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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自《在中国的岁月》）
此时，他们谁又能想到，是这天清晨西安的石破天惊如此迅速地对北京的官方当局产生了影响。
当天夜里，贝特兰知道了西安发生的事变：
这天夜里，一个学生来找我，带来了一份仓促印出来的印刷品。“你听说了吗？蒋介石今天清晨在西安被东北军抓起来了。这里传说他已经被杀掉了。”
这同样令贝特兰为之一震。他急于知道事件的真相，更愿意能赶到西安在现场对事件的进展进行报道。对于一个二十六岁的年轻记者来说，对这样一个震撼世界的事件进行现场报道，无疑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贝特兰很幸运，他得到了斯诺的全力支持。斯诺正忙于撰写他的西行探险的文章，他鼓励贝特兰实现西安之行，并且答应贝特兰可以作为他的特约通讯员，通过他向《每日先驱报》发稿。于是，在斯诺的帮助下，贝特兰立即动身前往西安。
我只来得及收拾几件衣服，主要是毛衣和厚内衣，塞进帆布背包。然后匆匆去南城城根下斯诺家，去取一个装得鼓鼓的封了口的信封，上面没写任何地址。这是埃德加给我准备的，如果我有机会，就把它交给中国共产党的人。“把它装在贴身的荷包里，”他教我说，“我们不想让蒋介石的蓝衣社看到这个小玩意。”
如同一个传奇故事。在中国的外国人似乎总是不断地体验着类似的经历，冒险、刺激、兴奋，同时带给他们永远的满足。
火车徐徐离开北京。一切都无法确定。蒋介石命运如何？西安处在什么状况？一切都无法预料。贝特兰不会想到，当他急切地奔向西安时，还有另外的外国人也将以不同身份、经过不同途径前往那里。他们中间就有在事变的解决中角色最为重要的澳大利亚人——曾先后担任张学良、蒋介石私人顾问的端纳。
西安，一时间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石破天惊的一刻，正在改变着中国，乃至最终波及世界。
6
从时间上来看，在上海的德国姑娘王安娜，比在北京的斯诺和贝特兰，要晚知道西安发生的兵谏。她在回忆录中写到她是在12月13日读报时才知道这一消息的：
当我看到12月13日星期日的《字林西报》的大标题“西安叛变！蒋介石遭反叛分子逮捕！”时，真怀疑自己的眼睛是否看错了。
我一溜烟地跑回家里，一路上思潮起伏。西安，此刻发生了什么事呢？我远在千里之外，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却全然不知，这是多么可怕啊！从我的房间里传来乱哄哄的议论声。原来我的朋友们也被这个骇人听闻的消息所惊动，使他们平时星期日那种悠然自得的神态为之一改。我们盯着那则简短的报道看了又看，谈论它的含义及其他，大家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推测事件的始末。
她不能不为正在西安的丈夫王炳南担忧，他正担任杨虎城的秘书。几天里，王炳南没有消息来，报纸上也只有官方渠道颁布的消息，结果，各种传言弥漫上海乃至全国。她这样写道：“在上海，由于缺乏来自西安的可靠消息，毫无根据的流言与日俱增。由于旧中国报道的消息和数字大部分极不可信，即使只是臆测和预言，也像真的一样被广泛传播。人们不但不加怀疑，而且把它们当成事实。但这些粗制滥造的消息，只要稍为推敲，伪装就会剥落，毫无可信之处。”可是，在西安事变爆发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国正陷入这样的流言之中。
王安娜的这种感受，在身为记者的斯诺身上应该说更为强烈。来到中国已有多年，他对中国官方对新闻媒体的控制毫不陌生。尽管如此，因突发事件而出现的对新闻报道的严格控制，仍让他为之吃惊，甚至有一种切肤之痛。斯诺下面的这番话，描述出当年新闻封锁所带来的社会混乱状况：
南京切断了与西北的一切通讯和交通，西北的报纸和宣言都被检查官烧了。西安整天广播，一再声明不向政府军进攻，解释他们的行动，呼吁各方要有理智和要求和平；但是南京的强有力的广播电台进行震耳的干扰，淹没了他们说的每一句话。在中国，独裁政权对于一切公共言论工具的令人吃惊的威力，从来没有这样有力地表现过。
我本人的许多电讯都遭到大肆删节。我几次尝试要把西北的八点要求发出来，这也许对西方读者澄清这个谜有一点帮助，但是检查官一个字也不准发。许多外国记者本人对西北近况一无所知，轻信地把宣传工厂里所制造的一切谎言当做新闻。国民党及其追随者一方面竭力扣压真正的消息和事实。另一方面却向全世界发出一些愚蠢的谎言，使得中国更像是个疯人院一样的地方。竟有这样的消息：叛军把警察局长钉在城门上；红军占领了西安，洗劫全城，城墙上挂了红旗；张学良遭到自己部下的刺杀。南京几乎每天都说西安发生了暴乱。红军诱拐男女少年。妇女被“共妻”。整个东北军和西北军变成了土匪。到处发生抢劫。张学良要求给总司令付赎金八千万元。日本是张学良的后台。莫斯科是他的后台。他是个赤党。他是个鸦片鬼。他是个“死有余辜的忘恩负义之徒”。他是个土匪。
王安娜在上海接触到的传言与斯诺描述的情况相差无几。她每天处在传言此起彼伏的环境中。虽然几天后王炳南拍来电报报平安，但她仍然不能放心王炳南的处境，并且迫切希望投身历史现场。用她的话来说，她认为在西安有重要的使命等待着他们去完成。在那几天，她在上海的寓所，每天都有中国朋友聚集在一起分析局势。她表示了前往西安的决心。大家都予以反对。前往西安，路途遥远，加之局势不明，她一个女子，孤身一人，还要带着出生才两个月的孩子，是根本不可能的。
就在北京、上海乃至中国各地的人们对西安发生的事情内幕茫然不知的时候，远在英国的拉铁摩尔——这位后来出任过蒋介石私人顾问的美国学者，同样为中国发生的突变感到震惊，被视为著名中国问题专家的他，也根本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到底该如何对公众解释发生的一切。
我在伦敦时，著名的西安事变爆发了。
绑架总司令的消息一传来，我就接到《泰晤士报》和当地的共产党报纸《工人日报》打来的电话，他们都提出同样的要求：“你能不能到我们办公室来一趟，告诉我们中国正在发生什么事，它意味着什么？”我不得不给他们同样的答复：“我到你们办公室来没有用，因为我不能告诉你们任何事情。我知道的并不比其他任何人多。”这是我一生当中惟一一次同时被当地的主要代表官方立场的报纸和共产党报纸请求“开导”他们，每当想起这件事，我就有一种奇特的感觉。
的确如拉铁摩尔所讲的那样，对于整个世界来说，西安发生的事情，不只是涉及到某一国家或某一阵营，它实实在在震动着全世界，它所引发的中国政治格局、权力格局、战争力量格局的变化，势必影响整个世界。
1936年第31节 西安：石破天惊时（4）
7
真正走在西安事变漩涡中心、甚至影响着事态发展的外国人，在向人们走来。
他便是曾担任过张学良的私人顾问、时任蒋介石私人顾问的澳大利亚人端纳。端纳1903年来华，1946年病逝于上海，一生的事业都在中国展开。从结识孙中山参与起草《中华民国宣言》，到独家报道日本关于中国的二十一条秘密条款，从成为张学良的朋友和顾问，到受到蒋介石宋美龄的信任并担任其私人顾问，这位外国人在中国的四十多年经历，堪称叱咤风云，充满传奇色彩。如今，西安事变突发，他先后辅助的两位主人，正好是相对的双方。还有比这更能发挥个人作用的历史场合吗？从这一意义上说，端纳受到了历史的青睐。
如果说在二十世纪中国，西安事变可以看做是改变历史的最为关键的事件之一，那么，我想不出，还有哪一个在中国的外国人，能够超出端纳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分量？有谁能在历史关键时刻，像他这样扮演极为重要的调解角色，从而消解了一次迫在眉睫的国家危机？
当然，也有一些非常重要的外国人。譬如北伐战争时期的苏联顾问鲍罗廷，曾君临国共两党，被世界舆论视为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理人，实际决定着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譬如，曾经一度指挥过红军的德国人李德，其作战思想被认为导致中央苏区的崩溃……但是，在我看来，就个人在突发事件中的关键作用而言，他们仍无法与端纳相比。
斯诺对这一点的看法是客观而准确的。他说：
12月14日端纳先生的到达西安，是在朝向协议方面取得进展的第一步。这个澳大利亚人是总司令的“外国朋友”，他的非正式顾问，以前也为张学良担任过类似的角色。张少帅为什么邀请端纳而不邀请别人来亲眼看一看，向世人“保证他（蒋）的安全和舒适”？其中原因，对从侧面了解中国人的心理，颇有帮助。张学良知道，任何一个中国人在这样一场危机中担负这样的使命，他说的话是没有人会相信的，这南京也知道。但是如果是个外国人，由于是个“外人”，就可信了！
这便是中国的国情。一个外国人一旦确立其地位之后，就能够在中国政治中发挥重要作用。斯诺的分析，入木三分。类似的情形，可以说不只从端纳而开始，也不会随端纳而结束。
不能设想，如果没有端纳这样一个双方都能接受、都可以信任的人选前来斡旋，僵局会很快被打破吗？依蒋介石的性格，依中国人历来最爱讲面子的习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