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就比国外逊色得多。尽管如此，这个材料互证的方法仍然适用于中国。
四、考古方面：无论中外，历史年代学之所以没有得到一个公认的结论，其重要原因就是缺少地下考古发掘的证明。尽管在田野考古学方面，中国起步较晚，但在建国后的近50年里，发展迅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一时期被公认为中国考古的“黄金时代”。在这些田野发掘资料中，文字记录都是中外倍感兴趣和重视的凭据。如国外的碑文、纸草或泥版文书，中国的金文、甲骨文等。只是记录这些文字的材质有所不同。国外的文字多记录于石碑和纸草、泥版上，而中国多记录于青铜器、竹简、甲骨上，真可谓大同之中又有小异。
正是有了以上这些异同，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方法和途径也就注定不能全盘照搬国外的范例，而只能在充分吸收和借鉴国外年代学研究条件和经验的基础上，按照中华民族文明的特色，走出一条独到的研究和探索之路。或许正因为如此，中国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途径和手段以及将要获得的成果，在构筑起华夏文明大厦的同时，也必将对近东与西方古典年代学的研究有所启示，并对整个世界历史年代学研究作出非凡而独特的贡献。
同国外在年代学研究中极其重视古代文献一样，为了提高研究的整体性和科学性，夏商周断代工程设置的第一个课题就是“有关夏商周年代、天象及都城文献的整理及可信性研究”。负责这一课题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先秦室主任杨升南和副主任罗琨。
课题组受领任务后，首先要对从先秦至清代文献中有关年代、天象资料进行全面系统的辑集，建立计算机资料库，供研究者长期检索研究。与此同时，在大量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对文献所载夏商周积年、诸王世系、在位年数及编年研究中的定点定位等问题进行异说排比，分析研究造成分歧的原因，判定其中比较接近史实的记载，为夏商西周编年研究和天文年代学研究提供比较坚实的依据。经过罗琨、王贵民、张永山、曲英杰等学者的努力，先后从浩如烟海的古代文献资料中，对近400种古籍进行了普查，从中选录出有关三代年代和天象记载的史料总计30余万字，录入计算机，使资料库得以建立并投入使用。负责夏、商、西周编年研究的南开大学历史系主任朱凤瀚和北京师范大学彭林教授，在全面汇集有关典籍文献的基础上，对有关夏、商、西周诸王世系与在位年数、积年的诸种说法进行了深入研究、辨析，找出了不同说法的分歧所在，说明各种说法的可靠程度，去粗取精。同时对文献中反映出来的不同的纪年体系进行科学分析，解释其编排依据并加以鉴别，然后将这些研究文献编辑成书予以出版。由彭林主要组织和编辑的《武王克商之年研究》和以朱凤瀚主编的《西周诸王年代研究》两部专著，为整个夏商周断代研究，特别是为《夏商周年表》的编排提供了重要的文献依据。
第一章 直面历史的遗产（7）
从罗琨等学者选录的传世文献中可以看到，夏商周三代的历史记载枝蔓繁杂，神话、传说、史实和揣测交织在一起，尤其在年代的划分上，更是众说纷纭，形同一团乱麻。但若从传说的古史和科学的古史两个系统仔细分析研究起来，还是可以看出整体的脉络，特别是从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的《史记》中，更能看出夏商周三代的概况。
关于夏代之前的历史，不仅社会生活的一般状况极其模糊，连时间、地点、人物及世系等诸要素也是云遮雾罩，难窥真颜。司马迁收罗各家异闻传说，把那些远古的人物事迹如黄帝、炎帝、蚩尤、颛顼、高辛（喾）、尧、舜等等三皇五帝加以梳理编排，统统归入《五帝本纪》，权当《史记》的卷首开篇，接下来就是对夏商周三代及其以后历史的叙述。
按照《史记》的说法，夏的第一位帝叫禹，之前是舜和尧两位帝，他们都是五位古帝的后代。据历史留下的文献资料看，尧号陶唐氏，都平阳，居地在西方；舜号有虞氏，生于诸冯，卒于鸣条，从地理位置看应属于东方。禹的父亲鲧，居地在崇，崇即嵩，应为河南嵩山一带。禹原住在阳城，后都阳翟，这两个地方后世学者大都认为应在河南偏西地区。如果从三皇五帝到尧、舜、禹等几位重量级人物对后世留下的影响来看，禹的名声最大。同许多古老民族都说远古曾有一次不可抗拒的天灾——洪水一样，据说在帝尧之时，也遇到了波浪滔天的洪水，搞得天下人民苦不堪言。为了治理洪水，让百姓安宁，帝尧让鲧主持治理，结果9年而无功，洪水照样泛滥成灾。尧一看这种状况，不得不另请一位叫舜的高人出面没法。舜得到重用后，以天子的权力四处视察灾情。结果发现鲧搞的那一套以堵为主的治水方法乱七八糟，压根不能凑效。为树立朝廷的威仪尊严和平息小老百姓们的哀怨之气，年轻气盛的舜一怒之下将鲧杀死于羽山之野。此举令天下百姓为之叫好，都认为杀得好，杀得及时，大快人心。事过之后，可能舜感到自己对鲧的问题处理有些过火，心生惭愧，遂产生了同情弥补之心。或者禹本身在道德、才能等软件和硬件上都具备了为官治水的条件，并有幸落入舜的法眼。未久，舜就举荐鲧的儿子禹出来继承其父的事业，治理仍滔滔不绝，泛滥成灾的洪水。
禹上任之后，想到自己的老子治水不成被砍头的事。为了保住肩膀上那个圆圆的且散发着温热的肉球。乃劳心焦思，吸取以前失败的教训，改堵的方法为疏导、疏通之术，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令益予众庶稻。在外奔波13年，三过家门而不敢入，深怕一不小心被身首异处，落个死无葬身之地的悲惨下场。经过一翻艰苦卓绝的折腾，终于使洪水的治理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于是天下太平，禹也自然成为后世备受人们崇拜和赞颂的一位神人。
当时与禹同时治水的还有一位叫伯益的非凡人物，传说伯益最早发明了凿井之术，有了井，人们便可以离开经常泛滥的河流，到不受洪水所害的地方居住和生产，人身安全和农业的发展都有了保障。差不多也在这个时期，有一个叫奚仲的人发明了车，车的发明是古代社会生活中一项革命性成果，这个成果无疑对生产力的发展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
按一般的说法，黄帝以下诸帝，部落联盟逐渐扩大，战争也变得频繁起来。到尧舜禹时期，存在着以黄帝族为主，以炎帝族、夷族为辅的部落大联盟，到了禹做大酋长时，对苗族的战争获得了较大的胜利，使当时势力最大、战斗力最强的苗族和黎族被迫退到长江流域，黄、炎族开始占有了黄河中游两岸的中原地区。从流传下来的史料可以看到，神农时用石头做兵器，黄帝“以玉为兵”，到了禹的时候则用铜做兵器。如此迅猛发展的生产力，奠定了伟大灿烂的华夏文明的基础。
在流传下来的中国最早的史书《尚书》中，尧、舜、禹的帝位传承是采取“禅让”的制度。当尧在帝位的时候，咨询四岳（姜姓，炎帝族），四岳推举虞舜作继承人。舜受到各种考验后，摄位行政。尧死，舜得以正式即位，而即位后的舜像先帝尧一样，是位道德高尚的谦谦君子，依例咨询众人，听取各方意见，最后推选禹为自己的继承人。舜死，禹继位。继位后的禹仍照过去方针办，依原有的制度，将皋陶（偃姓，夷族）作为自己的继承人。想不到这位皋陶未来得及即位就一命呜呼，撒手人寰。众人与悲痛中又推举皋陶的儿子、曾发明凿井术的伯益为继承人。想不到历史总是和皋陶父子过不去，当禹死后，应该继为帝的伯益正在梳洗打扮，穿衣戴帽，未来得及登常入室蹲坐大位，蓄谋已久的禹子启，就率领一帮狐朋狗友和私人武装，发动了一场反革命政变，将伯益的衣服扒光，帽子打掉，于慌乱中踏着流淌的鲜血进得厅常，爬上大位，自称为帝。从这次政变开始，原来的“禅让”制度被废弃，“公天下”从此变为“家天下”。这一重大历史性转折，影响了以后几千年中国的政治制度，自此历代帝王都以“家天下”为己任，世间的一切再也没有小老百姓们什么事了。
第一章 直面历史的遗产（8）
自启篡位之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私有财产的不断积累增多，启之后的政治集团和所属部落渐渐强盛于众小邦之上，各种制度日趋完善和巩固，原来的部落联盟渐渐向国家过渡，因而，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夏王朝形成了。
往事越千年
从历史记载看，夏代从禹开始至最后一个帝桀终结，共为17世，总年数为471年或431年，其世系表为：
就在夏王朝建立并走向鼎盛的时候，在东方一个称为商的小国也在崛起。据司马迁《史记》载，商的始祖名叫契，母亲简狄是帝喾的次妃，这位简狄在沐浴时遇到一只玄鸟下了一个蛋，简狄拾起来吃了下去，从此怀孕，之后生下了契。
尧舜时，契因帮助大禹治水有功，被封为司徒之职，其封地在一个叫商的地方，因而称为商族。
契死后，他的儿子昭明继位，昭明死，其子相土继位，相土是一位武功烈烈的国王，曾发明了马车等运载工具，其势力曾一度达到“海外”。当商族迈入文明的门槛时，产生了一位著名的商王，名叫王亥。相传，王亥在马车的基础上又发明了牛车，大大提高了车的功用，给人类的生产运输以及交通都带来了极大方便。据记载，王亥曾驾着牛车，用帛和牛当货币，在部落间做买卖，后来到了一个叫做有易的部落进行贸易，受到当地人的盛情款待。像大多数后世暴发户一样，腰包鼓起，志得意满的王亥于得意中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和处境，竟以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