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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土匪又怎么会供奉十八罗汉的呢？达摩老祖和十八罗汉又是什么关系？据说，十八罗汉是由十六罗汉演变而来。十六罗汉是释迦牟尼的弟子，受佛陀的嘱咐，担任护法，不入涅槃。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十六罗汉被加以增添，成了十八罗汉。具体添了哪二位，众说纷纭。其中一说是“达摩波罗”和“布袋和尚”。也许中国人认为，十八这个数字最为吉祥。
古人以九为天，一天一地为十八。生于天地之间，纵横驰骋，自在逍遥。这确实比较符合人的心愿。可是，佛陀的护法十八罗汉与烧杀淫掠的土匪有何牵连？为何会被土匪奉为神祗？
有人推想，土匪崇拜十八罗汉，多半是为了求得他们的佑助。土匪的生活吃惊受吓，生死无常，朝不保夕，每日里像提着脑袋一样东逃西窜，不得安宁。因此，匪徒们对于厄运的恐惧和安全的渴望特别强烈。既然十八罗汉是受人供奉为众生作福田的，而土匪也忝列众生之间，自然希望得沐甘霖。这样，十八罗汉就很容易成为精神空虚、神经紧张的土匪们的精神寄托，从而作了他们的崇拜偶像。同时，十八罗汉是一个集体，行动起来是一个整体。从“集体性”来说，也特别适合土匪的要求。而且，十八罗汉中的布袋和尚，也就是弥勒佛，原在民间就备受崇奉，享尽香火。人们认为，他的大肚子非常灵验，摸一下，就可以免祸消灾，保佑平安。这对土匪来说，自然非常需要。因此，东北匪帮中的匪酋，常在胸前挂个弥勒佛像，以求吉样平安。
另外，民间还有十八罗汉“杀富济贫”、“普度众生”的传说。
从前，有一户人家，兄弟十八个，家境贫寒，难以过活。娘就说：“你们兄弟都出外谋生吧。一年后回来，我看你们都学会了什么道理和本事。”于是，兄弟们外出游走一年。所到之处，穷人多富人少，富人不知稼穑却吃喝玩乐，穷人受苦受累依然忍饥挨冻。他们回来对娘说：“天下不公平，富人太富，穷人太穷！”娘问他们想怎么办？他们说：“世上什么行业都有了，就缺一个杀富济贫的行业！”娘说：“可你们一杀人，人家不就认出是我的儿子了吗？”兄弟们说：“我们都戴上面具，再插上些毛，象长了长胡子一样，别人就认不出我们是谁了。”于是，他们化装好，就去杀富济贫了。所以，民间称他们为“胡子”。后来，由于他们长期隐迹山林、寺院、青纱帐里、大车店中，不能理发修须，一个个长发披散，胡须飘胸，就真成了“胡子”了。
这个传说自然是牵强附会，但打家劫舍的勾当，既然是由名满天下的十八罗汉首先开创的，其口号又是冠冕堂皇的“劫富济贫”，土匪们当然可以理直气壮，肆意横行了。这样的祖师自然值得顶礼膜拜，奉为神灵。匪帮中有首俗歌就是明证：“西北连天一片云，天下耍钱一家人。清钱耍的赵太祖，混钱耍的十八尊。”其中的“十八尊”就是“十八罗汉”。土匪们开立山堂，要把十八罗汉请来证盟。出门抢劫，中途迷路，也向祖师爷求问吉凶，其军师拿着帽子或四角叠好的手巾，把帽子的某一方向定为“开门”，拿在手里，口里念着“十八罗汉各位仙爷，给俺指指明路。队伍拉出去了，供奉你各位仙爷。”说完，将帽子或手巾一扔，帽子的“开门”对着哪个方向，或手巾角开的方向，即为吉途，可以行走。土匪拦路抢劫时，保镖的若是明白人，就会恭敬地说声：“达摩老祖威武！”土匪一听，知道不是外人，就会说：“西北悬天一枝花，十八罗汉始当家！”接着客气地让行。另外，土匪们在“挂柱”（入伙）或“拔香头子”（退伙）时，要“栽香”十九根，其中前三后四、左五右六共十八根，代表十八罗汉，中间一根代表大当家的。“拜香”时要念着“十八罗汉在四方……”等词句，以示虔诚。
2、盗跖、关羽、宋江
此外；也有一些地方把盗跖、关羽、宋江等奉为祖师，加以崇拜的。盗跖，古称“盗贼之圣”，先秦时期著名盗匪。他主张为盗匪应遵循五项原则：即“圣”、“勇”、“义”、“智”、“仁”。所谓“圣”，是指打劫前，只凭感觉就可以准确猜度室内财物；所谓“勇”，是指肆行劫掠时，要争先恐后，勇往直前，不畏牺牲；所谓“义”，是指撤退时，应先人后己，争着留在后面打掩护；所谓“智”，是说在劫掠烧杀时，要善于把握时机，适可而止；所谓“仁”，是说劫后分赃时，要体现出“平等”和“博爱”的精神，使匪徒各得其所（参见冬煤《中国匪人》，第157页）。
能够总结出这些原则来，确实不愧为“千古盗贼之祖”，值得后世为盗匪者的崇拜和奉祭了。唐朝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九“盗侠”条载：“高唐县南有鲜卑城，旧传鲜卑聘燕，停于此矣。城旁有盗跖冢，冢极高大，贼盗尝私祈焉。齐天保初，土鼓县令丁永兴，有贼劫其部内，兴乃密令人冢旁伺之。果有祈祀者，乃执诸县案杀之，自后祀者颇绝。”
关羽曾与刘备、张飞“桃园结义”，立身行事，可谓“义薄云天”。土匪们生活在动荡不安的环境中，生死难测，特别需要讲究江湖义气。有些地方的绺子建有武帝庙，并写上对联：“有一片忠心方可入庙，无几分义气何必焚香。”江汉地区的土匪入伙举行结拜仪式——“砍香”时，要用红纸书写“关羽圣帝君神位”，供于堂前，入伙者当神位前拈香三柱，宣誓效忠，誓词念毕，将香砍成两截，表示如若背弃誓言，一如此香。其上香咒语中也有“今晚兄弟同盟誓，愿学关公结义缘”的词句（参见朱国南《我所知道的江汉平原的土匪》）。
四川地区的土匪举行大典时，要行“安圣”仪式，由红旗管事司仪，龙头大爷升坐主盟，音乐齐鸣，迎接圣驾；行拐子礼，颂赞词，再由两位二哥捧关羽牌位安放上面，接着还要安位、焚香、上祭、开光、点像等。（参见鹤年《旧中国土匪揭秘》，第99页；中国戏剧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
河南地区的土匪“孤庄”（结拜）时，供奉的也是关云长。结拜之人在关老爷塑像面前，依次烧香磕头，燃表念咒，心意诚恳，仪态庄严（参见姚文蔚《匪窟余生记》）。
宋江，在民间和绿林向来享有盛誉，号称“替天行道”、“杀富济贫”。四川土匪的开立山堂，即是仿效梁山泊忠义堂聚义之事，供奉宋江和关羽的灵位。一些地方土匪的插香堂上写着这样的对联：“敬请祈仁须有梁山义，求心异姓要学桃园忠。”《两般秋雨庵随笔》卷一“世俗诞妄”篇也有“济宁有宋江庙，为道者尝私祈焉。”的记载。
青海地区的草原土匪则信奉“妥保久期木” 十三位高山之神。每次行动前，他们都要进行“煨桑”祭神活动，祈请神灵的保佑。行动方向要看桑烟流向而定，桑烟南流到南边抢劫，北流则北向出击，因为这是山神指引的方向。抢劫成功后，要宰杀一些牛羊放在火堆上烧，以答谢神灵的佑护，这叫“煨红桑”（参见赵清阳《草原土匪如是说》）。
通过以上的介绍，我们已经对土匪的神灵崇拜有了初步的了解。那么这种神灵崇拜是否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宗教呢？答案是否定的。
我们先来看看，什么是宗教？宗教，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式，它是在异己的外部力量的压迫下产生并虚幻地反映这种力量的一种信仰和实践的体系，是以信仰超人间力量的社会意识形式为核心的观念、情感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行为和组织与制度所构成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它的共时态结构包括宗教观念、宗教情感、宗教行为和宗教组织与制度四大要素。四者缺一不可，否则，就无法构成一个完整形态的宗教。而土匪的神灵崇拜只具备其中的某些要素，如观念、情感、行为，它缺少严格的组织与制度。因此，它只能说是宗教的一种不成熟、不系统的畸形存在形态，是准宗教，或者说是具有某些宗教特质的神灵崇拜。
二者有许多共同之处，比如，它们都信仰虚幻的超人间的神秘力量，并将其视为现实世界的主宰，消极地期待它来改变现实，这种态度都是非经验、非理性和非科学的；它们都是一种长时间存在的特殊的社会意识现象；都有各自的有关行为规范、禁忌以及与之相关的一套礼仪、祭祀、祈祷等。但二者的区别也相当明显，宗教是社会历史中的一种综合性的文化体，它是属于上层建筑的一种完整的社会现象，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在千百年的延续和发展中，它不仅创立了系统完整的宗教教义和神学理论、积累了堆积如山的经典著作，而且形成了严格规范的礼仪戒律、统一严密的组织团体、等级森严的教阶制度，以及虔诚坚定的固定信徒。相比之下，土匪的神灵崇拜则简单得多，它既不是独立的世界观，也不构成特殊的意识形态，它主要是一般的神鬼意识，是在某些范围内相信超人间力量存在的一种普通信仰。它不对整个世界及人类的基本问题发生兴趣，也没有系统的思想和学说。再从目的和功能上来说，宗教的崇拜行为祈求的是非现实性的终极目标，诸如灵魂的拯救、来世的幸福、生存的意义等；而土匪的神灵崇拜则功利性非常明显，他们所祈求的往往是某一次打劫行动的成功与否，或者能否逃脱官兵的追捕等，从不关注来生如何，灵魂得救等太过遥远的问题。因此，我们说土匪的神灵崇拜不是宗教。
二 圆梦与占卜
圆梦与占卜是匪帮中经常进行的迷信活动。为了对此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