他们帮助她的早期社会事务以及后来岁月里的联合战线工作。她对瑞娜的真诚情感，明显表露在她的优雅面容上的悲哀和孤寂感之中。
斯特朗在葬礼上发表了演讲。她说：“我们美国人为仍然能够给世界战斗前沿阵地上奉献先锋战士而感到无比高兴；我们曾经为俄国革命奉献过约翰•；里德，现在又为中国革命奉献了瑞娜 。”
瑞娜亲自参加的轰轰烈烈的中国大革命降下了帷幕。她的生命被掩埋在黑暗深处，她的名字很快就将被人淡忘。在她无法看到的场景里，新的历史、新的人物又将走进人们的视野。
1927年第19节 宋庆龄：永远的美丽（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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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的中国，如果只评选一名男性世纪伟人，恐怕还会让人斟酌再三，难以取舍。而若论及女性，谁又能比宋庆龄更有资格当选？！
我这样说，不只是因为在二十世纪的八十年间，宋庆龄跨越了晚清、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等几个重要时代，并且在每个时代她都是引人注目的人物。更重要的是，在错综复杂的历史风云变幻中，她始终以自己的人格、气质、精神的美丽征服所有人——无论朋友或者敌人。随着时间的推移，二十世纪的一些风风雨雨可能会渐渐被人淡忘，但在来往穿梭的历史人物队列中，她仍将赫然耸立。她曾发挥的作用，她的优雅、朴素风格，她身上漫溢而出的精神的美丽，永远值得评说和欣赏。
在阅读外国人撰写的关于中国的作品时，这种感觉尤为强烈。还没有别的哪位中国女性，能像宋庆龄这样，赢得那么多的赞美，赢得那么多异国的男男女女发自内心的敬仰和热爱。
“你认为我们卓越的宋庆龄只是一支香溢全球的美丽鲜花吗？不，不，她是一头要冲破天罗地网的雄狮。”当1927年宋庆龄流亡欧洲后，见到过她的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发出这样的赞叹。
“她是我所知道的世界上最温柔、最高雅的女性。”这是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赞美。
“我认为，当时在上海，只有一个光辉灿烂、无与伦比的人物，她就是勇敢、美丽而又孤独的孙中山博士的遗孀。”这是海伦•；斯诺的赞美。
新西兰记者贝特兰说过这样一件事：“印度总理尼赫鲁的卧室里有两张女人的照片，一张是他已故的妻子，另一张就是孙夫人。”
这便是外国人印象中、视野中的宋庆龄。在革命的年代，她实在是革命与美丽的化身。
宋氏三姐妹宋霭龄、宋庆龄、宋美龄都在美国留学成长，但在美国人眼里，只有宋美龄最具美国性格，而宋霭龄和宋庆龄则更多地带有中国传统女性的特点。四十年代第一个直接采访宋氏三姐妹并在美国出版《宋氏姐妹》（The Song Sisters）一书的美国女作家Emily Hahn（中文名字：项美丽），在书中这样写到宋庆龄留学美国时的故事：
像姐姐霭龄一样，她总是显得羞怯和敏感，与美国化的美龄相比更像传统中国女性。这一点甚至在她还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