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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美妙的战略目的在于分裂反纳粹联盟。他死抱住这一点不放。潘维茨是相当低能的：这是一个正统出身的纳粹党人，头脑里装满了他那种所谓优秀民族的优越感。他很知道我是个犹太人，由于愚蠢地鄙视别人而瞎了眼睛，低估了自己的敌人。显然是因为陷入完全不自觉和中了假情报的毒，才会想象到“红色乐队”的战士竟然想到同纳粹分子同流合污。我们所进行的斗争是一场生死搏斗。但是，潘维茨之流是不可能理解的。
希姆莱得悉潘维茨的计划，认为派个掮客到莫斯科去太危险了。潘维茨告诉我说：他害怕共产主义对一个牢靠的纳粹党人的吸引力。“红色乐队’柏林组的成员这个事例在他的心目中记忆犹新。象波森和哈纳克这样的人竟然成为“苏联特务”，一些在社会上十分得意的人，毫无经济上的顾虑，却投身于反对纳粹的斗争，这是盖世太保的人无法理解的。
潘维茨并不灰心。他向我提出另一个建议，这一次是促请情报中心派一个代表来巴黎。我毫不犹疑，甚至还假装十分赞成，回答说；我认为这个计划完全行得通。肯特也被问及这事。他咬定说；这个计划完全是空想。就象一个钟摆向两边摇晃一样，肯特又回到背叛的路上。他想向新主子表示忠诚，又倒向对面的阵营。他的老婆眼看要临盆了。他不是那种愿意牺牲家庭安宁的人。最后，还是我赢了。我对潘维茨解释说，如果继续把肯特也拉入“大赌博”，那么，全部事情就会成为一场闹剧。
于是就给情报中心发了一份详细的电报，解释说，有一部分军官希望同莫斯科接触，同时建议俄国人派一个使者来·德国人这儿。这个计划颇有进展，已经准备在埃德蒙·罗杰街3 号卡茨以前住的地方接头，约定每十天一次我在那里等候莫斯科派来的人。
别动队狂热地准备接头。潘维茨没完没了地讨论这场戏怎样演法。我同伯格一起去进行第一次接触，筹备主要的会晤；潘维茨担任柏林组代表的角色。为建造这座空中楼阁，他所表现的热情是很滑稽的。豺狼披上了牧童的斗篷。布拉格的刽子手扮演同莫斯科的斡旋人！ 为迎接这次“历史性的会晤”，潘维茨忙个不停，竟想扩充那些在中立国抓过来的电台。奇怪的是，我发现他不用瑞士的拉多情报网。原来是因为席伦堡对拉多问题掌握了主宰大权，可惜他在前线。这说明了他同潘维茨的顶头上司盖世太保——缪勒闹暗斗闹得多么激烈‘。纳粹德国的帮派，斗争起来，就顾不上第三帝国的利益了。我有这方面的证据：当时，席伦堡派了两个人来到巴黎，要求向我和肯特查问拉多情报网的情况。潘维茨明确地向我表示我完全不必讲出我所了解的情况。
潘维茨的野心是要打进瑞典和土耳其的苏联情报网，以便扩展“大赌博”。在商业公司‘橡胶王”的掩护下，格罗斯沃格尔和我在丹麦，瑞典和芬兰曾为进行活动打下了基础。
要恢复这些联系，全靠格罗斯沃格尔和我。我们便设法破坏潘维茨的企图。
这个时期，情报中心要求提供的情报主要是关于意大利在墨索里尼倒台后的情况，也是这个时候，柏林各个方面设法同西方取得接触。艾伦·杜勒斯当时领导美国的情报机关，在瑞士同几个德国使者会晤。多亏“大赌博”，情报中心得悉这件事。
至于潘维茨呢，他愈来愈心神不定，等候情报中心派来的人。这条错误的线索要使他大失所望，莫斯科的使者根本就没有来。这一点我是知道的。我也知道，事情闹来闹去，最后就只是我捞到了去几趟埃德蒙·罗杰街3 号。
8 月底，我到那所住宅去，过去我曾在那里同热情的卡茨一家人亲切地度过多少钟点，现在却变成陷阱，雷希曼成了饵儿。但是饵儿放久发霉了，猎物却不来。
雷希曼看见我走进屋子，没有勇气走过来，他远远地站着，眼睛始终望着地下。我一边“等候”情报中心的使者来临，一边不停地想着雷希曼，艾弗雷莫夫或者马蒂厄怎样滑到叛国的道路上的。他们所走的道路，各人不同，但是他们都滑下去了，结果就在眼前：他们出卖了同志。潘维茨对他们的看法和态度是各不相同的。马蒂厄是一个“体面的”合作者，艾弗雷莫夫自以为选择了乌克兰的国籍，但是雷希曼呢，他在“主子”的眼中是最下等的。不论他做什么事，在超级种族主义者潘维茨看来，他只是而且一直是一个肮脏的“犹太佬”。
潘维茨仓促离开即将解放的巴黎时，并没有忘记这些差别。这个败北的刽子手在退却时记起了从第三帝国所接受的优越性教育：那就是对犹太人刻骨的仇恨。马蒂厄得到报酬——一点不错！——并给打发走了。他效劳得好，背叛得好，应该得到背叛的报酬和“自由”。乌克兰人艾弗雷莫夫也有权得到某种优待：人家给了他假证件和足够的钱，逃到拉丁美洲去。雷希曼则被关在比利时的监狱里，他不明白，一个犹太人，即使出卖自己人，在纳粹的眼里，也永远不能自赎。
过了十天，根据潘维茨的计划所约定那样，同时继续等候莫斯科使者来临，我们又到埃德蒙·罗杰街3 号去。卡茨陪我们去。这时，雷希曼最后一次挣扎想再浮上来。他把卡茨拉到一旁去，托他告诉我，他知道我们继续斗争，对自己的态度很后悔。他为自己辩解说，当时是因为他的妻子和儿子受到要挟，另外他的上司艾弗雷莫夫变了节，出卖了他和其他人。现在他准备作点事情，将功折罪……卡茨假装不明白什么意思。
要再信任他是不可能的。他已经背叛了一次，明天，只要机会一到，他又会背叛的。他亲手把一切出路都堵上了。
一个人落到敌人手里，就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在投敌和抗敌之间，有一个不可逾越的鸿沟，无法从这一边到那一边去。
第二十五章“大首长逃跑了！”
1943年9 月。这一天，威利·伯格到纽伊我被囚的地方来看我，他是常常来的。但是，他一走进来，我就发现他的神情有点异样。他的样子十分慌乱，好象刚刚听到什么不寻常的消息。我觉得很奇怪，虽然我小心翼翼不露出担心的表情，但已经觉得不安。果然，他告诉我的事情吓得我手脚冰凉：“真不得了！杜瓦尔被捕了！”
在我士月份的报告里，我特别着重要求包利奥尔（ 杜瓦尔） 高飞远走。对他的搜捕一直不断，但是，夏初的时候，我从可靠方面知道，德国人已经失去了他的踪迹。他怎么会落入盖世太保手里的呢？ 我很沮丧。伯格很快就给我说明了：包利奥尔是8 月13日在巴黎北郊皮埃尔雍特被捕的。几天之前，共产党的一个电台落入盖世太保手里，有一个发报员逃脱了并同包利奥尔联系。虽然事情蹊跷，但是包利奥尔居然答应见他，于是……便落入为他布置好的圈套里。
但是，盖世太保并不那么清楚是在同谁打交道。从1940年起，包利奥尔是地下共产党一个最能干的党员。他领导电台业务，同时同“红色乐队”保持联系。就是他培养无线电讯员，又是他建立了好些发报台，除此以外，他还负责朱丽叶和党领导之间的联系。在1 月份的朱丽叶事件中，他起了主要的作用；他收到了发给情报中心的材料，接着便把这个宝贵的包裹送到党组织去。另外，自从1941年12月13日在阿特雷巴德街抓人以后，他同格罗斯沃格尔建立了一个特别组，负责查证在比利时以及在法国“红色乐队”各组中发生的损失。最后，在我被捕前，我同他规定了一些联系的办法，足以揭穿别动队对情报中心进行的破坏活动。因此，他是了解“大赌博”的。
从以上叙述，可以看出包利奥尔起了多么大的作用。他被捕后步步为营，一口咬定，他只不过是个机械师，是个下级人员。不幸的是，到了月底，别动队的特务在检查可能属于共产党的人的名单时，发现了包利奥尔的照片，这才知道逮捕了那个著名的杜瓦尔，本来，已经暂时放弃追捕他了。
损失是重大的。我很了解包利奥尔，确信他会牺牲自己的性命。然而，尽管有勇气面对等侯着他的折磨，但能忍受到什么程度呢？ 谁能保证在酷刑下，他不会松嘴说出一个名字呢？ 因此，一方面，我继续完全信任他，同时，做好准备，准备我所建立的一切全部垮台，我自己的“赌博”完全露馅儿。
我几乎用不着问伯格便从他那儿打听到包利奥尔受到哪种拷问。不幸得很，我的担心得到了证实：这就是无法忍受的酷刑加上和蔼可亲的谈话，分量是算得那么恰当。刽子手反过来复过去老提出一个问题，这个基调是他们认为至关紧要的：关于我和“红色乐队”其他人员被捕，共产党领导告诉了莫斯科些什么？ 他始终如一地回答说，他收到小包的包裹，次数很少，他从来没有打开过便把它们交给一个他不认得的联络员。他咬定说，他的全部活动只限于在朱丽叶和上级之间充当中间人。
无论说服工作也好，酷刑也好，要挟也好，都不能使他改口。他顶住了。别动队威胁他说要逮捕和枪毙他的妻子海伦娜和女儿……全是白费劲。这个了不起的人，这个出众的战士，整整一年，同行刑手进行斗争，寸步不让。一年来遭受盖世太保的拷问，而潘维茨和他的特劣完全知道他们的俘虏多么重要，因此从不放弃希望有一天终于能逼得他招供。
1943年9 月初的日子，我是在焦虑不安之中度过的，对包利奥尔的英雄行为一无所知。无论白天还是黑夜——