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避避风，在此之前一般请别人指点“拔香头子”的全过程，如果不清楚“拔香头子”的过程，就不轻易去“挂柱”入伙，怕“挂”了以后就“拔”不出来了。
土匪的组织结构小股土匪的组织结构
任何一个集团或团体，为了能正常活动，发挥自己的功能，都必须按照一定的组织机制，在内部设置各种职务，形成某种体制。土匪自然也不例外。
土匪的组织结构，比起秘密结社相对要简单些，但与秘密结社又有相类似之处，即它的组织结构是模仿传统的中国家庭的。正象传统家庭中的家长一样，土匪头子的权威意味着一切，他代表匪帮发号施令掌握全部财产，并且委托其他成员适当分配财产。而小头目及普通土匪，则像传统家庭中的小辈，无权支配财产，得把自己的个人所得交给匪帮。
各地区土匪发展的规模是有差别的，如果以人数规模而论，有小股土匪、大股土匪，他们的组织结构自然不同。
一小股土匪的组织结构
小股土匪，指的是人数只有数人，十几个人，最多几十个人的土匪队伍。小股土匪一般由一、两个头领在地方拉起杆子，集聚数十人通过结拜结成匪帮，在相对比较小的区域内进行抢劫、勒索活动。小股土匪的组织结构比较简单，一般每股有一、二名匪首，是为头目，或称杆首，头目以下的均为弟兄，没有其它职衔了。
小股土匪一般是通过类似哥老会式的结拜仪式后形成的，这种结拜仪式在河南一带称为“孤庄”。据记载，土匪进行“孤庄”时，他们供奉的是关羽的牌位，牌位前陈设蜡烛等，桌子上则摆着上了子弹的勃朗宁、自来得手枪，准备拉杆为匪的众人按序分列站立。
活捉土匪头目
仪式开始，众人烧香磕头，口里念的咒语是：关爷在上，弟子某某在下，今晚“孤庄”我某兄弟，从此以后，互相扶持，对待众家兄弟，不准有三心二意，如果有三心二意，上前线炮打穿心而过，五狗分尸，肝脑涂地。念毕，朝关羽牌位三叩首，仍旧站在原位（《河南文史资料》第24辑，第171页）。然后由匪首发誓，为表示他的诚恳和耿直，他加念几句咒语。至此，一小股土匪队伍形成了。
这种以结拜兄弟组合起来的小股土匪，主要依靠首领与成员间生死与共的关系连结起来，匪首靠自己独特的魅力慑服匪众，他们大多武艺高强，勇猛善战，能保护部众，匪众在他们手下有一种安全感，匪众则以忠诚报效匪首。由于小股土匪人数少，且匪首和匪众相互比较熟悉，因而凝聚力比较强。小股土匪不是永久性的，而是季节性的，即除了极少数为人熟悉的核心分子，大多数匪众往返于匪帮和村社之间。农忙到来时，他们扔下枪杆子，到田里去干活；农闲时又拿起枪杆子回到匪帮中去，从事抢劫、勒索活动。例如，在江汉平原上，人们三五成群的、有数十人的土匪股称为“土土匪”。“土土匪”有的是二流子组合，有的是贫苦人民迫于饥寒而铤而走险结合起来的，他们初次为匪，一般尚未脱离生产。
走过麦田。小股土匪忙时为农，闲时为匪。
近世以来，特别是民国年间，小股土匪的活动遍布全国各地。据王汝桂、王赓熙的探报，1912年仅在河南的宝丰、舞阳两县，就有土匪股30余支（杜春和：《白朗起义》，第3～7页）。
东北的匪股更是不计其数。据不完整统计，“九一八”事变以前仅分布在吉林、黑龙江两省几个局部地区的百人以下的小股土匪就有75支。例如，活动在临江县境内的土匪有：“海洋”50人；“上山好”40人；“凤山”50人；“天下好”20人；“青山”20人；“海红”20人；“南鹰”50人；“长山好”50人；“新海龙”50人（王希亮：《土匪秘录》，第12页）。在热河省，从1919—1932年，为害地方的小股土匪有四木匠、黄司今、罗老耗子、王文法、王秃子等百多股（王振兴、邓一民：《热河匪祸》）。
土匪股都有自己的势力范围，不容许他人入侵，否则便会发生火并。实际情况是，匪股之间的夙冤非常普遍，但不到万不得已，土匪之间不会采取强烈的冲突，而处于冷战状态。
当面临官军的威胁，或者新的杰出的头领崛起等其他原因，分散活动的小股土匪也会联合起来，这样就产生了大股土匪帮。
土匪的组织结构大股土匪的组织结构
二大股土匪的组织结构
大股土匪，菲尔·别林斯里称之为“复杂的匪帮”。通常人数有几百、上千甚至超过万人的匪股，可以称为大股土匪。大股土匪的活动区域不再限于本地区，而扩展到更远的地区和省份。大股土匪多数是在联合或吞并小股土匪基础上产生的，也有的是能力较弱的匪首试图加入更有力量或更有前途的土匪队伍，这使土匪帮猛烈地扩大。例如，1923年5月“临城劫车案”发生后，从安徽、江苏邻近的山上下来的土匪一窝蜂地投奔肇事的山东孙美瑶匪帮，即使军警在这一地区设置警戒线后，土匪仍然试图强行进入。一个山东匪首吹嘘道，他可以在片刻之间召集4000到10000名部下。各地土匪之所以纷纷投靠孙美瑶，原因是孙美瑶部当时存在着被官军收编的极大可能性，结果使孙美瑶匪股大大地扩大了。
由于人数众多，大股土匪的组织结构也比一般土匪要复杂得多。
清衙门。大股土匪的组织结构和衙门很相似，上下有序，等级森严。
众多小股联合起来后，共推一位势力较大能力最强最有胆识的人为大头领，这在中南地区称为“总杆首”、“总驾杆”，在东北地区称为“大当家”、“大掌柜”，也称“大揽把”、“大瓢把子”等。川黔云贵地区则称“航把子”、“舵爷”，也称作“老摇”。
大头领对内有发号施令生杀予夺之权，对外有代表其所部接洽一切之权。此外，收入的分发、绑票赎金的商谈等重大问题，也是由大头领来作决定。
大头领之下，便是二头领，河南等地称之为“杆首”，东北则称之为“二柜”，还有的地方名之曰“二当家”或“二家子”等等。例如，1928年7月30日《时报》载，在豫西泌阳方城之间的母猪峡地方，有大股土匪张老六盘踞在那里骚扰地主，危害乡邻。张老六手下有十八股小土匪，每股均有头目。1913年8月白朗起义进入高潮时，他联合34支各有900人不等的股匪，总计二三万人，白朗被推为总秆首，以下白瞎子、宋老年、张起云、张建店、李鸿宾等34人则为杆首。
总杆首与杆首之间，当总杆首死亡或缺席的情况下，杆首中最突出者可以接替总杆首，以防止匪帮的瓦解。杆首们有权参与所有有关匪帮前途的会议，在作出决定之前，他们可以各抒己见，讨论所有的行动步骤。
川东匪首黄云卿
总杆首和杆首的关系是很不稳定的，虽然在归并或联合之前发过誓，并以兄弟相称。实际上组合起来的各个土匪团伙的成员在宣誓服从他们的总头目时，还保持着他们的个性，他们最终还都是忠于原来的头目，因此，小股土匪在必要的时候能很自由地脱离大股土匪。正如菲尔·别林斯里指出的：与其说是出于对组织本身负责的愿望，不如说是严峻的现实促使他们合并各自的武装，这一事实决定了他们之间并非可靠的同盟者（菲尔·别林斯里：《民国时期的土匪》，第127页）。
杆首们在口头上答应服从最高首领，但他们仍然小心翼翼地控制着自己带来的那批人马，当情况变得糟糕，他们有可能率领原班人马投靠更有前途的匪帮，或者将头领杀死。因此，近世匪帮中常常演绎着属下杀死头领的故事，正如有人指出的，一个匪首生活得如履薄冰。不可一世的“老洋人”就是被自己部下杀死的。
1923年11月，在官军的追击下，老洋人匪股开始南下，奔窜于豫、鄂、陕三省之间。由于昼夜连续行军与作战，匪众实在疲惫不堪，加上匪徒人数众多，无从就食，更导致人心浮动，怨声四起。1924年1月上旬，老洋人部被官军围困在郏县西北山中老爷顶，作垂死挣扎。老洋人脾气变得极为暴躁，动辄骂人、训斥人。一天，他通知众匪首来开会，大家刚刚坐定忽听老洋人大喝一声：“李二黑！”李二黑听了，连忙站起来。
老洋人继续对他吼道：“好你个小子，胆敢背我私通官军！”
李二黑竭力辩解道：“没有的事！”
老洋人根本不信，说：“想瞒我老洋人，你是瞎了眼！给我拉下去砍了！”
这时，匪首丁保成等纷纷起身为李二黑求情，老洋人根本不听，说：“这不干你们的事，谁也不许坏了我的规矩！”
其实，李二黑是私通了官军，而且这是丁保成一手策划的。原来，丁保成见官军围困日紧，硬拼下去只是死路一条，便想走招安之路，并向老洋人试探了几次，但因为老洋人过去被收编后，多次为官军暗算，所以根本无意于招安之事。丁保成只得转而与其他几名有同样想法的匪首商议，大家认为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暗中先与官军谈起来，事成之后，老洋人也许顺水推舟就答应了。若他执意不从，或者放他一个人走，或者干脆逼他就范，迫不得已时也可动武。不料奉派去与官军接洽的李二黑的行动，为老洋人察觉，但又认为这仅仅是李二黑的行动，因此他丝毫不从众人之意，执意要杀李二黑。而丁保成见老洋人如此顽固，也很愤慨，便大声道：“既然如此，咱们散伙！”
老洋人大怒，拔枪想打丁保成。只听“砰”地一枪，却是老洋人应声倒地。原来，另一匪首早已暗中持枪在手，一见事急，便举枪将老洋人击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